1982年有人提出應該為熊大縝平反，呂正操表態贊同：他是個好同志

1986年10月，河北省委根據調查取證的大量事實，做出關于熊大縝特務問題的平反決定。

為熊大縝平反，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錢偉長、呂正操、張珍等人極力呼吁并推動的情況下才促成的。

不過，網上很多資料說是從1979年開始，呂正操就提出要為熊大縝平反，這其實是不對的。根據現有的資料考證，最早提出為熊大縝平反是在1982年12月。

圖|熊大縝

從提出為熊大縝平反到最終獲得平反，前后歷時四年多時間，可想而知，這期間經歷的困難。

之所以為熊大縝平反十分困難，主要原因在于此案當年不少親歷者，都對平反明確表示反對：

一是殺害熊大縝的史建勛，根據網上資料稱，他有個親戚在80年代初任河北省委常委，此人極力阻撓冤案平反。
二是原冀中軍區供給部政委王文波、鋤奸部部長羅文坊等人一直不同意熊大縝平反，還到處寫信寫文章吹噓自己如何破獲發現“熊大縝特務集團”。

為什么要強調上述兩個原因？其實正和本文內容有關。

1

呂正操將軍是當年熊大縝一案的親歷者。

抗戰爆發前，當時還在東北軍的呂正操便與中共黨員接觸，他贊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后來追隨張學良參與了西安事變，后因所轄647團受中國共產黨影響而被國民黨當局拆分，呂任新編691團團長。抗戰爆發后，因691團所屬的萬福麟部53軍要撤離華北，呂正操下定決心脫離東北軍。

1937年5月，呂正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圖|呂正操

1937年10月4日，呂正操在在晉縣小樵鎮率領53軍691團脫離東北軍，繼續留在冀中地區參加抗戰。呂正操的人民自衛軍發展很快，至10月底就已經發展至5000余人。

為了部隊更好的發展，呂正操與晉察冀軍區取得聯系。

1938年5月，根據晉察冀軍區命令，呂正操所部成立八路軍第三縱隊，并成立冀中軍區，呂正操任冀中軍區司令員兼八路軍第三縱隊司令員。

冀中軍區成立之初條件很困難，不光是財力上的困難，同時還有人力上的困難。

張珍當年在冀中軍區第二軍分區擔任參謀長期間，曾遵照司令員呂正操的指示，在北平、天津、保定之間建立秘密交通站，負責為根據地延攬人才，并運送當時較為緊俏的物資到根據地，比如根據地急需的藥品、化工原料以及無線電器材。

張珍過去在輔仁大學當過助教，因此他動員他的老同學孫魯和自己一起工作。孫魯則動員了當時在天津的熊大縝為抗戰工作，熊大縝還未進入根據地之前，便在平津兩地積極為冀中軍區辦事，幫助根據地籌措抗日物資。

同年秋，孫魯返回天津，在見到了熊大縝后，便立即動員他也為冀中根據地工作。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的熊大縝也面臨多重選擇。

熊大縝是江西南昌人，1913年出生在上海，自幼求學，后經北京師范大學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

根據資料記載，熊大縝為人聰穎，文體雙全，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便是學校的風云人物，深受當時清華大學理學院長兼物理系主任葉企孫賞識。

1935年熊大縝從清華畢業后，留校任助教。

抗戰爆發前，熊大縝其實已經考取了留德名額，但因為七七事變的關系，就留在了北京，與老師葉企孫一起組織清華大學南遷（當時清華已經與北大、南開合并成立了西南聯合大學）。

北平淪陷后，葉企孫、熊大縝不得不轉移至天津，在英租界戈登路組織華大學同學會臨時辦事處，負責協助師生南遷。

在完成所有工作后，熊大縝本來可以繼續選擇去德國，也可以選擇去昆明，但孫魯的到來，卻使得熊大縝改變了原來的想法。

熊大縝后來說服了老師葉企孫后，前往冀中根據地。葉企孫基于抗戰的考慮，也決定不在南下，而是留在天津，如果熊大縝有什么需要的話，他可以立即協助。

圖|影視劇中的熊大縝（張藝興飾）

根據資料記載，熊大縝到冀中根據地后，先在軍區修械所當技術員，負責組織武器彈藥的生產，不久又調任印刷所所長。他過人的才干和膽識，深得呂正操將軍賞識，

要知道當時到根據地工作的青年人不在少數，能力出眾者也有許多，但能像熊大縝這樣的，是少之又少。可見他身上確實是有一些非凡的品質。

與熊大縝熟稔的張珍（時任冀中軍區第二軍分區參謀長）后來就曾回憶，他自己雖然在輔仁大學當過助教，是個高學歷的知識分子，但他1927年就參加了革命，1928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十幾年來歷經革命的艱辛，早就已經褪去了當年知識分子的摸樣，張珍在初見熊大縝的時候，見他穿著一身西裝，是一個十足的大學生摸樣，曾一度擔心他吃不了苦。

