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光輝歲月”，香港如何靠文化創意“二次創業”？

編者按：

在全球文化版圖中，每一座卓越的文化創意中心都有其獨特的生長脈絡。

當成都“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加快建設全國重要的文化創意中心和數字文創產業集聚地”，并錨定2030年數字文創產業突破6000億元的宏偉目標時，放眼世界，借石攻玉便成為關鍵一步。

即日起，每日經濟新聞·天府文創云推出年度系列策劃《文創“城”長記——全球頂尖城市文創產業發展路徑特別觀察》，以香港、倫敦、上海三座全球標桿城市為鏡，觀照城市在文創產業上的戰略布局、資本賦能與生態構建上的探索，為成都乃至更多中國城市的文創崛起，提供一份充滿全球視野的思考與啟迪。

今日聚焦香港：歷經“光輝歲月”，如何“重構”一張世界級文化創意名片？

香港城市風景 圖片來源：新華社

2025年4月，當作為“華語樂壇啟德開唱第一人”的謝霆鋒，面對數萬觀眾唱響《活著 VIVA》時，或許會有一瞬間的恍惚——那電吉他熟悉的掃弦聲，是否讓他想起了二十五年前，那個時年20歲、創下“最年輕男歌手紅館連開六場”紀錄的自己？

從紅磡到啟德，舞臺變大了，設施變好了，但舞臺下的語境變了。

場景的更迭，也是產業迭代的隱喻：在后“光輝歲月”時代，“北上”成為了香港娛樂業的關鍵詞。那個曾經僅憑一部港劇就能引發全亞洲模仿的時代，似乎漸行漸遠。

但這并非終章，而是新一季的序幕。從流行文化的光環中抽離，轉向更廣闊的“文創產業”賽道，香港正處于在存量中找增量的“二次創業”階段。

去年年底，香港特區政府公布《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圖》（下稱《藍圖》），給出了一份涵蓋4個發展方向、71項具體措施的產業路線圖，力圖在“難以回望”的現實與“未來去哪”的選擇之間，用產業化的進階手段，重構一張屬于人工智能時代的世界級文化名片。

對于土地價格“傲視全球”的香港而言，“寸土寸金”的空間不僅僅是容器，更是一個篩除低效產業的殘酷漏斗。發展文創產業，香港的選擇在于，既保證實體空間的“資金盤活”，又向“虛擬空間”要產業增量。

換道超車：新與舊交替

曾幾何時，香港文化的繁榮給人一種帶有生命力的美感——影像里中環的高樓大廈、旺角的霓虹招牌、九龍城寨的市井傳奇……獨特的 “港味”美學，通過高效的文化工業流水線，席卷亞洲乃至全球。

時過境遷，如果我們拋開情懷的濾鏡，仔細觀察其近年來的產業數據，會發現這張圖譜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事實上，支撐起香港1345億港元（2023年數據，占總GDP的4.6%）文藝創意產業增加值的 “帶頭大哥”，早已不是我們印象中的影視劇或音樂，而是由沉默的代碼“堆砌”而成的文化新業態。

數據不會撒謊。2023年，“軟件、電腦游戲及互動媒體”類的增加值高達615億港元，占據了香港文創產業的半壁江山（約45.7%）。

這意味著，在鎂光燈照不到的地方，它們已成為這座城市文創產業的底座。

與此同時，在整體產業盤變化不大的背景下，另一個板塊展現出了驚人的反彈力——從數據來看，這是整個圖譜中的最大增量：“藝術品、古董及工藝品”類。在經歷了短暫停滯后，2023年該類別的增加值年均狂飆85%，力挽下降頹勢。

在去年的一場立法會會議上，文化體育及旅游局相關官員底氣十足地說道：“2023年，香港藝術品、珍藏品及古董貿易總額達約1055億港元，令香港成為全球三大藝術品交易中心之一（注：與紐約、倫敦并列），成績斐然。”

香港維港之濱夜景 圖片來源：新華社

香港為什么“能”？

這并非因為香港突然涌現出無數個“畢加索”，而是因為全球資本相信香港的“規則”。

在復雜多變的全球經濟背景下，香港的零關稅、健全的法律保護以及資金的自由進出，使其成為了頂級文化資產的“安全港”。

無論是每年畫廊云集的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還是蘇富比、佳士得等拍賣巨頭在香港的布局，都折射出國際資本對這個地方的認可。在這里，藝術品的審美價值與金融屬性達到了某種微妙的平衡，被還原為流動性強、交割便利的優質資產標的。

一端是文化新業態的穩定發展，一端是古董藝術品的增勢回升。然而，《藍圖》坦言：“產業化仍需努力。”

這種“坦誠”直指核心痛點：在龐大的軟件服務底座和喧囂的藝術交易塔尖之間，那個曾經定義了“光輝歲月”的原創IP孵化、電影制作出版等傳統強勢內容板塊，確實顯得相對勢弱。

