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越健：《從未名湖到新開湖：鄭克晟師友雜憶》編后記

恩師鄭克晟教授以明清史專業名家，他的研究選題眼光獨到，視野開闊，分析深入，頗多創見。專著《明代政爭探源》1988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后，2014年故宮出版社又收入《明清史學術文庫》重版，其學術價值已有幾位學者發表書評，同門孫衛國教授在對鄭師的訪談《明代政爭探源——訪鄭克晟先生》中亦有闡述。筆者在此略可補充一些學界評價。老一輩史學家王毓銓(1910—2002)先生說這部書：“三編都好，第一編最好，有獨到貢獻。文筆也好，不只流暢，且能將瑣碎事實寫來使讀者感興趣，這本領就不小。總之，這是一部好書，是一部有見地有歷史的好書。以往，人們講階級不少人陷于機械論，簡單化，不知道統治階級內部也存在著矛盾；即使知道，也不敢進行探討。”王鍾翰(1913—2007)先生也說這部書“不特文筆簡練，而創見尤多”。白壽彝(1909—2000)先生總主編《中國通史》第九卷“明時期”,在回顧近百年中國學者明史研究概況部分，評價這部書“從南北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考索南北地主的斗爭與關系，確有見地。第一章關于明初江南地主及士人對元朝懷念成因的剖析，更為精彩”。高壽仙研究員在評價改革開放后的明史政治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取向的新進展新趨向時也說：“在政治史研究中，很早就有學者在闡明事件本身的演進脈絡之外，還盡力挖掘出潛藏在事件背后的社會結構及其變遷。鄭克晟《明代政爭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就是這方面的一個例證。該書試圖為明代近300年間的政治斗爭史找到一以貫之的社會經濟根源，認為明代政爭的實質在于北方地主集團和江南地主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兩大地主集團之間的對立長期延續下來，并在政治舞臺上表現為尖銳的政見和權力之爭。”而對聚訟紛紜數百年的明代江南重賦原因，鄭師論文《明代重賦出于政治原因說》將視野擴大到江西南昌、袁州、瑞州以及陜西寧州等地區，指出：重賦區既有南方地區，又有北方地區；既有經濟發達地區，又有經濟落后甚至非常貧瘠的地區；除官田外，民田亦被征收重賦；同時指出，用經濟發展來解釋明代重賦的原因，也難以解釋這一事實，即在明中葉至清代江南經濟確實比明初有了很大發展的時期，明清王朝反而多次對江南減免賦稅。鄭師這一論文對明代江南重賦原因提出了較為圓滿合理的解釋。多年研究這一問題的范金民教授說：“探討江南重賦的原因，筆者以為，最好應如鄭克晟那樣，結合比較其他重賦區的形成，如果主張經濟發展導致重賦，似乎還應具體考察重賦頂峰時明初的經濟發展程度，而注意到明清兩朝特別是清朝不斷減賦的事實。”

除了明清史專業上的成就外，鄭師對近現代學術史極為熟悉。2001年鄭師好友馮爾康教授說：“克晟兄的閱歷既廣，而記憶力更是驚人，深為爾康所嘆服。每與克晟兄談講學林軼事，爾康均從中獲得教益，屢次建言于克晟兄，何妨將胸中的學林故實倒出來——寫出專著,加惠于學術界。茲于此再度進言，克晟兄意下如何?”對此筆者亦深有體會。筆者1986—1989年在鄭師門下攻讀明史方向碩士研究生，就讀期間自然以專業學習為主，但鄭師偶爾亦與筆者談論學林掌故。有一天上午謁見鄭師，為何事而去已經忘記，總不外是為專業學習，但清楚地記得那天鄭師談興甚濃，跟我談論了較長時間的學林掌故，時近中午，我幾次告辭，鄭師總讓我坐下、坐下。我那時對學界還不太熟悉，鄭師提到張政烺(字苑峰，1912—2005)先生，我問“張先生是誰?”鄭師也不解釋，說就是那個張政烺、那個張政烺，我想了好一會，才想起是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張政烺先生。1989年7月畢業后，我常回天津看望鄭師和師母，一般是上午10點多到鄭師家，稍事寒暄后就開始聊天。鄭師對時事政治亦極關心，但我對此興趣不大，且沒有什么消息來源，所以聊不起來。于是主要是聊各種學術掌故，午飯或在鄭師家里，或至附近餐館，飯后鄭師亦不休息，師徒繼續聊天。孫衛國兄如在津，亦一起聊天。一直聊到下午三四點鐘，我告辭回京。本書《記1943年重慶召開全國歷史大會》一文就是2007年3月18日鄭師跟我聊天后所寫。每次聊天，我總感覺鄭師有說不完的學林掌故，且多系鄭師親歷親見，很多向所未聞，特別有意思，頗有裨于學術史。這種情況差不多持續有二十年。后來因為我結婚生子，家務牽累，去看望鄭師和師母少了。而近年鄭師身體已不如以前，我也不敢跟鄭師長時間聊天，怕他太累了。

