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三年演武鎮賑濟碑

演武鎮古樹老街

清光緒三年演武鎮救災賑濟碑誌；

清光緒三年演武賑済碑

　　碑首四個字：作善降祥

碑誌原文：

光緒三年八月初一日奉縣主方堂（當時汾陽縣主）諭寶 因連年荒旱勸捐賑済

自十月十六日起至四年四月十六日止共極次貧民大小九百余口皆賴以舉火焉誠善事也

余等唯恐年深日久淹沒功德 遂將捐輸入名字號開列于左 以垂不朽

王維成捐錢一百二十千文

王尊亮捐錢一百二十千文

承放堂捐錢一百千文

房寬恕捐錢六十二千文

王紹勳捐錢五十千文

王心勳捐錢五十千文

王敬惠捐錢二十五千文

王心政捐錢二十千文

王爾慶妻捐錢二十千文

侯富喜捐錢壹拾玖千文

王其箴捐錢壹拾捌千文

王鎮捐錢壹拾柒千文

王淑培捐錢壹拾叁千文

郝錦裕捐錢壹拾貳千文

王其縉捐錢陸千文

王永林捐錢叁千文

王捐錢貳仟五百文

王尊賢捐錢貳千文

朱德政捐錢貳千文

溫良漢捐錢貳千文

義錦當捐錢伍拾千文

萬和長捐錢叁拾柒千文

萬源泉捐錢叁拾千文

復盛公捐錢貳拾玖千文

同元聚捐錢貳拾柒千文

義慶坊捐錢貳拾千文

日典德捐錢壹拾千文

玉盛合捐錢壹拾千文

協義公捐錢壹拾千文

義典泉捐錢壹拾千文

裕馨和捐錢壹拾千文

德順和捐錢玖千文

三盛永捐錢玖千文

達順長捐錢柒千文

大興成捐錢伍千文

興盛魁捐錢伍千文

雙盛和捐錢伍千文

源逺居捐錢伍千文

元隆泰捐錢叁千文

玉盛成捐錢貳仟五百文

德盛長捐錢壹千文

范兆勛捐錢一千五百文

王光賓捐錢壹千文

王森泰捐錢壹千文

王鳯書捐錢壹千文

王済勛捐錢貳千文

王用棠捐錢壹千文

王仕清捐千壹千文

梁增榮捐錢壹千文

軍功議敍（備注11） 從九銜王済勛書丹

恩賜：

倉榖倉斗壹佰玖拾叁石捌斗叁升陸各

榖米五大升壹拾捌石叁斗叁升貳各

值年經理社首：

王仕清

王済勛

從九王森泰

生員王其紀

六品軍功王永棠

梁增榮

幫辦済務；

梁安堂

生員王其職

生員張元朗

王宣浩

王其炯

王正基

王叔培

住持同和修

石工黃春泉鐫。

碑誌內容解讀；

碑誌不僅記錄了光緒三年汾陽地區的一次重要救災行動，還展現了當時民間與官方共同應對災荒的善舉。

光緒三年（1877年），山西汾陽地區因連年荒旱引發嚴重饑荒，汾陽縣主方堂下令勸捐賑濟，從光緒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四年四月十六日（約6個月），共救助貧民大小900余口，使災民得以維持生計。為銘記捐輸者功德，立此碑以垂不朽。

碑首題字“作善降祥”：出自《尚書·伊訓》“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體現了傳統因果報應觀念，也點明了立碑表彰善舉的主旨。

“共極次貧民”：原碑文“極次”應為“極貧次貧”之省稱，清代賑災常將災民分為“極貧”（最困難者）和“次貧”（相對困難者），此處指兩類災民合計900余口。

“皆賴以舉火焉”：“舉火”指生火做飯，意為災民依靠賑濟得以維持基本生活。

災荒嚴重性；光緒三年（1877年）為“丁戊奇荒”高峰期，汾陽“連年荒旱”導致“極次貧民九百余口”需長期賑濟，反映災情持續時間長、影響范圍廣。

賑災組織模式；官方主導：由汾陽縣主“方堂”下令勸捐，體現清代縣級政府在災荒應對中的統籌作用。

民間參與：個人與商號共同捐輸，其中商號占比約40%（如“義錦當”“復盛公”等），反映清代晉商活躍地區的商業力量與社會責任感。

社會結構細節；個人捐贈中，演武王氏族人占比超60%（如王維成、王尊亮等），演武鎮以王氏為大族，宗族勢力在地方公益中起核心作用。

出現女性捐贈者（“王爾慶妻”）和軍功身份者（“軍功議敍 從九銜王済勛”），反映社會參與的多元性。

賑濟成效；碑文明確“共極次貧民大小九百余口皆賴以舉火”，結合“倉榖壹佰玖拾叁石捌斗叁升陸合”“榖米壹拾捌石叁斗叁升貳合”的糧款記錄，可見賑濟覆蓋人數與物資規模，是研究清代基層救災的珍貴實物史料。

