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蔣余浩：“再造一個新廣東”，底氣何來？｜IPP重磅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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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先行地和實驗區，廣東既是我國最早、最深度參與全球化的地區之一，也是市場化程度高、社會結構較為復雜的省份。正因如此，許多制度變革、產業轉型和社會治理中的關鍵問題，往往率先在廣東顯現，其發展經驗也常常具有先行性和示范性。

為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的重要講話、重要指示精神，系統總結廣東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創新實踐與寶貴經驗，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組織智庫機構、科研院所和專家學者，精心編纂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廣東實踐探索研究叢書”。作為叢書的開卷之作，由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鄭永年教授牽頭統籌，來自IPP、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共同參與撰寫的專著《再造一個新廣東——中國式現代化的廣東實踐探索》已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書通過豐富的案例分析和理論闡述，系統揭示了廣東在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多個領域推進現代化探索的歷程與成果。

IPP評論特選本書導論部分。鑒于篇幅較長，相關內容分兩期呈現。上期詳見。本期聚焦改革開放以來廣東的發展經驗，勾勒高質量發展的“廣東樣本”，為進一步提煉具有可復制、可推廣價值的實踐方案提供參考。

鄭永年 教授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學術委員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蔣余浩教授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研究員、教授，廣東新質生產力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導論目錄】

一、

二、

三、廣東探索經驗的理論意義

四、理解廣東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幾個學術概念

三、廣東探索經驗的理論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2023年視察廣東時強調：“廣東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先行地、實驗區，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大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要錨定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目標，圍繞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和構建新發展格局這個戰略任務，在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提升科技自立自強能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繼續走在全國前列，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走在前列。”這一系列要求，指明了廣東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重要位置以及努力方向。

（一）廣東的第三次開放實踐與雙循環戰略

為應對當前國內外發展形勢劇變，中央制定了“雙循環”戰略，要求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第三次開放是實施雙循環戰略的題中之意和核心舉措。同時，中央在近年還提出了從新發展理念到高質量發展再到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一系列決策部署。

在中國、在廣東扎實推進第三次開放，首先要推動落實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和實施“雙循環”的戰略：（1）統一大市場和國內大循環，不僅要互利互通，更需要實現規則一體化，借助國內超大市場規模作為后盾，一體化的規則才能形成極大的制度優勢和生產力優勢；（2）內部規則的一體化是外循環的動力和保障，在此基礎上，中國規則才有可能走向世界成為新的國際規則。在這方面，歐盟通過推進內部規則一體化，以統一的口徑在世界商貿活動中發聲，其經驗值得深入研究，歐盟之所以在全球經濟和政治中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正是因為歐盟內部20多個主權國家的諸多規則都統一起來了。

內循環統一規則、發揮制度優勢的關鍵在于打造地域嵌入式經濟平臺。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表明，“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通過區域經濟、知識和規則一體化打造出了市場化、法治化、專業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這對世界優質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形成巨大的向心力；同時該地域的優勢產業完全嵌入到全球生產鏈中。

因此，哪怕區域或國際形勢動蕩都不會深刻影響到這些經濟平臺的吸引力，而這些經濟平臺還具有持續技術升級的動力。例如，美國的舊金山灣區，就是這樣一個世界級經濟平臺。而我國，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例，不僅內地城市的制度規則與港澳不一樣，就是在9個內地城市之間，招商引資、土地、稅收等政策都不統一，這極大地阻礙了大灣區城市群全球影響力的形成。所以國內需要有很多制度上的改革，內部規則的統一會讓中國經濟更強大。

粵港澳大灣區是內外循環的結合點，在第三次開放過程中應承擔歷史使命，積極推進“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的建設。在我國的區域經濟版圖中，粵港澳大灣區處在內外循環結合點的關鍵位置。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改革開放主陣地，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逐步成長為世界工廠與產業集群高地，它本身就是國際市場的一部分。從內循環的角度來說，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活動不僅聯動了城市群內的11個城市，還帶動輻射、帶動了內陸各個省份的經濟活動。

比如，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富余勞動力大量涌入珠三角地區務工，特別是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廣西省、貴州省、四川省這些省份的流動務工人員的目的地主要是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的11個城市有著很好的勞動分工，不僅市場規模和經濟規模大，還擁有較完備的經濟體系、龐大的高技術勞動力：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具有很強的金融服務能力；深圳是科技創新中心，廣州是全球商貿中心和華南科研中心，東莞、中山、佛山等地是制造業中心，等等。粵港澳大灣區還有廣東及周邊省份的廣闊市場，其經濟影響和輻射力甚至深入湖南、四川、貴州等內陸省份，基礎條件非常好。