鄭師熟悉學林掌故，是有獨特的內外條件。鄭師出生于書香門第。祖父叔忱公(字宸丹，1863—1905)福建長樂人，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為清末開明知識分子，留心新政，愛好文史，長期任職于翰林院，曾任順天鄉試同考官、奉天府學政，又曾任京師大學堂教務提調(教務長),有《春暉齋遺集》若干卷。祖母陸嘉坤(字荇洲，1869—1906)先生廣西桂林人，自幼篤于詩書，通經史，曾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子學堂總教習，為晚清北京女學先驅,遺著有《初日芙蓉樓吟稿》。父親鄭天挺(字毅生，1899—1981)先生中學就讀于順天高等學堂，后考入北京大學本科國文門及研究所國學門，畢生從事教育事業和史學研究，曾執教于廈門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浙江大學、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西南聯大，而以在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任教時間最長，各約三十年，曾任北京大學國文系、史學系教授，秘書長、文科研究所副所長、史學系主任，西南聯大總務長、歷史系教授，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副校長。陸嘉坤先生之父陸仁愷(字澹吾，1827—1889),咸豐二年(1852)進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貴州學政、山東運河兵備道；母梁氏，為梁濟(字巨川，1858—1918)先生之姑母，陸嘉坤先生病危時，即托孤于梁濟先生；姐陸嘉年(字祖庚)先生嫁云南大理張士鏈(光緒六年1880年進士)先生。由此四家姻親關系，鄭天挺先生與梁濟先生之子梁漱溟(原名煥鼎，字漱溟，以字行，1893—1988)先生，張士鏈先生之子張耀曾(字镕西，1885—1938)先生、張輝曾(字寬西)先生均為表兄弟,關系親密，鄭先生少時寄居在表兄張耀曾、張輝曾家，而由表舅梁濟先生監護。梁漱溟先生為當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同盟的發起人之一；張耀曾先生1903年留學日本，后加入同盟會，北洋政府時期任司法總長，并任法權討論會委員長，后移居上海以律師為業，并在大學教授民法。民國初年北平大律師王勁聞先生亦是鄭先生表姐夫，其夫人陸氏系鄭先生表姐(鄭老外祖父陸仁愷孫女)。

從鄭師本人來說，在中國最好的大學和學術機構求學、工作，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55年畢業后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工作，1963年初為照顧單身的父親，與師母傅同欽教授一同調到南開大學歷史系，此后一直工作生活在南開園，1989—1994年曾任南開大學古籍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南開大學歷史系皆是史學重鎮，集中了一批1949年前已經成名的史學家，1949年后也培養了很多新一代史學家。在這三家學術機構，鄭師親身經歷了1949年后史學界、教育界的重大事件和風風雨雨，并與很多史學家有密切交往。鄭師又喜好閱讀各類文史資料和舊報紙。如同馮爾康老師所說，鄭師“記憶力更是驚人”。2019年9月我至南開大學津南校區參加“紀念鄭天挺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暨第五屆明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9日上午先至南開大學本部看望鄭師和師母，中午即在鄭師家吃飯，在起身去吃飯時，因提到《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記有北大支付陳獨秀生活津貼之事，鄭師隨口說出在第515頁。這一年鄭師已經88歲高齡了。鄭師記憶力之驚人如此。

對于現代學術史，鄭師既有家學，又是親歷者，同時接觸1949年前后的幾代史學家，博洽多聞，驚人的記憶力，這些條件使鄭師積累了極為豐富的學界掌故。鄭天挺先生遺留的數十年日記和大量往來書信，更是學術史研究的資料寶庫。《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出版后，即被評價為研究西南聯大校史、近代學術史、教育史、文化史、社會史、經濟史、抗戰史等領域的珍貴史料。鄭師所寫回憶師友諸文對鄭老日記信札多有引用，不但內容翔實可靠，還提供了很多不為人知的史實。鄭師《陳寅恪與鄭天挺》發表后，有學者即認為此文“提供的卻都是‘干貨’,隱隱看得出背后應該有一個可靠的‘資料庫’”,《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出版后，作者才明白此文的“資料庫”就是已刊和未刊的鄭氏日記。同時具備這些條件，在當代學界實屬鳳毛麟角。

