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雙減」到禁購試卷：命題權為何必須回到校內？

在不少中小學里，考試正在變得越來越「日常」。

作業總量被壓縮，校外培訓被嚴格限制，但階段性測試、質量監測、模擬測評等形式并未同步減少。考試的具體安排不斷變化，卻始終占據著教學節奏的重要位置，學生的學習進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圍繞一張張試卷展開。

這一現象并非偶然。在校外培訓和作業受到規范之后，考試在校內承擔起更多評價和管理功能，逐漸成為學校體系中使用頻率較高、替代成本較低的一種工具。在這一現實背景下，教育部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小學日常考試管理的通知》，圍繞日常考試的范圍界定、頻次控制和運行規范提出一系列要求。從教育治理的角度看，這份文件并非單純指向「減少考試」，而是著力對日常考試的使用邊界和運行方式作出進一步規范。

在基礎教育體系中，考試原本承擔的是教學診斷功能，用于檢驗階段性學習效果、為教學調整提供參考。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日常考試的功能逐漸外延，其在學校中的角色也隨之發生變化。

在部分場景中，考試被廣泛用于教學管理和秩序維持。分數作為一種直觀、易于比較的指標，既便于教師了解學生學習狀況，也方便學校在班級和年級層面進行管理。在評價工具相對有限的情況下，考試成為一種成本較低、操作相對成熟的方式。這種選擇并非個別學校的特殊做法，而是與當前教育評價體系中對量化結果的依賴密切相關。

在「雙減」政策持續推進的背景下，這種路徑依賴進一步顯現。校外培訓和作業總量受到規范后，部分學習壓力向校內轉移，考試在部分學校和地區被更頻繁地使用，承擔起原本不應由其單獨承擔的功能。月考、階段測評、各類監測在時間上相互疊加，使得「日常考試」逐漸從教學輔助工具，演變為影響學生學習節奏的重要因素。

與此同時，考試質量與治理能力之間的不平衡問題也逐步顯現。在現實中，部分學校命題力量有限，在考試安排較為密集的情況下，命題質量和審核深度難以同時保障。外部試卷、題庫和標準化測評服務因此成為現實中的補充選擇，日常考試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外部支持參與」的特征。這類做法在操作層面緩解了學校的工作壓力，但也容易放大考試的區分屬性，使分數在教學中的權重進一步上升。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僅在作業和培訓層面強調減負，而對日常考試本身缺乏系統規范，學生的學習壓力很難得到實質性緩解。如何合理使用日常考試，逐漸成為基礎教育治理中需要回應的現實問題。

從政策邏輯上看，此次對日常考試的系統規范，并非孤立舉措，而是「雙減」政策在校內環節的延伸和細化。「雙減」主要針對校外培訓機構通過時間、內容和收費方式制造額外負擔的問題，而本次政策則將治理重心進一步前移至校內考試環節，回應部分學校通過聯考、統考等方式，將應試壓力重新傳導給學生的現實情況。

如果說「雙減」側重于切斷校外增負渠道，那么對日常考試的規范，則更多著眼于校內治理方式的調整。政策通過明確考試范圍、控制考試頻次，并對命題和試題來源提出約束，試圖在制度層面回答一個更基礎的問題：考試在校內究竟應當被如何使用。

其中，明確不得向任何組織和個人購買試題、試卷，是本次政策中指向性較強的一項規定。這一要求并非簡單否定教育服務的存在，而是在日常考試這一關鍵環節，進一步強調其公共屬性。在既有實踐中，圍繞同步測試、階段測評和質量監測，已形成較為成熟的服務形態，其服務對象往往是學校和教研系統。相關規定的提出，意味著學校通過外購方式組織日常考試的空間受到壓縮，考試的組織責任和專業要求需要更多回歸教育系統內部。

同時，政策并未簡單要求學校完全獨立承擔命題任務，而是提出在命題能力不足的情況下，由上級教育行政部門提供支持。這一安排，在規范命題行為的同時，也兼顧了不同學校在專業能力上的現實差異，避免將治理壓力簡單轉嫁給一線教師。

從治理方式上看，這一輪政策并非只停留在理念層面，而是將考試管理與財政使用、責任落實等制度工具結合起來。通過對考試計劃備案、命題審核和責任主體的明確，日常考試從單一的教學安排，進一步被納入制度化管理框架之中。這種安排，意在降低考試在校內被過度使用的可能性，也為「雙減」政策在校內環節的落實提供制度支撐。

從更廣泛的教育產業視角看，這一輪日常考試管理規范的出臺，正在對長期圍繞試卷、命題和統考服務形成的教育服務市場產生影響。對以試卷供給、命題服務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企業而言，相關業務模式的合規空間呈現出收緊趨勢，但不同企業所受到的影響程度，仍取決于其具體業務結構和調整能力。

在實踐層面，一些以「整卷供給」為核心的服務場景，正在面臨重新評估的需求。面向非畢業年級的區域性聯考、跨校統考，以及期中、期末試卷整體外包等做法，被明確納入日常考試管理范疇后，學校通過直接購買整張試卷組織考試的空間受到約束，相關業務在合規性層面的不確定性明顯上升。同時，部分原本以政府采購形式委托第三方機構開展命題、審題、印制等工作的項目，也需要在新的政策框架下重新審視合作方式，其后續走向仍有待結合地方執行細則進一步觀察。

與此同時，以「命題服務」「試卷服務」等名義收取費用的業務形態，其合理性正受到更為嚴格的審視。隨著考試管理邊界的逐步清晰，這類收費模式在校內日常考試場景中的適用空間正在被壓縮，相關企業需要對既有業務模式進行系統評估，以判斷其在新政策環境下的可持續性。

在合規要求趨嚴的背景下，部分教育企業開始嘗試調整業務重心。一種較為常見的方向，是弱化直接售賣試卷的比重，轉而以技術支持為核心，參與題庫系統、智能組卷平臺等基礎設施建設；另一種方向，則是將原有命題能力更多轉化為教研支持和師資培訓服務，圍繞教師命題能力提升開展合作；還有一些探索，聚焦校內診斷性評價需求，通過校本化測評系統，為教師提供更貼近教學場景的診斷與分析支持。

同時也需要看到，政策并未否定所有與考試相關的服務空間。中高考模擬訓練不屬于本次日常考試管理的直接范疇，在符合相關規定的前提下，研究性支持和示范性工作仍存在一定空間。文件中提出探索人工智能賦能日常考試，在官方題庫建設、智能命題和考試分析等環節，為具備相應技術能力的企業提供了新的參與方向，但相關形態仍處于逐步探索之中。

考試本身并非問題，關鍵在于如何使用考試。當考試被賦予過多管理和比較功能時，即便頻次不高，也可能持續放大學習壓力；當考試被合理界定、規范使用，其教學支持作用才能得到更好發揮。

從這一角度看，此次對日常考試的系統規范，并非孤立舉措，而是與「雙減」政策在治理對象和治理環節上形成銜接。通過同時關注校外培訓和校內考試兩個關鍵節點，政策在制度層面嘗試構建更完整的減負鏈條，其實際效果仍有待在實踐中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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