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的沈陽站,蒸汽機車冒出的白汽在空氣里翻滾,帶著北方特有的煤煙味。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位身材瘦削卻步伐堅定的中年女性牽著一雙兒童,沿著月臺匆匆走向出站口。她就是賀子珍,與蘇聯(lián)療養(yǎng)院漫長的九年做了了斷,終于踏回久別的故土。孩子們一個12歲,一個9歲,俄語口音尚未完全退去,四下張望時好奇又拘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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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平靜后,賀子珍把思慮已久的問題提了出來:“二妹,父母情況怎樣?”賀怡面色一沉,緩緩坐下。原本跳動的煤油燈忽閃兩下,燭影搖曳。賀怡輕聲答道:“二老都走了。”接著,她把父親因重病逝于贛州、棺木延至1941年清明方才下葬的過程,一五一十說了出來。國民黨大肆圍剿時期,為防泄密,組織先行保存棺木,這才有了遲來的土葬。隨后,母親因戰(zhàn)亂輾轉(zhuǎn)數(shù)地,最終在延安病故。至此,賀子珍仿佛被抽空了所有力氣。
賀怡接著轉(zhuǎn)入正題:“姐姐,你走后,毛主席做了兩件事。”這時,室內(nèi)靜得能聽見火苗噼啪:
“其一,母親到延安無人照料,是主席把老人接到棗園,為她尋醫(yī)送藥。老人彌留時,主席守在床邊。安葬費、墓地費,全出自他的私房銀圓。”
“其二,上次我吞金殉節(jié)未遂,延安中央醫(yī)院要求直系親屬簽字。病房外,主席只寫下七個字:同意手術(shù) 毛澤東。若無那一紙信任,我早就撐不過去了。”
賀子珍聽到此處,眼淚再度決堤。她握住妹妹的手,喃喃道:“欠他的情,來世再還吧。”良久無聲,只有窗外呼嘯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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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乖巧地坐在炕沿,聽不懂太多細節(jié),卻也察覺到大人的悲喜交織。十二歲的嬌嬌忽然冒出一句俄語:“Папа знает обо мне?”——“爸爸知道我嗎?”賀怡莞爾,把俄語轉(zhuǎn)述:“主席臨行前,讓我?guī)г挘鹤寢蓩珊煤糜霉Γ瑒e惹媽媽生氣。”孩子抿嘴微笑,一點羞澀寫在臉上。
夜已深,姐妹倆談起賀怡親歷的皖南事變余波、談起毛澤覃在福建前線壯烈犧牲、談起小毛毛失散的種種線索。每一句都像刀子,在空氣里劃出細碎聲響。賀怡低頭,自責之情溢于言表:“小毛毛下落成謎,是我疏忽。”賀子珍按住她的肩,只說了八個字:“戰(zhàn)火無情,你別自責。”語氣平靜,卻酸澀到骨子里。
臨近午夜,宿舍里的暖壺水已經(jīng)涼透。賀子珍躺下后翻來覆去,無法入眠。九年漂泊仿佛一瞬壓在心頭,她索性起身,拉亮臺燈,提筆寫信。“主席:我已回到祖國,身體尚弱,正在學習工會工作……”每個字都被燈光拉出長長影子。她在信末寫道:“感謝您替我盡了做女兒、做姐姐的義務(wù),此情此恩,謹記于心。”寫完落款,已是凌晨三點。
沈陽上空的云層漸薄,天邊開始泛起明亮的魚肚白。新綠正從凍土里冒頭,城市的輪廓也在微光里顯出新姿。誰都不知道回信要等多久,但這一次,賀子珍不再是長征路上那個負傷卻必須前行的女紅軍,她有工作、有孩子,也有等待消息的耐心。北風掠過她的外套,卻帶不走那封信里濃烈的親情與復(fù)雜的感激。
春天終究會完整地來到,火車的汽笛依舊準點鳴響,兵工廠的新設(shè)備已開始調(diào)試。對于這座城市,也對于賀子珍,未來的日子正緩緩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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