鄭師發表過一些鄭天挺先生生平、學術成就以及鄭老交游的文章。鄭師曾跟我說過，鄭老去世后，應雜志約請寫過幾篇紀念鄭老的文章，后來又應雜志和會議邀請，寫過有關鄭老學術和鄭老友人的文章。但鄭師并未發表過其他學術掌故文章。有關自述性回憶文章，也只發表過四篇。最早是《我培養研究生的幾點體會》,是1991年應南開大學研究生院約請所寫。2004年為南開大學建校85周年，學校編輯出版紀念叢書，鄭師應校史辦邀請，撰寫了學術自述《治史五十年，彈指一揮間》。這兩篇文章實系學校指派的任務。后應《民間影像》編輯部約稿，撰寫發表《難忘的一九四五年》、《我在北大史學系經歷的院系調整》兩文。上文提到的孫衛國兄訪談《明代政爭探源——訪鄭克晟先生》一文，則是2018年《中國史研究動態》雜志的約請。

雖然馮爾康老師“屢次建言”鄭師撰寫學林故實，我與孫衛國兄也多次建議，并建議鄭師撰寫回憶錄，但鄭師對寫學林掌故并不積極，對回憶錄更是淡泊，總說自己就是普通人，人生平淡，沒有什么可寫。2001年為鄭師北大入學五十周年，年底同學陳惠民建議鄭師回憶當時情況，鄭師遂寫《初入北大》,亦僅存于鄭師日記，并未發表。2017年孫衛國兄與我商量為鄭師做口述自傳，我亦提供一些拙見，遂草擬“口述自傳提綱”。茲將提綱錄之于此：

說明：提綱盡可能具體、細致和全面，以收集豐富的素材，供整理時取舍。口述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及其他專名須當場標記。

一、身世

背景：祖籍、鄉梓、先輩

家境：房屋、收入、生計、日常生活

家庭：父母、兄弟姐妹、其他重要的親友、1949年后的變故(土改等)

環境：生長地的風土人情、1949年前后北京的印象

鄭老的影響

二、早年經歷

童年生活：出生、記憶深刻的事情

發蒙讀書：時間、學校、老師、同學、課本、上課、下學、學習方式、課外閱讀、對后來的意義

中學：時間、學校、老師、同學、上下課、喜歡和擅長的科目、影響最大的書、影響最大的老師、記憶最深的事

抗日戰爭時期：北平情況、百姓生活、抗戰勝利課外活動、業余愛好

三、大學期間

1949年：當時的感受、后來的記憶、對人生道路的影響

高考：高考科目、時間、錄取比例

鄭老的影響：專業的選擇、平時的言傳身教

大學入學：大學校園、同班同學多少、來源、入學教育

大學學習：課程科目、專業方向、個人興趣、讀書范圍

大學老師：任課老師、班主任、系主任及相關老師

大學活動：政治活動、集體活動、班級活動、勞動

畢業分配：去向、分配工作的標準、同學們以后的命運傅同欽老師

四、科學院歷史所——初期研究

歷史所的氛圍：五十年代的歷史所、“三反”“五反”運動、“反右”運動

王毓銓先生的影響

專業：興趣的確定、選題、第一篇文章

對學科的觀察：當時史學界的情況、大家關注的問題、政治與學術、學術權力、中國史與明清史研究的情況

職稱評定：評職稱的要求、申請者的心態、評定辦法

五、初到南開

來南開的原因、調來前對南開的印象

鄭天挺先生的情況：鄭老來南開的原委、鄭老在南開的情況

報到：時間、從哪里來、誰接待的、對天津的印象、對南開的印象、生活、工資、住房、伙食

工作：分配教學任務、教材、備課、第一堂課、后來擔負的課程、講課的感受、其他工作、系領導、校領導、對當時歷史學科的印象

六、政治運動與“文革”

政治運動：“社教”、“四清”

