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曝光套路貸:借13萬要還1300萬

央視曝光套路貸:借13萬要還1300萬

合規牌照下的債務獵殺：成都租賃式套路貸風暴，拷問監管漏洞與公平焦慮

13萬滾成1300萬，不到18個月，一套近千萬的房產被拖入司法拍賣，三個家庭的生活徹底崩塌。四川成都警方近期打掉的這起偽裝成住房租賃公司的套路貸案件，用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揭開了新型金融犯罪的猙獰面目。更令人脊背發涼的是，作案團伙手握正規備案證書、繳納監管資金，用合規的外衣包裹著獵殺式的詐騙陷阱。這場案件不僅讓200余名被害人深陷債務泥潭，更引發了全社會的深層爭議：正規牌照為何淪為違法工具？個人信息安全的防線為何屢屢失守？當“套路貸”穿上行業合規的馬甲，普通人該如何自保？而這場關于“安全與公平”的討論，更意外串聯起公眾對公共政策領域的普遍焦慮——就像此前獻血年齡延長爭議中，人們追問“獻血要預約嗎？”“官二代會優先用血嗎？”一樣，本質上都是對規則落地公平性、監管有效性的深切拷問。

案件的核心爭議，始于一套精心設計的“合同組合拳”。2023年11月，急需資金周轉的葉女士接到一通精準的推銷電話，對方不僅聲稱有“金融管理部門內部綠色貸款渠道”，還能準確報出她被銀行拒貸的額度、用途甚至征信查詢次數。這種精準到令人窒息的信息打擊，瞬間打破了葉女士的心理防線。三天后，對方為她量身定制了三份合同：13萬元低息借款協議、每月2.3萬元固定收益的房屋托管合同，以及一份暗藏殺機的授權委托書。“低息貸款+穩定租金”的雙重誘惑，讓急于用錢的葉女士忽略了授權委托書中“違約需支付年租金30%違約金”的霸王條款，一步步走進精心編織的陷阱。

“這根本不是商業合作，而是用合法條款包裝的非法掠奪。”法律界人士的評價一針見血。借款到賬當天，葉女士就被以“渠道服務費”“房屋評估費”名義扣減2.6萬元，實際到手僅10.4萬元，這是法律明令禁止的“砍頭息”變相操作。后續租賃公司從未支付過一分租金，反而接連以“房屋屬群租房”“未按時騰空”等借口發送違約告知函，違約金像滾雪球一樣累積。當葉女士無力償還時，對方又引薦“關聯的資產管理公司”提供“債務優化”，誘導她續借45萬元，形成“以貸養貸”的惡性循環。不到一年半，初始13萬元借款就飆升至1260萬元，葉女士個人及父母、弟弟名下的三套房產相繼被抵押，最終被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這起案件最刺痛公眾神經的爭議點，在于作案團伙的“合規偽裝”。警方調查顯示，涉案租賃公司成立于2018年，注冊資本1000萬元，持有正規備案證書且繳納監管資金，從表面看完全是合規經營的企業。但深入調查后發現，這家公司的盈利結構早已偏離租賃行業常態：兩年半內租金收入僅632萬元，而違約金收入卻高達4271萬元，占比87%。更令人震驚的是，公司通過股權穿透，與多家所謂的“聯合授信”小貸公司、擔保公司實為“一家人”，形成了“放貸-違約-追債-資產處置”的完整黑色產業鏈。正規租賃牌照在這里徹底淪為“遮羞布”，成為欺騙公眾、規避監管的工具。

由此引發的第一個核心爭議：監管為何會出現如此大的漏洞？支持嚴格監管的一方認為，涉案公司的操作并非無跡可尋，其異常的收入結構、高頻的仲裁糾紛、集中的資產抵押，都應該成為監管預警的信號。但現實是，相關部門對住房租賃企業的監管多停留在資質備案層面，對其實際經營模式、資金流向、合同條款缺乏動態監管，導致“一備了之”的監管真空。有網友直言：“發放牌照只是第一步，后續的跟蹤監管才是關鍵。如果監管部門能定期核查企業的收入構成、合同合規性，這樣的套路貸團伙根本不可能潛伏這么久。”而反對過度監管的聲音則認為，租賃行業業態復雜，中小企業數量眾多，全面動態監管需要巨大的行政成本，容易導致“一刀切”式監管扼殺行業創新。雙方的爭議，本質上是“監管有效性與行業活力”的平衡難題。

第二個激烈爭議點，聚焦于個人信息安全的保護邊界。涉案團伙之所以能精準圍獵被害人，核心在于其能合法調取房管局的租賃網簽數據，篩選出“有房、有貸、曾被銀行拒貸”的目標群體。這讓公眾普遍擔憂：個人的征信信息、貸款記錄、房產信息，到底被多少機構掌握？這些信息的使用邊界在哪里？有網友分享自己的經歷：“剛辦理完房貸，就接到無數裝修貸、理財推銷電話；剛被銀行拒貸，就有‘民間機構’找上門。我們的個人信息就像裸奔一樣。”支持加強信息管控的一方認為，必須嚴格規范征信查詢權限，建立信息使用的追溯機制，對泄露、濫用個人信息的行為處以重罰。而行業從業者則辯稱，合理的信息篩選是精準服務的基礎，過度限制會影響行業效率。這場爭議再次凸顯，個人信息保護已不僅是隱私問題，更是關乎百姓財產安全的核心防線。