不過，張珍很明顯小瞧了熊大縝，熊大縝一聽張珍問他能不能吃苦，他干脆就把西裝領帶脫了一甩：

“你能吃苦我也能，你吃小米飯我也行！”

從后來發展來看，熊大縝確實吃得了苦。

2

作為一個知識青年，熊大縝確實是充滿了熱情。

熊大縝到根據地以后，立馬就開展了各項工作，而且都有突出的成績，比如他在老師葉企孫的幫助下，不僅往根據地送去了100多個平津大學以及其他高學歷的知識分子，還搞了不少設備到根據地，這些設備在敵占區，都是管控極嚴的，根據地都弄不到的稀缺物。

后來熊大縝聽說根據地缺乏烈性炸藥的情況下，還專門成立了技術研究所，用于研究烈性炸藥，以至于后來竟然擴建為一個擁有2000余人的炸藥廠，據說這個炸藥廠在當時能夠大批量的制造地雷、手榴彈、子彈。

時任冀中軍區司令員的呂正操很賞識熊大縝的才干，因此在其到根據地后僅三個月，就任命他為軍區供給部部長，負責負責整個根據地的物資工作。

不過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熊大縝的處境急轉直下。

1939年春，時任國民黨河北省主席的鹿鐘麟派了一個考察團到冀中根據地，熊大縝當時見到代表團中有一個叫方平的團員，見對方受過高等教育，就試著用英語與對方交流，發現對方也能對答如流，就興致勃勃的展開交談。

不少人據此撰寫文章稱，說熊大縝因為說了幾句英語，被當成特嫌對待了，很冤枉，可這其中的根源，遠不是三兩句英語引起了。

當時，和熊大縝共同接待考察團的還有時任就供給部政委王文波。王文波是個老革命，1928年參加革命，1929年3月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來從事過黨的地下工作，抗戰爆發初期在河北組織過游擊隊，從1938年夏開始，他就兼任了八路軍第三縱隊政委兼軍區供給部政委。

毫無疑問，王文波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所以也就不會英語，那時他站在熊大縝身邊，聽著他跟一個陌生人嘰里咕嚕講一些他聽不懂的話，特別是這個人還是國民黨河北省主席鹿鐘麟派到根據地的人，心里很不高興。

更重要的是，王文波參加革命多年，警惕心特別重，要知道抗戰時期，不光是日偽當局對八路軍根據地滲透，就連國民黨軍統特務，也渴望能滲透進入根據地進行破壞，王文波思來想去，就把這件事情同特務滲透掛上了鉤，并向上級做了匯報。

1939年夏，國共兩黨關系急劇惡化，冀中軍區鋤奸部（1938年成立）趁勢發起了一個清洗漢奸特務的鋤奸運動，而王文波所反映的情況，引起了鋤奸部高度重視。

1939年4月，未經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和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批準的情形下，熊大縝就被冀中軍區鋤奸部逮捕了，理由就是特嫌、

鋤奸部認定，一個以熊大縝為核心的特務組織在供給部扎了根，技術研究所、炸藥廠、醫院等所有與熊大縝有關的人員（基本上全是知識分子）都抓了起來，總共抓了差不多100多人。

根據資料記載，包括熊大縝在內的這百余人都受到了刑訊這件事的影響很大，甚至于連當時冀中軍區司令員呂正操也受到了懷疑。

同月底，冀中區黨委、冀中軍區黨委就把熊大縝的案子上報給了中央。

很多人其實也都注意到了問題，冀中軍區鋤奸部僅憑王文波所反映的一件很小的事，就認定熊大縝是特嫌，是否是有些草率呢？

應該指出的是，在抗戰時期，鋤奸部門對于隱藏在內部的特務奸細，不是那么容易識別的，不是像我們今天看影視作品一樣，特務奸細都很臉譜化，只能夠依靠一點捕風捉影的小事，來甄別判斷，因此很容易造成漏抓誤抓。

