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規模到價值：中國對外投資正在經歷深度重構｜新增長年度大課

編者按

Kiran Patel是英中貿易協會商務高級總監、中國區副總裁，長期參與中英經貿合作，見證并支持中國企業在英國市場的發展。在HBR管理年會2025暨新增長大會上，他從長期一線觀察出發，梳理了中國對外投資從“規模擴張”走向“價值重塑”的變化脈絡，并以英國市場為例，解析了制造、能源與技術領域的具體實踐，展示新階段全球化的真實動因與前行方向。

• “中國資本并不是退卻，而是一場重新校準，從規模轉向價值，從擴張轉向戰略協同，從速度轉向可持續性。”

• “中國投資者提出的問題，已不再是我們還能買什么，而是在哪里可以增強韌性，或創造競爭優勢。”

• “對于全球合作伙伴而言，真正的機遇在于理解這一新的投資邏輯，并將自身定位為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共同創造者，而不僅僅是資本的接受方。”

*本篇為“新增長年度大課2025”系列內容之一。該系列由HBR中國發起，匯集九位來自科技、投資、產業、品牌與組織領域的思想者，對“新增長”這一時代命題進行系統解讀，探討在全球格局、技術革命與商業范式重塑的大背景下，中國企業如何重新定義增長邏輯與長期競爭力。

下文來自 英中貿易協會商務高級總監、中國區副總裁Kiran Patel 在HBR管理年會2025暨新增長大會上的演講，有編輯刪減。

中國對外投資的“價值重塑”階段

在長期與中國企業的接觸中，我愈發清晰地看到，中國對外投資正呈現出新的發展軌跡。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二十多年，讓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策略的變化，也看到中國企業自身的全球化思路在不斷演進。

我清晰地觀察到，這些變化背后存在的結構性原因，是與全球經濟環境、地緣政治形勢、各國政策導向以及企業自身發展階段共同交織而成的結果。

如果把時間拉回到2000年代初，“走出去”戰略推動了一批規模龐大的海外交易，能源資產、港口、房地產等項目，成為當時備受關注的跨境投資案例。英國也是其中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隨后，從2017年開始，資本管控趨嚴；疫情、中美貿易摩擦以及地緣政治碎片化進一步影響了跨境資本流動，中國的對外投資在2019年降至低點。在隨后幾年，更多企業把重心放在國內的產業升級、技術積累與供應鏈韌性建設。

但從2020年起，趨勢重新出現增長勢頭，而且方向更加集中。在我看來，這不是退卻，而是一場重新校準。從追求規模到追求價值，從強調速度到強調可持續性，從單筆投資到尋求戰略協同，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2024年的并購活動是一個典型指標，總額約300億美元，同比下降約三成，但單筆交易規模更大，也更具戰略意味。這些變化的底層邏輯，是企業在全球不確定性下對自身定位的重新思考：如何補齊能力、如何構建更穩健的全球體系、如何在供應鏈、市場和能源轉型中找到更深的戰略契合點。

三條主線正在重塑企業的全球布局方式

當我把過去幾年的投資案例放在一起觀察時，可以看到三個清晰的主線，正在重新定義中國企業的全球布局方式。

第一條主線，是企業正在從“買資產”轉向“建能力”，這體現在并購與綠地投資的結構變化上。并購規模下降，但交易本身更具指向性，更多聚焦于先進制造、移動出行、電池、自動化系統、關鍵礦產等方向，企業希望通過補充技術、研發能力和戰略資源來提升自身競爭力。

相應地，綠地投資的顯著增加，2024年工程、采購和施工類項目的合同額達 267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按價值計算，綠地投資已占對外投資的八成以上。

企業選擇在海外直接建設工廠、加工中心或綠色能源項目，一方面能夠降低關稅和貿易摩擦帶來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也能把握當地政府提供的制造業激勵，并更貼近終端市場，實現供應鏈前移和風險分散。

第二條主線，是從分散布局走向結構化選擇。在區域上，亞洲吸收了超過一半的中國海外交易，特別是東南亞，憑借相對具成本優勢的制造體系、人口結構和監管環境，成為制造業企業的重要目的地。

