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的存在，讓小國產生了能和大國平起平坐的錯覺

若要講清楚這種平等幻覺的根源，首先得說一說聯合國誕生時的創傷。在設計安理會否決權的時候，斯大林在雅爾塔拍著地圖說道：大國流血打贏了戰爭，難道還要和小國平起平坐進行投票？這句話雖然顯得比較粗糙，但是卻道出了權力政治的本質。但是偏偏《憲章》給每一個國家發放了完全一樣的投票器，就好像給幼兒園里的孩子發放冠冕一樣，形式上是人人處于平等的狀態，反而凸顯出了實質上的等級十分森嚴。再回過頭來說，最為精妙的設計是一國一票和大國一致的并行軌道。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的時候，埃及在聯大借助著64票贊成的優勢碾壓了英法兩國，納賽爾在當天晚上卻對著幕僚苦笑著說：決議能夠當作運河的堤壩來使用？果然在十天之后，美蘇暗地里達成了交易，聯合國的觀察員乖乖地撤出了西奈半島。這種程序正義和實力政治的雙簧，比起直接的弱肉強食來說更加顯得具有諷刺意味。

我認為聯合國最為成功之處在于其所營造出的集體幻覺。1960年乃是非洲的獨立之年，有17個新的國家進入聯合國大廈。加納總統恩克魯瑪特意去觸摸了主席臺的胡桃木桌面，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木質溫潤的感覺如同獨立宣言帶來的觸感一般。但是他并未提及當時聯合國總部的建筑款項有三分之一是來自美國洛克菲勒家族的捐贈。這種資本與理想之間的糾纏恰似聯合國自身的隱喻：用形式上的平等來掩蓋骨子里的依附。

幻覺并不一定全部都是不好的。在1982年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期間，英國運用安理會的否決權來阻止阿根廷的提案，之后阿根廷的代表還在走廊宣讀聲明。有記者稱這是對聾子耳朵唱歌，但是阿根廷人表示至少歌聲留存于聯合國檔案庫中。這種看起來沒有用處的堅持，在三十年后成為了國際法庭審理馬島爭議時的輔助性證據。所以說幻覺積累得多了，也能夠轉變成為某種現實。

小國的自我覺醒是值得去琢磨的事情。新加坡駐聯合國前大使許通美說過這樣一句話：螞蟻不要想著去絆倒大象，但是能夠在象腿上刻癢痕。他在推動《海洋法公約》的時候，研究過如何在美國反對的情況下湊夠三分之二的票數。方案是讓秘書處把投票的時間定在紐約的凌晨三點，趁著歐美代表打瞌睡的時候進行突擊表決。這種鉆空子的智慧，難道不也是對于權力結構的一種另類反抗？

那我們再來說說，聯合國最大的貢獻或許是擁有一套權力運作方式。2011年對利比亞實施制裁的1973號決議，英美法在背后謀劃好了，特意讓黎巴嫩代表去提出議案。小國牽頭大國背書這樣的情形，表面上保持了平等，還能夠確保實權不會落到其他人手中。如同日內瓦外交圈有一個玩笑所說的，五常是制片人，小國是演員，聯合國大廈就是好萊塢攝影棚。

不過幻覺終究會有破滅的時候。在2022年俄烏沖突期間，聯合國大會緊急特別會議開展投票來譴責俄羅斯，有35個國家選擇了棄權。肯尼亞代表私下進行解釋稱：投反對票會面臨被攻擊的情況，投贊成票會致使國內60%的小麥出現餓死的狀況，這是因為國內60%的小麥依賴莫斯科供應。這種生存理性，比任何理想主義都更能戳破平等的泡沫。或許如同某位聯合國副秘書長退休之后所說的那樣：這里并非是實現平等的天堂，而是管理不平等的急診室。

現在觀看聯合國的投票，如同觀看一場經過精心安排的戲劇。當也門代表為停火決議歡呼的時候，他的國家正在被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所制造的導彈進行轟炸。這是非常荒誕的事情。就好像紐約總部大樓前面的破碎地球雕塑一樣。它原本是象征著戰火的摧殘，而現在看起來更像是權力結構的真實寫照。球體表面看似是完整的，但是裂縫之中卻滿是弱國的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