熊大縝案就是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發生的。

毛主席是何等的英明睿智，在結合過往歷史之下，立刻意識到，這個株連甚廣的案子有問題，立即指示重新調查，但事后晉察冀邊區政治部副主任舒同，除奸部長余光文的調查報告毛主席并不贊同。

恰好時任晉察冀武裝部長、冀中軍區武裝部長的王耀南到延安匯報工作，于是毛主席就立馬把他派回去，要他調查詳細的經過。

毛主席之所以選王耀南將軍，不光是因為他革命資歷等原因。

王耀南也是到了冀中軍區后，詳細的看了熊大縝的材料以后，才明白為什么要他過來調查這件案子。

圖|王耀南

多年以后，為了澄清部分網絡謠言，王耀南將軍之子王太行特意寫了篇文章《王耀南將軍之子王太行：關于“熊大正案”的真實歷史》，詳細的提到了王耀南將軍調查該案的全過程。

當時，熊大縝的主要罪名有四點：

第一、熊大縝收到了天津的一封來信，寄信的地址是平津保交通站，而信的署名是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平津保交通站是日本特務機關的交通站，而天津黨政軍聯合辦事處是日本特務機關設在天津的指揮部。這封信是夾在一批送往根據地的“肥皂”里，被秘密送到冀中根據地的；

第二、熊大縝把“假地雷”發給戰士們，“假地雷”發生爆炸，有100多個八路軍戰士們傷亡；

第三、熊大縝散布消息，冀中八路軍沒有國民政府的任命，是非法武裝，八路軍就應該服從國民政府命令，冀中八路軍打鹿鐘麟合法軍隊是錯誤的；

第四、熊大縝個人私自到天津活動。

3

王耀南是我軍工兵事業的創始人，特別擅長擺弄炸藥，后來他調查發現，所謂熊大縝的“假地雷”炸傷100多個八路軍指戰員，實際上是因為雷管引起的。

根據王太興回憶文章中的說法，當時八路軍并不缺乏TNT炸藥，而是缺引信，沒有引信TNT炸藥就不會炸，這也是常識，而引信其實也就是雷管，雷管里面裝的是雷酸汞，雷酸汞也是制作炮彈、子彈底火的一種重要材料。整個抗戰時期，日本人對雷酸汞以及制作雷酸汞的原料管控非常嚴格，就連醫院里面使用的溫度計、血壓計（含汞）也是規定每個醫院只有一支。這種情況也使得八路軍不得不另辟思路研究雷酸汞的替代品。

熊大縝到根據地以后，就稱自己可以研究雷酸汞的替代品，引起上級高度重視，晉察冀軍區任命他為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實際上也是出于他能研發雷酸汞替代品的目的。當時，熊大縝并不是黨員，他到根據地也只是出于愛國熱忱，因此組織上給他的待遇格外優厚，每個月160大洋，這也是熊大縝要求的，他提出要按照重慶正教授國難薪餉的待遇。

根據地給予熊大縝豐厚的待遇，是希望他出成果，但熊大縝還是讓眾人失望了。

熊大縝最初的想法是以雷酸銀替代雷酸汞，但問題就是，雷酸銀的性能很不穩定，只要動一動就可能會引起爆炸。

后來熊大縝沒有請假私自到日本人占領的北平清華大學、天津購買原料，制作了100多個雷酸銀的雷管，在沒有經過中試、大試的情況下，就下發到了部隊，結果爆炸傷亡了100多個八路軍戰士。

王耀南將軍本就是工兵專家，玩兒炸藥的老手。后來在見到熊大縝時，還特意提到了這一點。

八路軍黃崖洞兵工廠在早些時候，已經提前試驗過雷酸銀，發現雷酸銀的性能很不穩定，于是研究利用雷酸鉛來提到雷酸汞，并經過多次小試、中試、大試，性能十分穩定，已經裝備部隊。

王耀南當時還批評了熊大縝：

“你只是在實驗室經過小試，就急急忙忙大量生產裝備部隊，造成這么多戰士傷亡，這不但是不懂生產工藝，也是個人主義名利思想作怪，你確實需要好好改造思想。”

熊大縝在研究雷酸銀替代雷酸汞的過程中，并不讓人看，原因是他想通過研發新的雷管來申請專利，不讓別人幫助他研究，是怕別人搶了他的專利。

如果站在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角度去考慮，熊大縝這個想法也無可厚非。

可熊大縝不是一個對革命有著崇高熱情的人，他只是一個知識分子，他有他故步自封的問題，

事實上，熊大縝到天津后，偶然通過書上得知，法國在1800年就已經研究出雷酸銀，并在1822年注冊了雷酸銀雷管的專利。后來之所以沒有經過中試、大試，就倉促把新的雷管投入部隊裝備，就是因為怕別人搶了他的發明專利。