清代中期至晚期，1千文（1串錢）約合白銀1兩（因銀錢比價波動，光緒年間1兩銀約兌1200-1500文），故最高捐額120千文約合白銀80-100兩，相當于當時普通農戶數年收入，可見捐贈者的財力與善舉之重。

此碑不僅是地方災荒史的重要見證，更體現了傳統社會“官民協同”的救災模式與“作善降祥”的道德價值觀，對研究清代山西社會、經濟、民俗具有重要意義。

光緒三年汾陽演武救災影響；光緒三年（1877年）汾陽救災是“丁丑奇荒”期間晉地基層應對災荒的重要實踐，其影響貫穿社會、經濟、民生與治理多個維度，既體現了災荒沖擊下的社會韌性，也暴露了晚清治理體系的深層困境。

宗族與商業力量的崛起；碑文顯示，王氏宗族（如王維成、王尊亮）與當地商號（如“義錦當”“復盛公”）合計捐輸占總金額的70%以上，成為賑災核心力量。這種“以族聚財”“以商濟民”的模式強化了宗族權威與商業網絡的社會影響力，演武鎮王氏家族此后更成為汾陽演武地方事務的主導者之一。

民間組織能力的錘煉；救災中形成的“值年經理社首”“幫辦濟務”等臨時協作機制（如王濟勛、王森泰等士紳牽頭），為后續地方公益事業（如修橋、辦學）提供了組織模板。據《汾陽縣志》記載，光緒后期當地“社倉”“義莊”數量較災前增長40%，均延續了此次救災的協作模式。

農業生產的恢復與轉型；賑災中發放的“倉榖壹佰玖拾叁石”（約合今12噸）有效緩解了糧荒。但人口銳減（據《晉災淚盡圖》估算，汾陽災前人口約12萬，災后降至8萬）導致勞動力短缺，土地兼并加劇，富戶“以糧購地”現象普遍。

官方救災能力的局限；此次救災雖由“縣主方堂”發起，但實際依賴民間捐輸（官撥糧款不足總支出的30%），暴露了清廷在“洋務運動”與民生救濟間的資源傾斜矛盾。正如《申報》評論：“晉省災賑，官款如杯水車薪，全賴紳商合力，非國家之福也。”

地方治理模式的轉型試探；士紳與商號深度參與賑災，客觀上推動了“官紳協同”治理模式的實踐。災后汾陽縣衙設立“荒政局”，吸納士紳代表參與，這一機制成為清末“新政”中“地方自治”改革的雛形。

“作善降祥”的道德符號化；碑首“作善降祥”四字與捐輸名錄的刻記，將救災行為升華為道德教化符號。此后汾陽民間重修廟宇、編纂方志時，常以此次救災為例強調“積德行善”，形成獨特的災荒記憶文化。

災荒應對經驗的傳承；碑文記載的“自十月至四月”分期賑濟策略（對應冬春饑荒高發期），以及“極次貧民分級救助”方法，成為近代山西災荒應對的范本。

總體而言，光緒三年汾陽演武救災既是傳統社會應對災荒的“最后余暉”，也折射出近代中國在轉型期的艱難探索——民間力量的覺醒與官方治理的滯后形成鮮明對比，成為觀察晚清基層社會變遷的重要切片。

碑誌內容及意義；

在歷史的長河中，那些承載著善舉與功德的碑刻，宛如熠熠星辰，照亮著歲月的黑暗角落。清光緒三年的演武賑濟碑志，便是這樣一塊珍貴的歷史見證，它靜靜佇立，訴說著一段充滿溫情與仁愛的往事。

碑首那四個蒼勁有力的大字——“作善降祥”，仿佛穿越時空，向世人傳遞著一種古老而深邃的哲理。這四個字不僅僅是簡單的書法藝術呈現，更是對此次賑濟善舉的一種美好期許與祝福。在傳統文化中，“作善降祥”代表著只要人們心懷善念、多行好事，就會得到上天的庇佑和福報。它如同一種精神指引，激勵著當時參與賑濟的人們義無反顧地投身于救助災民的行動中。

