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澎逝世三年后，喬冠華找到女兒，囁囁嚅嚅地說道：我想找個伴兒

1971年春，日內瓦湖面仍帶著寒意。中國代表團的新聞席上空了一個位子，白色名牌寫著“龔鵬”——外文拼寫早已被外交部統(tǒng)一改成“Gong Peng”。喬冠華坐在會議桌另一側，翻文件的手忽然一頓，那塊空白猛地扎得他胸口一緊。同行記者低聲感慨：“喬部長最近憔悴得厲害。”沒人再多說，所有人都知道那位被周總理稱為“無人能替”的首任新聞司司長，兩年前撒手人寰。

時鐘撥回半個世紀前。1914年，龔澎出生在橫濱。父親龔振洲參加過辛亥革命，家教極嚴，常說“選擇了路，便無退路”。動蕩中輾轉南陽、廣州、上海，少女的世界觀就在顛簸里成形：討厭腐敗，崇尚進步。19歲考進燕京大學，英語和寫作同樣出挑，風頭蓋過不少男生。一二·九運動后，她干脆投身地下工作。1936年在上海短暫停留，隨后直奔延安。父親臨行那句“家門不會再為猶豫者打開”像釘子一樣釘進心里。

延安歲月里，她給毛主席做過翻譯，也和朱德秘書劉文華匆匆成婚。婚姻剛滿月，兩人就被調往不同戰(zhàn)線。她趕赴重慶擔任周恩來的英文秘書。1942年，高燒、手術、喪父、喪夫，一連串打擊撲面而來，命運把這位秀麗女子硬生生鍛成鋼。術后臥床，她對同志說過一句話：“哭完了，該干活了。”短短十個字，把自己也釘在了崗位上。

同年秋天，八路軍辦事處來了個年輕人，戴金絲眼鏡，舉止瀟灑。周恩來介紹：“喬冠華，《新華日報》國際版。”兩人日夜并肩寫稿、接待外賓，漸生情愫卻誰也不開口。直到好友馮亦代夫婦“點破”，11個月后，這對“南喬北龔”在重慶曾家?guī)r攜手。毛主席笑吟打油詩：“天生麗質雙飛燕，千里姻緣革命牽。”一句玩笑，定格了當年外交戰(zhàn)線最亮眼的組合。

共和國成立后，他們把婚姻和崗位綁在了一起。喬冠華負責研究室、代表團；龔澎獨撐新聞司，日程密得像算盤珠。1960年代的北京，燈火常亮到凌晨，兩人互留紙條互報平安。可長期透支身體，必有代價。1969年底，龔澎頻繁頭痛、血壓飆高。“先把公文處理完，再去醫(yī)院”成了口頭禪。1970年5月深夜，她在家中倒下，被送醫(yī)已是腦動脈破裂。周總理親自督救，但終究回天乏術。9月20日，56歲的她走了。

葬禮后，喬冠華把工作室的燈調得更亮，文件摞得更高，卻擋不住黑夜襲來。夜里，他常拿放大鏡看妻子的舊照片，煙灰掉在文件夾上，也不自知。朋友勸他：“振作。”他答得淡：“忙著呢。”

時間慢慢抹平外表的傷口，卻按不住室內的空蕩。1973年初夏，一個悶熱的下午，他把女兒喬松都叫到客廳。沉默良久，才咳嗽一聲：“爸爸……想找個伴兒。”短短七個字，說得極輕，像孩子偷糖。客廳鐘表滴答作響。女兒愣住，兩秒后點頭：“您不能總一個人。”這句話像把鎖打開，他連忙補充：“家，還是這個家，誰也不走。”

喬松都回到房間，關上門。她知道父親嘴硬心軟，更知道母親遺像背后那句遺書：“只要她不脫離群眾，她就永遠對得起我。”母親生前那股“向前看”的勁兒，今天落到父親身上也成了一種托付。

喬冠華再次走進外交舞臺。1974年的聯(lián)合國大會，媒體捕捉到他舉目示意發(fā)言的畫面，神態(tài)自若。旁人或許看不出來，袖口里藏著一張照片——龔澎在重慶新聞發(fā)布會的留影。那天散會，他站在玻璃幕墻前嘆息一聲：“總得有人聽我嘮嗑。”同行年輕人笑說：“喬老，您自帶光環(huán)，我們搶鏡都來不及。”他笑，卻沒再解釋。

家庭并未因再婚設防，兩個孩子各自成家，逢年過節(jié)相聚，屋里依舊為母親留一副碗筷。新阿姨小心收起，不觸碰，卻常幫忙擦拭相框。喬冠華定期整理書信，把龔澎寫給友人的英文稿件裝訂，一冊冊排上架。有人問他為何如此較真，他擺擺手：“這是她的聲音。”

在后來口述訪談里，他談到那年夏天與女兒的談話，只留下簡單一句：“孤獨這事，人扛不了太久。”

喬冠華晚年仍奔波，文件夾始終帶上飛機。機艙燈暗時，他會翻到筆記本最后一頁，那行小字——“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字跡蒼勁，新墨覆蓋著舊痕，幾乎看不出當年寫了多少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