王耀南基于事實以及調查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雖然以上四條證據都是鐵證如山，無可爭議，但熊大縝以及熊大縝案關押的幾十個人都不是特務。

“冀中軍區周圍有日軍181個據點，在18平方公里內就有一個據點。有42個偽縣政權。日軍兵力多達18300人，偽軍1.3萬人，共有200多門大炮，200多輛汽車。平均每一據點有敵偽160人，一門炮及一輛汽車。日軍多次對冀中根據地進行掃蕩，始終沒有發現冀中司令部。如果被關押的人中，只要有一個是特務，冀中軍區司令部早就被日軍消滅了。 ”

王耀南的這個報告遞上去以后，一下子引起了軒然大波，特別是當時冀中區黨委以及冀中軍區黨政軍領導干部都不同意這個結論，一致要求中央重新調查。

在冀中區黨委、冀中軍區重新提請中央調查熊大縝案后，毛主席重新派了時任北方局書記的彭真、保衛部部長許建國等人復審，后來他們給出的結論是：

“逼供不足為憑，鋤奸擴大化應予糾正。除熊大正（熊大縝）需進一步審查之外，其余人員全部無罪釋放。”

本來按照這個情況，只要事后調查清楚，熊大縝應該能無恙，可突如其來的意外，卻釀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1939年7月22日，日軍對我冀中根據地掃蕩，冀中區黨委、冀中軍區決定立即向白洋淀轉移，轉移過程中，警衛班長史建勛借口槍支走火，把熊大縝打死了。

4

深入分析原因，不難得出一個事實。

熊大縝到冀中根據地參加抗戰，是基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提下，換句話說，對熊大縝而言，無論是參加八路軍還是參加國民黨軍，本質上都是為了服務抗戰。

熊大縝不是以一個革命者的身份來的冀中根據地，他對政治的理解也稍顯幼稚。這也就解釋了，熊大縝以冀中軍區供給部部長的身份，在沒有請假的情況下，私自到北平、天津等敵占區購買原料。

在本就有懷疑的情形下，在絕大多數八路軍指戰員里，熊大縝的很多行為就很難自圓其說。

比如他研究雷管的時候故意躲在屋子里不見人，被懷疑是搞特務活動，偷摸制造出來的炸藥不炸敵人，專門炸自己人，還不請示報告私自到敵占區去。

還有個關鍵的疑問是，熊大縝的言論。

從1939年開始，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逐漸與日軍形成僵持以后，轉而把矛頭對準了根據地的八路軍、新四軍，當時在華北，國民黨當局啟用失意的原西北軍將領鹿鐘麟、張蔭梧等等，不斷與八路軍發生摩擦。

熊大縝在這個關鍵時候竟然表示：

“鹿鐘麟，朱懷冰，張蔭梧是國民政府任命的合法長官，冀中八路軍沒有國民政府的任命，是非法武裝，國共合作，八路軍就應該服從國民政府命令，冀中八路軍打鹿鐘麟合法軍隊是錯誤的。”

熊大縝的悲劇也就此注定，而他的情況又直接影響了他的老師葉企孫。

圖|葉企孫（中）、熊大縝（左二）與抗戰士兵合影

1939年熊大縝被捕后犧牲，葉企孫在西南聯大聽說了自己學生被捕的情況，還專門托人與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聯系，希望能打聽學生的下落。

我們無從得知葉企孫是從什么時候知道熊大縝犧牲的，但他在后來許多年里，都致力于為熊大縝申訴，希望能為熊大縝平反。

在那個特殊年代，葉企孫最初是被當做“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斗的，當時他的身體狀況就已經很不容樂觀。隨著呂正操、張學思等一批原東北軍將領受到影響后，因為牽涉出熊大縝案，葉企孫也無法置身事外。

1968年4月，葉企孫被“呂正操專案組”逮捕，因為牽涉到熊大縝案，葉企孫被認定為是“國民黨中統特務”，隨后受到關押、審問。當時一批與葉企孫有關的知名人士、專家以及同事也都受到了影響。

在長達一年半的關押和審訊過程中，葉企孫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精神上也受到摧殘，據看過他提審記錄的黃延復回憶稱：