產業載體：虛和實相間

任何宏大的產業藍圖，都要被放置到具體的物理空間里。對于土地價格“傲視全球”的香港而言，空間不僅僅是容器，更是一個篩除低效產業的殘酷漏斗。

因此，在這個寸土寸金的城市發展文創產業，必須解決一個悖論：創意往往需要低成本的試錯機會，但香港的生存成本卻很昂貴。

對此，香港給出了一套“軟硬結合”的空間解法，在有限的土地上進行充足的財政投入。

視線首先聚焦維港西岸，那里承載著香港文化基建對標全球頂尖的野心——西九文化區。在這里，我們看到，整個項目特區政府早年便一次性注資216億港元，算上整個浩大的工程，整體投入規模超過500億港元。這種大手筆的投入換來了亮眼的流量：

M+博物館僅僅開館四年，累計訪客量已突破1000萬人次，迅速躋身全球博物館第一梯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作為一個專注于傳統文化的展館，開館3年多以來，接待人次也有近350萬。

從維港對岸遠眺M+博物館 圖片來源：“西九文化區”微信公眾號

但光有流量和面子不夠，要在金錢永不眠的香港生存，必須算好賬。

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這種“航母級”的文化地標，運營成本也是天文數字：西九文化區2024/25財年赤字達7.69億港元，同比拉升33%。

在資金流承壓的現實下，西九文化區已經開始探索松綁土地業權，嘗試出售部分住宅項目，用商業地產的利潤去填補公共藝術設施的虧損。畢竟，只有先活下來，才有資格談理想。

如果說西九文化區是吸引全球目光的“旗艦”，那么位于港島南區的數碼港則是默默夯實產業底座的“溫室”。

這或許體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經營哲學：一個是“繼承者”的宏大敘事，一個是“創業者”的務實生長。

這里沒有維港璀璨的燈光，卻或許有著全港最密集的初創代碼，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向“虛擬空間”要產業增量。在這個由寫字樓、酒店及零售設施構成的數碼社區里，匯聚了超過2200家初創企業和科技公司，累計融資額超過462億港元。

最好的例證之一是從這里走出的Klook（客路）。這家起步于數碼港的數字文創平臺，沒有一寸旅游景區的土地，主要憑借將全球文旅體驗數字化的能力，成為了為數不多的“土生土長的香港本地”獨角獸企業，并于近日正式開啟赴美IPO進程。

藝術科技：風口或泡沫

如果說空間載體解決了“在哪生根”的問題，那么香港頻頻提及的“藝術科技”，則試圖在“文化+科技”的領域中，回答這座城市在內容端未來如何實現“枝繁葉茂”的問題。

站在國際商貿與科技前沿的香港，是嗅覺敏銳的較早布局者。

早在2020年，香港就提出將“藝術科技”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與科技融合的發展方向，預留了高達1億港元的資金作為“敲門磚”。

其代表性的“基建”，便是在東九文化中心配置了全港最先進的藝術科技設施，包括名為“The Lab”的多用途藝術科技試驗工作室。

空間配備了沉浸式音響、高分辨率投影與實時追蹤技術等“黑科技”，為藝術家與工程師提供了一個共同研發、展示交互式作品的“沙盒”。

東九文化中心 圖片來源：“香港特區政府駐滬辦”微信公眾號

當Web3.0的概念在隨后席卷全球時，香港并未缺席，甚至密切布局：

2022年，在全球虛擬資產市場價格波動劇烈、加密資產生態前景不明的背景下，香港發布《有關香港虛擬資產發展的政策宣言》，明確擁抱Web3.0；今年，政策力度進一步加碼，《香港數字資產發展政策宣言2.0》提出了“LEAP”戰略框架。

這份2.0版本的宣言不僅僅是寫給金融圈的，也是寫給文創人的：它明確支持以代幣化現實資產（RWA）為代表的數字化確權與交易。

這意味著香港有望從制度層面，為數字文創產品“確權難、定價難、交易難”等頑疾做出探索。

而當生成式AI浪潮全面襲來，香港的身位依然保持在第一梯隊。

就在上周，首屆“香港國際AI藝術節”舉行。活動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與科學家，其中不乏圖靈獎得主約翰·愛德華·霍普克羅夫特這樣的學界泰斗分享前沿觀點，更有各種形態的AI藝術作品在現場展演。

這是一種典型的“香港式打法”：它并不諱言追逐風口，也不回避新技術在初期必然伴隨的泡沫與爭議。因為在一個資本高度發達、市場化程度極高的環境中，大家心知肚明：泡沫往往是風口的伴生品。

某種意義上，藝術科技對于香港而言，絕不只是為了讓藝術“更好看”的特效工具，而是為了在數字化時代，為香港的文創產業找到那臺足以驅動未來的“新增長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