歐洲仍然擁有不可替代的先進制造和技術能力，但在英國《國家安全與投資法案》和歐盟審查機制下，并購需更加謹慎；中東國家正在加速自己的經濟結構調整，在能源轉型、數字化和生物健康等領域與中國企業形成新的協同；非洲仍然是資源與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區域；北美更多以合資或風險投資形式進入，而非控股式并購。

這些變化意味著企業正在從擴張式布局轉向更具戰略選擇性的配置，有選擇地進入能夠形成“戰略互補”的市場。

第三條主線，是行業方向的重心位移。傳統能源投資占比下降，與全球綠色轉型相關的新能源、電動車、電池、可再生能源技術、生物健康、物流體系、數字平臺等行業成為主要方向。

換句話說，跨境投資的行業結構正在主動向“未來產業”集中。從大量企業的實踐中可以看到，這種選擇不是被動響應，而是與企業長期戰略、國家產業規劃以及全球政策環境高度一致的結果。

中國企業全球化的實踐樣本

如果要找一個市場來觀察這些趨勢的具體呈現，英國是一個典型樣本。從風電到電動車，再到新型制造能力，中國企業在英國的發展路徑清晰呈現出這些投資邏輯在成熟市場中的表現。

在海上風電領域，明陽智能與Octopus Energy的合作，將硬件設備與軟件能力結合，為英國帶來約 6 吉瓦新增裝機，這與英國的清潔能源戰略高度一致，同時體現出合作對當地能源體系的實際影響。

遠景動力在桑德蘭的超級工廠，總規模約10億英鎊，并獲得英國出口融資機構支持，為綠地投資這一趨勢提供了具體樣本。它不僅意味著產能布局，更是在新能源產業鏈中建立長期存在的能力基礎。

比亞迪在英國的發展也是觀察這一邏輯的又一案例。 比亞迪自2023年4月正式啟動英國零售業務以來，不到30個月便以創紀錄的速度在英國建立了100家經銷網點，業務規模增長超過880%。更重要的是，比亞迪聯手英國巴士制造商Alexander Dennis獲得倫敦大規模電動雙層大巴訂購訂單，更深層次地融入當地產業鏈。

這些項目有一個共通點：它們都不是短期行為，而是在當地市場形成長期的技術、產能與生態嵌入能力。這些案例清晰呈現了中國企業在成熟市場中的進入方式，也讓新一輪全球化布局的特征更為具體。

全球化新階段下的企業布局思考

這些變化背后是多重政策與資本因素共同作用。民營企業和科技創新公司成為對外投資的主要推動者，主權基金與政策性基金仍然在大型基礎設施和資源領域發揮作用。人民幣國際化提高了跨境資本配置的靈活性，而香港、新加坡、倫敦等離岸金融中心為投資活動提供了成熟的金融支撐。

今年中投與中國建設銀行在倫敦發行的綠色債券，也說明中國企業在 ESG 框架下的能力正在迅速成熟，綠色能力已成為企業走出去的“硬條件”之一。這些因素正在推動企業在國際合作中找到更多契合點。那些擁有清晰制造業規劃、能源轉型目標或數字化戰略的國家，往往會與中國企業形成天然的協同關系。

在合作方式上，合資、共同投資、研發合作、供應鏈融合與本地人才體系的建設成為趨勢。企業也越來越關注品牌聲譽、當地經營能力和與監管體系的匹配度，這些“軟能力”往往決定了投資項目能否實現長期價值。

與此同時，一些風險也在快速上升。地緣政治使投資更加政治化，監管不確定性在多個國家增強，ESG的要求提升了治理和透明度門檻，而產業安全和數據安全也成為影響跨境投資的重要因素。

面對這些趨勢，中國企業必須付出更多努力去理解制度差異、尊重當地規范，并在戰略目標、合規能力與經營模式之間找到新的平衡。

未來的關鍵問題，不再是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了多少，而是如何投資、為什么投資，以及能否與合作伙伴共同創造價值。對外投資從量到質的轉變，與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高度一致。

對于企業而言，這意味著全球化進入了更加成熟、穩健、強調長期關系的新階段；對于國際合作伙伴而言，理解這一變化，將決定未來能否在新的全球格局中更有效地定位自身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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