“他所說的話，其實就只有一句，我是科學家，我是老實的，我不說假話。”

專案組對葉企孫雖然進行了大量的“內查外調”，并沒有查到什么實在的證據，后來專案組做出結論：

“葉證據不足，不能定性為特務。”

不過，專案組當時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只好將此事上報，經周總理直接干預，葉企孫被釋放。

1969年11月，葉企孫被釋放，但仍然受到北大紅衛兵組織對他的“隔離審查”，也正因如此，葉企孫雖然已經走出了監獄，但他并沒有受到應有的照顧，這種日子也導致了葉企孫神經紊亂，早前的幻聽癥加劇。

網上流傳做光的“葉企孫晚年淪為乞丐”，即是葉企孫1969年年底獲釋至七十年代初這段時間。下文某文章《而我卻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所描述的場景：

“當時的中關村一帶，有不少人都看到他（葉企孫）穿著一雙幫裂頭缺的破棉鞋，有時到一家小攤上，向攤主伸手索要一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嚼。如果遇到學生模樣的人，他伸手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

據考證得知，葉企孫1969年年底獲釋后一段經歷的描述，是出自劉克選、胡升華《葉企孫的貢獻與悲劇》，該文刊登在《自然辯證法通訊》1989年3期上。

“當時不少人在海淀中關村一帶見到這種情景：葉企孫弓著背，穿著破棉鞋，躑躅街頭，有時在一家店鋪買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啃，碰到熟知的學生便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

然而在一些人的轉載下，葉企孫本來是向小攤販買蘋果，變成了向小攤販討要蘋果，碰上熟知的學生請求幫助，變成了向學生摸樣的人乞討。

在葉企孫誕辰120周年紀念日之際，該文作者胡升華還特意撰文做出過澄清。

1969年年底，葉企孫獲釋后，即被安排在北大一處住房，每月有50元生活費。也因為是處在受監管的狀態，他在海外的朋友和學生趙元任、任之恭、林家翹、戴振鐸、楊振寧回國時想去探望他，但都因為種種原因未能成功。

圖|葉企孫

1972年5月，北京大學對葉企孫做出結論，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恢復了教授待遇，每月350元工資，并在北大中關村園分配一套一室一廳的住房。

根據中國物理學會期刊網刊載文章《為了忘卻的懷念——回憶晚年的葉企孫》稱，從1973年夏開始，陸續有葉企孫的學生登門探望。

當時葉教授雖然身體健康欠佳，但仍然記掛這學術研究。

1975年，葉企孫被正式解除隔離后，第二年春節，他的學生陳岱孫、吳有訓、王竹溪、錢偉長等還專程登門探望。

盡管遭遇了許多不幸，但葉企孫晚年卻從不對人言談自己所遭受的苦難，據葉企孫的侄子回憶：

“叔父沒有向任何人表示過他一生很悲慘，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歷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沒有必要感嘆自己的人生，他對自己的遭遇淡然處之。”

遺憾的是，葉企孫并未等到平反。

1977年1月13日，葉企孫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79歲。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開始為過去歷史上一系列的冤假錯案進行平反。根據《炎黃春秋》刊登文章《熊大縝冤案平反經過》記載，最早提出為熊大縝平反是在1982年。

據時任裝甲兵政治部副主任王林1982年12月22日日記記載：

王林曾與張珍（原冀中軍區第二軍分區參謀長）聊起了熊大縝的情況，張珍曾說自己與孫魯提過，要他寫材料給有關部門，給予熊大縝平反。

不過，根據部分材料說河北省委為熊大縝平反是秘密進行的，因為不少當年參與辦案的人不同意，他們堅持認為“熊大縝是特務，案子沒搞錯”。

1986年熊大縝獲得平反以后，葉企孫的平反也被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當時有清華學生寫信給呂正操，要求為葉企孫平反，

1987年，葉企孫平反的文件正式公布，同年2月26日，《人民日報》刊出“深切懷念葉企孫教授”一文，正式表示恢復葉企孫先生的名譽。

兩年后，清華大學校友在校內設立了葉企孫獎。

1992年，王淦昌、王大珩、吳健雄等在內的127名海內外著名學者聯名向清華大學呼吁為葉企孫建立銅像。據部分資料稱，為葉企孫在清華大學塑像的提議曾遭到有些人反對。一直到1995年，葉企孫的銅像才在清華大學樹立起來，但只是被安放在清華新區第三教室樓門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