粵港澳大灣區的最大特別是有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這些天然的外循環因素，可以形成新一輪制度創新和制度性開放的重要來源。粵港澳大灣區內部有兩種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三種貨幣、三個獨立的關稅區，這是世界上另外三大灣區（即紐約、舊金山、東京三大灣區）所不具備的。而不同體制之間的互動可以產生“化學反應”，最終導向制度創新。

首先，香港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政治經濟制度創新的重要源泉。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最先引入且規模最大的外資來自香港。香港資本的進入使中國經濟領域的制度規則為之一新，加速了中國經濟體制的現代化和國際化。改革開放初期最大的制度創新是深圳經濟特區的設立。深圳至今仍然是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創新最前沿的試驗田。在與香港的融合過程中，深圳探索的許多經驗在全國得到復制和推廣。在第三次對外開放中，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平臺的打造更要放大香港在制度融合和創新中的作用。

其次，通過協助香港融入祖國發展大局，實現香港的民心回歸、社會回歸，這即是探索世界百年在變革時期下“一國兩制”實施的制度路徑，可以也是展示現代化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的生動案例。香港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香港治理的好壞成為世界評判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準。我們必須通過大灣區建設實現香港的善治，從而向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能夠治理好資本主義。

最后，香港更是將中國規則推向世界的大平臺。大灣區現在最大的弱項就是規則不統一，這種不統一帶來的后果就是，大灣區實現規則統一的捷徑是，把香港在很多方面的成熟和合理的規則作為大灣區的規則，而不是從零開始搞一套大灣區的新制度。這不是說要把香港的規則機械地、全盤照抄式地變成大灣區的規則，我們可以根據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實際情況進行修改和調整。香港有很多具體領域的規則制度是與國際接軌的，以香港的規則制度為基礎“做加法”形成大灣區的統一規則，很容易通過香港這個平臺推廣和放大成世界的規則，從而增強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軟實力。

應當清晰認識到，提升國際話語權和軟實力，關鍵的努力還在于修煉好內功，在內部形成比較強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激發出新產業新能力。因此，廣東還承擔了率先提升科技自立自強能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重大任務。基于國際比較研究，我們認為，為防止被鎖定在發達國家設定的技術賽道上亦步亦趨，需要探索出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路徑。中央決策層在近期提出，“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扎實推進高質量發展”，明確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認識，以此對高質量發展形成強勁推動和支撐。這是對于通過自立自強的科技創新來驅動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

毋庸諱言，與全國多數地區的問題相似，廣東的科創市場并不發達，高校科研院所主要以爭取各級政府項目為主，民營基金、風險投資、科技中介等機制未能得到充分發展，這種局面嚴重制約了我國廣大科研人員的活力。尚未建成活躍而有效的科創市場，使得國家層面近年出臺的多項激勵科研成果轉化的新政策難以收取實效。同時，粵港澳大灣區有著極好的科技創新資源，原本可以成為科技創新合作的高地。例如，香港的基礎研究實力雄厚，有中國密度最高的世界一流大學集群，以國際化視野和寬松學術氛圍蜚聲國際。但是，內地與港澳之間存在著相當多的阻礙點，嚴重制約了科創領域的深度合作。這需要廣東以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為引擎，推動對內對外的全面制度變革，一方面大力提升基礎研究水平，一方面協力港澳科研力量，共同打造產業科技創新高地，吸引海外優質資本和科研資源。

近期，中共中央、國務院相繼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發展規劃》》等重要文件，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為大灣區的發展擘畫美好藍圖，賦予廣東新的重大平臺、重大機遇、重大使命，為廣東在新征程中走在全國前列、創造新的輝煌注入了新的強大動力。

（二）廣東探索經驗與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廣東的探索實踐不僅在中國當前實際的發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而且對于我們構建中國的自主性知識話語也起到基礎性作用。

