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正兵團職莫名地方化，想重返部隊，總政3位副主任：不好安排

他滿懷希望地想回到熟悉的部隊工作，畢竟那才是他奮斗了大半輩子的地方。

可總政三位副主任梁必業、黃玉昆、徐立清卻一次次地跟他談話，話里話外都是一個意思——留在地方吧。

這位正兵團職的老將軍，為什么連重返部隊的愿望都成了奢望？

這所學校在軍隊系統里地位不低，專門培養通信技術人才。

院校生活相對平穩，每天除了處理行政事務，就是給學員們上課，講講黨史軍史，傳承革命傳統。

他在講授紅3軍團歷史時，詳細介紹了彭德懷的軍事才能和領導作用。

這本是正常的歷史講述，紅3軍團的歷史離不開彭總的貢獻。

可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這樣的講課內容被人盯上了。

有人給他扣了頂"突出彭總"的帽子，說他政治立場有問題。

學校領導找他談話，態度很明確——先靠邊站，停止一切工作。

一個正兵團職的高級干部，說拿下就拿下，連個說法都沒給。

他心里清楚，這事兒背后的水很深，只能默默接受安排。

1966年，更大的變故來了。

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整體轉制，從部隊院校劃歸地方管理。

這一轉制，影響的不只是學校的歸屬，還有所有在職干部的身份。

他本來是軍隊干部，拿軍隊的編制，享受軍隊的待遇。

轉制之后，他成了地方干部，雖然軍銜還在，可組織歸屬完全變了。

更要命的是，他現在連工作都沒有，就這么尷尬地掛在地方體系里。

造反派批斗他，說他是"走資派"，說他歷史上有問題。

一個開國中將，戰爭年代南征北戰，和平時期勤勤懇懇，到頭來卻要在批斗會上低頭挨批。

那種屈辱感，外人很難體會。

沒有工作崗位，沒有具體職務，每個月就領著微薄的生活費。

一家八口人，每人每月只有14塊錢。

在那個年代，14塊錢能買什么？

幾斤肉，十來斤糧食，維持最基本的溫飽都困難。

早上起來喂雞，然后去菜市場轉轉，看看哪家的菜便宜點。

下午就在家里看看書，或者幫著做做家務。

一個曾經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現在過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街坊鄰居都知道他是個大干部，可誰也不敢多問，那個年代提這些太敏感。

戰爭年代槍林彈雨都闖過來了，怎么在和平年代反倒沒了立足之地？

想想當年在中南軍區公安部隊當政委的時候，管著多少人，處理多少大事。

現在卻為了幾毛錢的菜價跟小攤販討價還價。

1971年9月之后，形勢稍微緩和了些。

可還是沒有工作，還是閑在家里。

這種狀態持續了好幾年，一直到1977年。

1977年，形勢終于變了。

撥亂反正開始了，很多受冤屈的老干部陸續得到平反。

他心里那塊石頭終于落了地，覺得自己又能為黨為國家做點事了。

他在軍隊干了大半輩子，對部隊工作再熟悉不過。

從基層帶兵，到軍區機關，再到總部報社，他哪個崗位都干過，哪項工作都熟悉。

現在平反了，理應回到自己熟悉的戰線上去。

他找到總政治部，提出想回部隊工作的要求。

總政的領導很重視，專門安排了三位副主任——梁必業、黃玉昆、徐立清跟他談。

這三位都是老資格的政工干部，說話有分量。

第一次談話氣氛還算融洽。

你的檔案已經在地方了，要調回來得跟中組部協調，程序很繁瑣。

他沒有放棄，又去找了幾次。

每次三位副主任都接待他，態度客氣，可就是不松口。

談話的內容越來越直白——部隊現在機構臃腫得很，一個正職下面配十幾個副職，根本沒有合適的位置安排你。

他是正兵團職，開國中將，論資歷論能力都不差，怎么就沒地方安排？

他堅持要回部隊，總政堅持讓他留在地方。

雙方都有各自的理由，誰也說服不了誰。

這事兒就這么僵著，看不到解決的希望。

他通過各種關系打聽，想找個突破口。

部隊里認識的老戰友也幫著想辦法，可總政那邊態度很堅決，誰說情都沒用。

關鍵時刻，副總參謀長王錚出面了。

第10研究院雖然名義上是地方單位，歸屬國防科工委管理，可性質跟部隊差不多，都是搞國防科研的。

總政三位副主任最后同意了這個方案。

研究院是正部級單位，黨委書記也是正部級，待遇不會降低。

工作內容主要是抓黨建和思想政治工作，跟你以前干的差不多。

雖然沒能回到部隊，可至少有工作可干了，而且還是跟國防相關的重要崗位。

總比在家閑著強，總比天天為柴米油鹽發愁強。

研究院里都是搞技術的知識分子，思想政治工作不好做。

職務雖然是副職，可按正部級待遇。

后來又轉任顧問，直到離休。

從院校政委到地方研究院書記，再到部委領導，他的職業生涯畫了個圈，最終還是在國防系統里終老。

雖然沒能實現重返部隊的愿望，可也算為國防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那個特殊年代，多少人的命運被裹挾其中，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

能夠在晚年重新工作，能夠繼續為國家做點事，已經是幸運的了。

他們面對的是整個干部安置的大局。

部隊當時的情況確實很糟糕，機構臃腫，人浮于事，一個單位十幾個副職擠在一起，工作根本分不清楚。

再往里面塞人，只會讓情況更混亂。

這種苦口婆心的勸說，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對老同志的尊重。

檔案在地方這個理由，聽起來像推脫，可確實是個實際問題。

干部檔案一旦轉到地方，再調回來需要走很多程序，涉及中組部、地方組織部門、軍隊組織部門多方協調。

那個年代辦事講程序，每個環節都得蓋章簽字，一個不小心就卡在某個地方。

一個開國中將，因為講課內容被扣帽子，因為院校轉制而地方化，因為歷史問題被邊緣化12年。

等到平反重返工作崗位時，卻發現回部隊的路已經被堵死。

總政三位副主任不是不想幫忙，而是現實擺在那里——部隊機構臃腫，干部安置困難，開先例會引發連鎖反應。

這個結局雖然不完美，可在那個年代已經算是不錯的安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