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凡是”被提出后，他帶頭表示反對，后來成為副國級干部

1958年深秋，一輛吉普車在松嫩平原的田埂間顛簸，車里的楊易辰執意要看剛挖出的魚塘。寒風刮臉，他卻蹲在岸邊反復丈量水深。隨行干部提醒天色已晚，他擺手，只留下短短一句：“先調查。”簡單三個字，道盡他的工作脾性——凡事講憑證，不信主觀想象。

東北區劃調整后的第四年，黑龍江水產局被劃到他分管的財貿口。外地專家斷言高寒省份不適合魚類養殖，許多基層干部也心存顧慮。楊易辰沒有急著下結論，而是組織觀察團趕赴江浙、兩湖、廣東。一趟走下來，他把南方經驗歸納成兩條：祖輩手藝與小氣候優勢。可他緊接著提醒同事，黑土地得用自己的辦法。于是，池塘保溫、越冬增氧、冰面搶打春網，這些帶著北方烙印的技術相繼誕生。

次年糧食緊缺，漁民卻“有魚無糧”。他接到口頭匯報，當晚召集省里相關部門，敲定漁民口糧、布票、棉衣一體供應。文件只寫了兩頁，卻給數萬漁戶兜了底。不久后，黑龍江年水產品突破五十萬噸，活魚在冰雪中一路北上，成為罕見場景。當地人說，魚腥味里有書記的決斷味。

十年動蕩期間，他被迫離崗。1972年復出，他先抓的是教育和科技，而不是容易出政績的建筑與基建。理由簡單：經濟要翻身，先靠腦袋。他把哈爾濱工業大學、佳木斯醫學院的擴建計劃一口氣批完。省財政捉襟見肘，他干脆把機關招待所騰出給科研小組辦公。“科研不等人”，成為那幾年黑龍江干部掛在嘴邊的口頭禪。

1977年春，“兩個凡是”在京城出現。文件傳到哈爾濱，許多人觀望。楊易辰卻在常委會上說，這樣做會讓干部不敢負責。講話不長，卻語速很快，像怕耽誤了工作。幾天后，反映意見的電文遞到中央組織部，他的名字排在首位。外界私下傳言他“頂風講話”，可他依舊早晨七點準時出現在辦公樓，仿佛什么也沒發生。

1983年，他調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離開工作近三十年的黑龍江。北京剛進入“嚴打”時期，街頭治安糟糕。上任第三天，他要求各省檢察機關掛牌設立舉報中心，把經濟犯罪與暴力犯罪一并納入重點。有人擔心案卷堆積，他一句話打斷：“大案慢查，小案快查，兩頭都要見效率。”這一年，全國檢察系統批捕數據上升，卻沒有出現冤錯，與制度調整直接相關。

1984年，《光明日報》刊出為孫永根鳴冤的文章，社會輿論喧囂。楊易辰按慣例先看案卷，再下基層。江陰縣資料堆滿桌，他仔細對照每頁憑證。一個月后，中紀委、中政委聯合復查認定事實清楚、判決無誤，謠言自破。媒體安靜下來，檢察系統第一次用“聯合調查公告”回應社會關切，這種做法后來被沿用。

1987年，一封政協委員來信把他又拖進舊案。甘肅合水縣農會副主席文炳衡的死刑成疑，時間已過去三十多年，證據散佚。年近七十的他飛抵蘭州，再乘吉普奔赴山村，一去就是十天。口述證人、舊賬簿、當年會議記錄逐一比對，最終確認“反革命誣告陷害罪”不能成立。省委批準改判，文炳衡沉冤得雪。此案成為檢察機關追溯糾錯的經典樣本。

五年間，他跑遍二十個省區，行程十多萬公里。熟悉他的人常說，每次下基層，他行李箱最多的是案卷和放大鏡。至1988年卸任檢察長，檢察系統幾項制度——舉報中心、公訴席前置、重大案件復查——已然成形，為后續司法改革提供共用模板。

1997年冬，他在北京病逝，終年八十三歲。吊唁者里，有漁民、有科技工作者，也有年輕檢察官。追憶往昔，人們提到他的頻率最高的兩個詞，一是“實事求是”，二是“敢頂風險”。這兩個詞，正好回答了他當年為何敢在“兩個凡是”面前舉手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