百年來的現代化探索，大幅度提高了中國人有關現代化發展的知識儲備及科技文化素養，為中國的崛起培養了大量優秀人才。不過，在創造認識和解釋中國及世界的知識方面，我們卻始終受到西方知識霸權的嚴重影響，未能形成自主的知識創造。自主性知識話語的缺失，導致了社會的浮躁、青年人的迷茫、中等收入階層對海外生活的趨之若鶩，導致了在此前的現代化建設歷程中，中國人難以創造出使“人心”安定的新型社會文化。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華帝國多次經歷軍事和政治上的重大挫敗，中國傳統的文教體系和知識文脈遭受史無前例的質疑。最初，士大夫階層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來應對外部沖擊，主張以中國倫常經史之學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術為應用。但軍事和政治上的屢次受挫，使整個知識界陷入過于焦慮的情緒之中。清末士子曾廉首次提出的徹底改變中華傳統制度文化的主張，得到廣泛傳播：“變夷之議，始于言技，繼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這個觀點經過維新派、新文化運動派以及后來的許多海外華人學者的闡釋，成為中國知識界耳熟能詳的“器物、制度、文化三階段的現代化論”，并且用以解釋中國自近代以來回應西方沖擊的整個歷史過程，即認為洋務運動是在器物上向西方學習、維新變法是在制度上向西方學習、新文化運動是在文化上向西方學習，中國由此一步一步日益深入地認識和融入西方。“三階段現代化論”力圖為中國人揭示一條唯一的“正確之路”：逐步、徹底地拋棄中國傳統和文明，擁抱西方的科學技術、政治社會制度和整個文化體系。

我們無意苛責先人，畢竟，身處民族存亡的危難之秋，知識界很難心平氣和地進行知識義理上的辨析。但是，一個文明，如果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就不可能變得強大，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轉型。自近代以來，西方文明在逐步邁向強大的同時，伴隨著自己的知識體系的建構和創新。任何一個知識體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實踐之上，正因為如此，這樣的知識體系才有能力解釋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種力量。實踐是開放的，創新是多樣的，知識體系也是開放的，思想進路同樣是多樣的，這就決定了基于實踐之上的知識體系具有無限的創造能力。在國際舞臺上，則表現為強大的軟實力。所以可以說，自主的知識創造是現代化建設和現代化強國的“靈魂”，沒有自主的知識創造，就不會有成功的現代化。

西方在17、18世紀率先開始走上現代化轉型的道路，大衛·休謨、亞當·斯密、康德、黑格爾等思想家的思想打開了有關現代世界知識體系創造的大門，而后又有馬克思、韋伯、涂爾干、滕尼斯、桑巴特、西美爾、帕森斯等等古典社會理論大師以各自的知識創新回應工業化激烈轉型帶來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他們對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理論解釋已經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主流。缺乏自主的知識創造，造成我們對中國如何探索更豐富多彩的未來，形成不了我們自己的前瞻性理論，導致（西方）理論和中國實踐的脫節，理論指導不了實踐。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提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關于“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兩種哲學觀在馬克思思想體系中的位置，是一個引起了廣泛討論的學術題目，我們在這里不多做涉及。

我們希望強調的是，無論如何，要改變世界，首先需要有科學的解釋世界的工具和知識。比如說，如果局限于使用“國家資本主義”這樣的術語來描述中國道路，就會把我們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大而化之地解釋成為中國“國家”本身存在問題，于是相應得出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意見。例如，管理范圍寬廣的政府需要變成“小政府”（基于西方制度經濟學理論），占比龐大的國有資產需要化公為私、實行大規模私有化（基于西方產權經濟學理論），法治難以推行則需要建立分權制衡的體制（基于西方民主法治理論），等等。之所以說這些意見“似是而非”，就是因為它們從一些問題表象出發，經過了（基于西方理論之上的）錯誤的學理分析，最后開出并不對癥的方子。

系統關注廣東的探索經驗，能夠為我們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提供豐富的素材。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區和排頭兵，必將在我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40余年來改革開放所累積的廣東經驗，與自主知識體系構建所要求的主體意識、創新精神、體系建構和實踐導向等組成部分一脈相承。百年變局下，廣東不僅具備扎實、堅定的體系構建基礎，更具備長遠的發展潛力。

2023年4月，總書記在廣東調研時強調，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范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這一新戰略定位與歷史使命要求廣東在把握守正與創新平衡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區域和政策優勢，從歷史和實際出發，自覺對人民之問、中國之問、世界之問和時代之問做出主動回應。