第三個爭議點，則延伸到司法仲裁環節的公正性。涉案團伙之所以能順利推進債務“合法化”，關鍵在于其利用了仲裁機構“尊重雙方意思自治”的原則。他們套用住建部門的住房租賃示范文本，僅在補充協議中加入高額違約金條款，仲裁機構往往難以直接判定條款無效。更值得警惕的是，成都仲裁委曾連續受理多起涉案公司的租賃合同糾紛，這些案件均存在“被申請人無一出庭、全部默認巨額違約金”“申請人均為同一家公司”“仲裁前均申請財產保全”的異常特征，卻仍能順利獲得仲裁裁決。這讓公眾對仲裁的公正性產生質疑：“仲裁機構是否盡到了審慎審查義務？會不會成為套路貸團伙‘合法化追債’的工具？”對此，法律界人士解釋，仲裁的核心是“尊重當事人約定”，但當約定條款明顯不公、存在欺詐嫌疑時，仲裁機構應有權審查調整。這場爭議，直指司法救濟環節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力度。

而這場關于“套路貸”的全民討論，更意外勾連起公眾對公共政策領域“公平與安全”的普遍焦慮——就像此前《獻血法》修訂草案將獻血年齡上限延至65歲引發的爭議一樣，人們追問“獻血要預約嗎？”“官二代會優先用血嗎？”，本質上都是對規則落地公平性、政策執行安全性的深切擔憂。在獻血政策爭議中，公眾擔心預約制會成為參與門檻，擔心特權階層擠占普通獻血者的優先用血權；而在套路貸案件中，公眾擔心合規牌照會成為違法保護傘，擔心監管漏洞會讓普通人成為待宰的羔羊。兩種爭議的底層邏輯高度一致：當政策或規則存在模糊地帶、監管存在漏洞時，普通人往往會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針對“獻血要預約嗎？”的爭議，事實上各地實踐已給出明確答案：預約并非強制要求，而是為了合理調配資源、減少現場排隊等待。以佛山為例，市民可通過微信小程序預約獻血，未預約者也可憑身份證現場參與；河南甚至推出預約激勵政策，提前預約獻血可兌換影院套票。血站工作人員強調，預約制的核心是提升服務效率，而非設置參與門檻。但公眾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擔心部分地區可能會變相要求“必須預約”，導致行動不便的老年人、時間不固定的年輕人難以參與。這種擔憂，與套路貸案件中公眾對“合規牌照被濫用”的擔憂如出一轍——都源于對規則執行偏差的警惕。

而“官二代會優先用血嗎？”的疑問，更像是公眾對社會公平的敏感投射。就像在套路貸案件中，公眾擔心“合規資質”會成為少數人掠奪他人財產的工具一樣，在獻血政策中，公眾擔心“優先用血權”會被特權階層擠占。對此，國家衛健委早已明確回應，優先用血權的核心依據是“是否參與無償獻血”，與身份、地位無關。內蒙古、青島等多地已上線獻血者優先用血申請小程序，通過技術手段保障公平性。但過往個別地區出現的用血管理不規范問題，讓公眾對“規則落地”充滿警惕。這種警惕，恰恰是推動政策完善、監管強化的重要動力。

回歸成都套路貸案件本身，警方的成功收網雖然摧毀了一個犯罪團伙，但解決不了深層次的監管漏洞與制度缺陷。要從根本上遏制新型套路貸的蔓延，需要多管齊下：在監管層面，應建立“資質備案+動態核查+異常預警”的全鏈條監管體系，重點核查企業的收入結構、合同條款、資金流向，對異常企業及時介入調查；在信息保護層面，應嚴格規范征信查詢權限，建立信息使用的追溯與問責機制，從源頭堵住信息泄露漏洞；在司法層面，應強化仲裁機構、法院對格式合同、高額違約金條款的審慎審查義務，為被害人提供便捷的司法救濟渠道；在公眾層面，應加強金融知識與法律科普，提醒公眾警惕“低息誘惑”“固定收益”等話術，簽訂合同前仔細審查關鍵條款，遇到疑似套路貸時及時保留證據、報警求助。

從更長遠的角度看，成都套路貸案件引發的爭議，以及獻血政策調整帶來的討論，都反映出社會轉型期公眾對“安全”與“公平”的迫切需求。無論是金融領域的套路貸陷阱，還是公共政策中的執行偏差，都需要相關部門以更透明的流程、更嚴格的監管、更公正的司法，筑牢社會公平的底線。就像網友所說：“我們不害怕規則調整，害怕的是規則被濫用；我們不反對行業創新，反對的是用創新的名義掠奪。” 只有當每一份合規牌照都真正成為規范經營的保障，每一項公共政策都真正兼顧安全與公平，公眾才能放下焦慮，安心生活。

目前，成都警方已凍結涉案資金2600萬元，扣押合同檔案2000余份，案件仍在進一步辦理中。200余名被害人的損失能否追回、如何追回，仍需時間給出答案。但這起案件留下的思考，遠未結束。它像一面鏡子，照見了監管體系的漏洞、司法救濟的短板，也照見了公眾對公平正義的深切渴望。希望這起案件能成為推動制度完善的契機，讓套路貸的陷阱無處遁形，讓每一位公民的財產安全、信息安全都能得到切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