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在安理會大吵一架，日代表不許中方還口，還對聯合國提要求

12月15日的聯合國安理會，本該是各國代表端坐談規則、談未來的地方，卻被日本代表山崎和之硬生生攪成了“搶話大會”。

會議主題明明是“為和平展現領導力”，核心議題是聯合國秘書長換屆和全球安全治理。

可當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大使依法依規闡述立場時，山崎卻頻頻打斷，態度急躁到近乎失控，甚至發展到公開阻撓中方正常發言。

這種行為放在任何國際會議上都算失禮，更何況是在強調秩序和程序的安理會，他不聽內容，只盯著“封口”，多次強行申請額外發言機會，試圖用嗓門和次數壓制對方。

這種“誰吵誰有理”的做派，不但沒能反駁中方觀點，反而把自身的心虛暴露得一覽無余。

更荒唐的是，山崎一邊打斷中方，一邊反咬中國“離題”，甚至順帶質疑安理會本身的討論方向，擺出一副“全場我最不滿”的姿態。

連一些與日本立場相近的國家代表，都私下搖頭，認為這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外交事故。

看似情緒失控，實則目標明確：不讓中國把話說完，因為一旦中方完整表達，爭論就會回到歷史和法律的原點，而這正是日本最不愿被擺上臺面的地方。

正因如此，這場會場失序并非偶發插曲，而是一次精心卻拙劣的阻斷行動，只是，堵住一時的發言，并不能抹掉事實本身。

因為問題的真正引線，在于歷史與現實被同時點名，今年的時間節點，對日本而言格外敏感——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

80年前，日本以無條件投降結束侵略；80年后，日本政壇卻出現了令人警惕的回潮。

新首相高市早苗反復拋出“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危險說法，甚至將臺海問題與日本所謂“存亡危機事態”強行捆綁，暗示動用集體自衛權介入。

這套說辭并不新鮮，恰恰與當年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時打著的“自衛”旗號如出一轍，傅聰大使在安理會點破的，正是這種歷史邏輯的延續性：借“安全”之名，行干預之實。

更關鍵的是，中方把《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這兩份決定戰后國際秩序的法律文件擺上了桌面。

它們不僅明確了日本戰敗國的法律定位，也為臺灣問題的國際法歸屬提供了清晰框架，這些白紙黑字，是日本長期回避卻無法推翻的事實。

長期以來，日本在對華表述上刻意玩弄“理解和尊重”的文字游戲，卻回避“承認”二字，為日后介入留下模糊空間，參與起草《中日聯合聲明》的日方人士早已承認，這種模糊是有意為之。

一旦在安理會這樣高度公開的場合，被用國際法和歷史文件當面拆穿，日本數十年精心包裝的敘事就會當場崩塌。
所以，山崎必須打斷，必須制造混亂，因為他害怕的不是爭論輸贏，而是日本那套自我粉飾的合法性被徹底否定。

當這種封堵失敗后，日本便迅速轉向另一個話題——安理會改革與“入常”訴求，這也把真實野心暴露在了聚光燈下。

在阻攔中方發言受挫后，山崎和之迅速拋出“安理會改革”，并再次索要常任理事國席位。

這種跳躍并不突兀，反而極具代表性——日本對“入常”的執念，早已成為其外交的長期目標。

從上世紀90年代起，日本拉攏德國、印度、巴西組建“四國集團”，在非洲和拉美以援助換支持，提高會費買存在感，試圖用資源堆出“大國地位”。

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僅是一個身份象征，更是對世界和平承擔最終責任的資格認證。

一個至今仍在美化侵略、參拜供奉戰犯神社、回避歷史責任的國家，卻急于獲得定義國際安全規則的權力，本身就構成風險。

2005年日本“沖刺入常”失敗，正是因為包括非洲國家在內的廣泛反對，俄羅斯、朝鮮等國更是明確表態：歷史問題不解決，免談。

日本當前的困境在于，越想擺脫戰敗國陰影，越急于用制度性權力“洗白”歷史，吃相就越難看。

山崎在安理會的失態，正是一種權力焦慮的外化表現，他不讓中國說話，恰恰證明中國說到了要害。

相反，中方的立場之所以獲得共鳴，是因為它不僅維護自身利益，更是在捍衛反法西斯戰爭的共同成果。

世界終究講道理，常任理事國席位不是靠吵鬧、金錢或政治投機換來的護身符，而是靠歷史擔當與國際信用贏得的信任。

如果不正視侵略歷史、不約束危險言論、不停止對他國內政的覬覦，日本再多的會場表演，也只能反復證明同一個事實：真理不怕被說，怕的，永遠是被說中的那一方。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