2023年“新春第一會”上，廣東省委明確提出，以“等不起”的緊迫感、“慢不得”的危機感、“坐不住”的責任感，打出“高質量發展”的鮮明旗幟，奏響走在前列、當好示范的強音,矢志“再造一個新廣東”。

自主知識體系事關構建現代化經濟、突破核心技術瓶頸、培養高層次人才、實現各領域創新和保護知識產權的成敗，是推動可持續、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挑戰。在改革開放前期，廣東存在諸如吸收外國理論時甄別能力不足、忽視創新發展潛力、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欠缺、區域和產業內部協同有限等問題，應牢牢把握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時代價值，找準廣東在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發力點，在我國與世界、當下與未來的雙重維度中，助力我國建構自主性、原創性、系統性的自主知識體系，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精神智識驅動力，為人類可持續發展充分賦能。

四、理解廣東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幾個學術概念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中國知識界需要主動學習西方創造現代知識體系的方法論，為集體創造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做充足的準備。西方知識界長期淬煉的各種科學研究方法，值得我們學習、應用。中國迄今還沒有真正確立起實證哲學傳統（如通過創造核心概念來構建知識體系）和科學研究傳統（如以實證的方法來檢驗知識的真偽）。大多數知識分子對中國的關切仍然是規范性的，而非實證性的，這就導致了現實中出現大量的“話語泡沫”：即以道德化眼光看待自己和他人，在討論中難以形成有建設性價值的對話，而多搶占道德高地，把自己無限理想化，把他人無限妖魔化。如果能在教育過程中加強科學的方法論的訓練，使科學的研究方法與中國傳統思維中的道德化傾向形成互補，則有助于中國知識界對歷史和現實進行基于經驗材料的分析和討論，少一些不著邊際的空洞議論。

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思維習慣，還有助于激發中國古代經典的活力。中國古籍通常是以講故事、打比喻或者其他能引起讀者共情的方式來闡述道理，其優點在于能將讀者引入設定的情境中去體會說理者的情感，但其缺點在于經常是“說教”味道太濃，把道理說成了教條。如孔子說“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這句話一方面正確地指出了“不均”的危害性，但另一方面又形成了“患不均”在道德上要高于“患貧”的價值判斷，好像克服貧困的方法并不重要似的。用現代社會科學的方法，我們則完全可以提煉出一個“均”的概念，作為儒家“分配”思想的理論基礎加以闡發，從而進一步思考如何克服貧困、如何實現“均”。總之，從方法論上說，中國知識界需要學習西方的科學研究工具以及構建核心概念的方法，以此形成對中國古典、中國現實的重新理解。

本書運用如下幾個相對中立、原創性的核心概念，描述、思考廣東的實踐，力圖以學術性語言來揭示廣東經驗和探索努力的理論意義，有必要加以說明：

1.三次開放。從近代以來，中國已經經歷了兩次開放，而現在要開始進行第三次開放。第一次開放是兩次鴉片戰爭失敗之后的被迫開放。第二次開放是鄧小平領導下的主動開放，加入國際社會，與國際接軌。今天看到的中國就是第二次主動開放的結果。很難想象，如果沒有第二次主動開放，中國還能實現如今的經濟社會發展奇跡。

現在為什么要提出第三次開放？從開放的角度來說，中國面臨的不僅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幾乎是兩百年未有之大變革。鴉片戰爭的時候，西方強迫中華帝國開放，使中國不得不打開國門；后來中國主動開放，美國和西方國家也接受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但是現在開放的條件很不一樣了。如今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想要封殺中國，卡脖子，搞脫鉤。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應該怎么應對？我們認為，中國需要高水平開放。這里所說的“第三次開放”就是高水平開放。2022年黨的二十大有一個定義，即規則、規制、標準和管理的制度型開放。這個制度型開放的定義體現的便是高水平開放的內涵。高水平開放不僅僅要適用于對外開放，更需要首先適用于對內開放。中國對內開放的程度遠遠不夠。很多年來，盡管我們的對外政策越來越開放，但一執行便困難重重，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對內開放程度不足。我們可以把內部開放理解成為外部開放的基礎，內部開放動力越足，外部開放的動力就越足。對于廣東而言，第三次開放最重要的舉措就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1310”具體部署中明確提出“要縱深推進新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在牽引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上取得新突破”。