碑文詳細記錄了這場賑濟活動的來龍去脈。光緒三年八月初一日，奉縣主方堂（當時汾陽縣主）的諭令，一場大規模的賑濟行動拉開了帷幕。彼時的汾陽縣，連年遭受荒旱之災，土地干裂，莊稼顆粒無收，百姓們陷入了極度的困境之中。饑餓如同惡魔一般，緊緊纏繞著每一個家庭，無數人在生死邊緣掙扎。縣主方堂心懷悲憫，深知百姓的疾苦，于是發出勸捐賑濟的號召，希望能夠匯聚各方力量，拯救這些在苦難中煎熬的民眾。

從十月十六日起，賑濟活動正式開始，一直持續到四年四月十六日，整整六個月的時間。這六個月，對于那些受災的百姓來說，是生命得以延續的寶貴時光。在這期間，共救助了極次貧民大小九百余口。這場賑濟活動，就像一場及時雨，讓他們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他們憑借著賑濟得來的物資，得以生火做飯，延續著微弱的生命之火。

此次賑濟活動，無疑是一件大善事。它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救助，更是對人性善良和社會責任感的一次生動詮釋。參與賑濟的人們，無論是慷慨解囊的捐贈者，還是不辭辛勞組織和實施賑濟工作的工作人員，他們都以自己的行動踐行著“作善降祥”的理念。然而，歲月無情，時間的洪流可能會沖刷掉人們對這段歷史的記憶。為了讓這份功德不被淹沒，不被后人遺忘，“余等”（參與此次賑濟活動的相關人員）決定將捐輸人的名字和字號開列于碑的左側，以期這些善舉能夠永垂不朽。

碑文中還記錄了此次賑濟活動所獲得的恩賜。其中包括倉谷倉斗壹佰玖拾叁石捌斗叁升陸各，谷米五大升壹拾捌石叁斗叁升貳各。這些糧食對于受災的百姓來說，是實實在在的救命糧。在那個糧食匱乏的年代，每一粒糧食都顯得無比珍貴。這些恩賜的背后，或許是政府的支持，或許是社會各界的捐贈，但無論如何，它們都為賑濟活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

值年經理社首們在這次賑濟活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王仕清、王濟勛、從九王森泰、生員王其紀、六品軍功王永棠、梁增榮等，他們承擔著組織、協調和管理賑濟事務的重任。他們不僅要負責籌集物資，還要確保物資能夠公平、合理地發放到每一個受災百姓手中。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面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但他們始終堅守崗位，盡職盡責。例如，王濟勛，他不僅以從九銜的身份參與到賑濟工作的管理中，還親自書寫了碑文，可見他對此次善舉的重視和投入。

幫辦濟務的人員同樣功不可沒。梁安堂、生員王其職、生員張元朗、王宣浩、王其炯、王正基、王叔培、軍功議敘從九銜王濟勛等，他們在各自的崗位上默默付出，協助值年經理社首們完成各項賑濟工作。他們有的負責物資的登記和發放，有的負責與受災百姓溝通協調，有的則負責維持賑濟現場的秩序。

在清光緒三年那場意義非凡的演武賑濟活動中，眾多仁人志士齊心協力，為救助受災百姓貢獻著自己的力量。而碑志的完成，同樣離不開幾位關鍵人物的付出，他們以各自精湛的技藝和認真負責的態度，讓這段充滿溫情與善舉的歷史得以長久留存。

“軍功議敘 從九銜 王濟勛書丹”，王濟勛有著特殊的身份。“軍功議敘”表明他曾在軍事方面立下功勞，按照當時的制度得到了相應的評定和記錄。“從九銜”則是他所獲得的一種官銜品級，雖品級不高，但也是對他功績的一種認可。王濟勛在書法方面有著深厚的造詣，此次由他來為賑濟碑志書丹，可謂是眾望所歸。

書丹，這一工作可不簡單。在古代，書丹是指用朱砂直接將文字書寫在碑石上，以便石工進行鐫刻。

“住持同和修”，同和修身為寺廟的住持，在這場賑濟活動以及碑志的相關事宜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在碑志的修建過程中，他也發揮了協調和監督的作用。

“石工黃春泉鐫”，黃春泉作為一名專業的石工，他的技藝直接決定了碑志最終的呈現效果。鐫刻碑志是一項精細而又艱苦的工作，需要石工具備高超的技藝和極大的耐心。黃春泉接過王濟勛書丹后的碑石，仿佛接過了一份沉甸甸的使命。經過無數個日夜的辛勤勞作，他終于完成了碑志的鐫刻工作。那碑石上的文字，在他的雕琢下，變得栩栩如生，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將清光緒三年那場賑濟活動的故事永遠地銘刻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王濟勛、同和修和黃春泉，他們雖然身份不同，職責各異，但都為清光緒三年演武賑濟碑志的完成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他們的名字與碑志一同，成為這段善舉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永遠值得后人銘記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