2.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當前的西方幾大發達國家，之所以存在熊彼特所說的“創造性破壞”的特征，即不斷通過自我否定、自我摧毀來實現創新和可持續發展，其主要的原因是這些經濟體一般都成功構建起了若干個“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在國家政治社會發生危機時期依然能吸引全世界優質資本、優質技術、高端的人才，保證該地始終處于資本流動、技術創新、人才集聚的高地位置。一般而言，這些平臺擁有三大開放系統，即開放的教育人才系統，開放的企業系統和開放的金融系統。這促成了優質資本、技術和高端人才都往這些平臺集中，并且來了不想走，這也是舊金山、紐約等灣區主要平臺經濟技術持續升級的關鍵。廣東可以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制造業當家、科教強省、文化強省、綠美廣東生態建設等等一系列建設舉措，以“四大開放平臺”（前海、橫琴、南沙、河套）為基地，在國內率先打造“地域嵌入型世界級經濟平臺”，大力吸引海內外優質資本、人才、科技資源聚集。

3.三層市場體制。在中國，存在一個三層市場共存的政治經濟結構：底層的自由市場經濟，頂層的國家資本，以及介乎兩者之間的政府機構和私營企業相互作用的中間地帶。通過這樣三層的資本結構，政府維持著與市場之間的平衡，并履行經濟管理的責任。

揭示出三層市場體制的概念，一方面可以針對西方對于中國道路、中國發展模式的誤解，如西方學術界偏向于用“國家資本主義”這樣的概念來理解中國發展實踐，而三層市場體制的概念，則揭示了在中國自古以來的發展過程中（特別在改革開放以后的發展中），大量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共同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強調三層市場體制，也為思考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提出了政策建議，即要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給予大量不同所有制的企業共同生長的空間至關重要。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全球化，中國國家、市場和社會之間的內部平衡不但關系中國自身未來的前景，也可能會對世界各地的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廣東的發展經驗中，一直有著多種所有制企業共同發展的優良傳統，珠三角地區尤其是以民營經濟和中小型企業的高度發達而著稱，因此以“三層市場體制”的概念也觀察和思考廣東實踐，具有相當的契合度和前瞻性。

4.中等技術陷阱。鄧小平在1988年就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近年來黨中央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等系列表述，反復強調科技對我國的核心價值。如何實現相應的目標？通過對發達經濟體及面臨長期發展問題的經濟體進行比較分析，我們提煉出“中等技術陷阱”的概念——一個經濟體難以單純通過承接其他發達經濟體的技術擴散實現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的目標，除承接技術擴散外，既需要培養“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同時也需要有能力對既有技術開展迭代升級。如果發展中國家在承接先進技術轉移的“紅利期”結束前，仍無法實現既有應用技術的迭代及原創技術的研發，其經濟便將陷入相對停滯狀態。

跨越“中等技術陷阱”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技術發明、基礎科學研究、應用性技術、企業、市場、政府等各個環節。這些環節必須配合協調，共同發展，否則很難實現跨越。這也就是為什么有些經濟體成功了，而另一些經濟體則失敗了。對我們而言，跨越“中等技術陷阱”的關鍵就是“開放”+“創新”。在技術領域，開放是創新的基礎，只有發揮要素性開放和制度型開放的共同優勢，才可能通過“新型舉國體制”進行技術創新。

5.文化中產。“文化中產”是“收入中產”的升級形態，不僅要求中產階層在經濟收入上達到中等水平，更注重個體在知識、技術、管理等技能水平，以及創新意識、理性精神等精神追求方面的提高，實現物質與精神相協調的人的現代化。“文化中產”概念的提出，直面的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成長起來的“收入中產”及其后代正加速向海外流失的問題，這不僅是我國巨額的經濟損失，也是人才的損失，更是下一代的遺失。

因此，培育“文化中產”對于我國的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有必要營造鼓勵創新、包容失敗的社會環境，從創新參與通道、創新基因激發、創新分享機制三個連貫性的過程進行制度創新，讓廣大“收入中產”成長為有資源、有知識、有勇氣創新的“文化中產”。廣東省“1310”部署專門提出了“一體推進教育強省、科技創新強省、人才強省建設，在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上取得新突破”和“扎實推進文化強省建設，在努力交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份好的答卷上取得新突破”，以“文化中產”的概念可以從學術上對這一系列政策實踐加以概括，并且提出一些有針對性的思考。

6．綠色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戰略路徑；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則必須以“綠色新質生產力”作為支撐，以降低發展增長與資源消耗的強關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綠色轉型。我國可以構建、推出“綠色新質生產力”這一戰略理念，用以填補全球發展類環境公共品的空白。

首先，綠色新質生產力落腳于“生產力”，暗含了“發展優先”，能與“可持續發展”、“公正轉型”、“全球發展命運共同體”等人類共識相呼應，在國際上能更好達成、凝聚戰略共識，賦能全球共同行動。

其次，新質生產力核心是技術進步，而我國作為全球綠色產業鏈“鏈主”，我國綠色產業影響力可以沿供應鏈從內到外輻射，引導全球綠色生產力和資源實現國際國內雙向有效配置。

最后，綠色新質生產力的演化發展還需要一系列制度要素來推進，這些制度要素的發展水平反映了國家在環境相關領域的議題構建和制度主導能力，這些正是我國在參與全球環境治理過程中急需提升和補足的。當前實施的綠美廣東生態建設，正是打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廣東樣板”的努力。

【IPP最新力作】

《再造一個新廣東：中國式現代化的廣東實踐探索》

中國式現代化的廣東實踐探索研究叢書

鄭永年 蔣余浩 等 著

【出版發行】廣東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5年 6月

【ISBN】978-7-218-18104-2

本書通過豐富的案例分析和理論闡述，揭示了廣東在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多個領域進行現代化探索的歷程和成果。書中回顧了廣東的地理優勢和歷史背景，詳細分析了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在經濟特區建設、產業升級、城鄉一體化、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的創新舉措，強調了廣東在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的獨特經驗和模式，包括如何平衡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全球、發展與可持續性之間的關系，同時探討廣東在全球化背景下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叢書簡介】

廣東是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先行地、實驗區，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大局中地位重要、作用突出。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高度重視、親切關懷，為廣東改革發展定向領航，寄望廣東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走在前列。廣東改革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煥發的蓬勃生機，充分彰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偉力。

為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重要講話、重要指示精神，系統總結廣東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創新實踐與寶貴經驗，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組織智庫機構、科研院所和專家學者，精心編纂“中國式現代化的廣東實踐探索研究叢書”。

該叢書緊扣省委“1310”具體部署，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通過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綠美廣東生態建設、共同富裕民生工程等重點領域典型案例的學理闡釋，對廣東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路徑、制度創新和理論成果作出了全面系統梳理，既是新時代廣東改革實踐成果的精彩呈現，也是新時代廣東現代化建設經驗的深刻總結。

叢書的出版發行，必將有力推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嶺南大地落地生根，為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的廣東篇章提供學理支撐和智力支持。

叢書編委會成員（按姓氏筆劃排序）

王廷惠 朱嬋 向曉梅 劉曉文 許乃中 蘇澤宇 李鳳亮 肖風華 李宜航 張玉閣 陳金龍 陳曉運 周建偉 鄭永年 趙祥 趙鵬 胡霞 鐘佳峰 鐘金香 徐天 郭萬達 郭松延 郭躍文 蔣達勇 蔣余浩 謝來風

*參考文獻：

鄭永年：《第三次開放與中國式現代化》，https://www.qiia.org/zh-hans/node/1096.

《鄭永年談全國統一大市場：統一規則促進內循環并與國際接軌》，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20421674314.html.

鄭永年：《加快設立粵港澳大灣區制度型開放試驗區，引領中國“第三次開放”》，愛思想網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358.html.鄭永年等：《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世界級經濟平臺》，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官網，http://hmo.gd.gov.cn/ygayj/content/post_3299452.html.

鄭永年：《中等技術陷阱：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挑戰》，北京：中信出版社，2024年。

《中共廣東省委十三屆三次全會在廣州召開》，廣東省人民政府官網，http://www.gd.gov.cn/gdywdt/gdyw/content/post_4205038.html.

本書對“包容性發展”“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等已經成為戰略和政策的重要概念，也形成了相對自主的理解，這在以下各相關章節中有所體現。

以下幾個核心概念所涉及的文獻，在本書各章中有詳細引述。

IPP力作｜《決策咨詢制度與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研究》Nationalism or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Perception

從國際秩序、地緣政治及地緣經濟探討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

書單 | 鄭永年教授9本著作，帶你看清當下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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