“文革”:對1966年的印象、南開的運動、天津的運動、師生的反應和態度、教學和研究的情況、個人是否受到沖擊、印象深刻的事情

鄭老在“文革”中的情況、個人與家庭在“文革”中的情況

南開的造反派情況、1971年林彪事件前后的變化

轉折的年代：對1976年的記憶、聽到“四人幫”被抓的感受、對改革開放初期的印象、校園的變化

七、明清史領域的研究

原因與興趣參與《明史》點校南開明清史研究的發展沿革明清史教師進修班

第一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第二屆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

研究工作

八、《明代政爭探源》的寫作與明史研究

研究領域：為什么選擇這個課題、研究的路徑、主要的學術見解、論著寫作和發表中的趣事學林同道的影響與交流

九、國內外的學術交流

國內學術會議情況：地點、重要代表、主要印象、學術交流的評價

海外交流：荷蘭、德國、日本、韓國以及與我國香港臺灣地區的學術交流

荷蘭會議情況、對歐洲的印象

香港會議：香港學者、會議情況、交流情況、香港印象

赴美訪問：時間、赴美準備、行程、落腳的學校、接待的學者、文化和生活的適應、研究工作(課題、資料)、與美國學者的交流、回國、收獲和體會

美國印象：美國風光、美國社會、美國人、美國史學

十、師友印象

鄭天挺先生的影響與評價、鄧嗣禹來訪

傅同欽教授

北大師友：向達、張政烺、鄧廣銘、余遜、許大齡、商鴻逵、徐蘋芳、曹貴林、王天有、徐凱等

歷史所師友：王毓銓、白壽彝、楊向奎、何齡修、張顯清、劉重日、陳祖武、萬明等

南開師友：馮文潛、雷海宗、吳廷璆、楊翼驤、楊志玖、王玉哲、林樹惠、楊生茂、魏宏運、王敦書、馮爾康、陳生璽、馮承柏、傅貴九、劉澤華、陳志遠、王鴻江、白新良、汪茂和、林延清等

學林同道：李洵、薛虹、顧誠、魏千志、梁希哲、孟昭信等

十一、研究生培養

學位點：博士點的申報、鄭天挺先生招生和培養學生的情況、碩士點早期的招生情況、研究生的課程和學習情況

指導學生：碩士生的情況、對學生的印象、培養研究生的經驗和教訓

十二、古籍所所長任上

古籍所的沿革：成立緣起、發展演變

所長任內：擔任所長的背景、主要工作、印象深刻的事情、與學校和歷史系的關系、卸任《清文海》項目的情況

十三、全國高校古委會與中國明史學會

高校古委會的成立：背景、創辦的情況、南開所起的作用、參與的工作

明史學會的情況、相關的學術會議、與明史學界的交往

十四、退休

退休的情況：時間、學校的溝通、當時的心情退休后的生活：著述、隨筆、讀書

十五、業余愛好

娛樂：小說、電影、電視

體育：喜好的運動、關心的運動

十六、生活和史學感悟

生活：回顧平生的感慨、對社會變遷的觀察、對生活的態度、養生之道

史學：如何做好歷史研究、歷史學的價值和意義

如果能按這個提綱做成口述自傳，可以想見，不僅是鄭師個人傳記，亦必有多方面的學術史價值，諸如北大校史、歷史研究所所史、南開校史、1949年以來的高校教學科研狀況、明清史研究學術史以及一些學者的生平事跡，等等。但鄭師對此興致不高，又有些客觀原因，訪談只做了三次，沒有全部完成，甚為可惜。我和孫衛國兄幾年前早就建議鄭師將回憶師友文章匯集出版，鄭師一直不同意，2020年同意又復反對，去年鄭師才最后同意出版，并提供了日記中《初入北大》和一些回憶師友的文稿。鄭師不愿意撰寫回憶錄，不同意出版回憶師友文集，一方面是自謙，另方面是由于謹慎和顧慮。對于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們，這亦不難理解。

承鄭師錯愛和信任，命我編輯這部書稿。我主要做了六方面的工作。一是整合，有的文章曾在不同雜志發表，或發表后為其他書刊收錄，有詳略不同。如鄭師先后應《晉陽學刊》編輯部和《文獻》編輯部約稿，撰寫《鄭天挺傳略》;1998年發表《鄭天挺與北京大學》,收入《我的父輩與北京大學》時改題為《風風雨雨三十年——鄭天挺與北京大學》,內容和篇幅有較多增加,收入《鄭天先生挺學行錄》又有增補,但三個文本仍各有不同。與此相關的還有《“七七事變”時的北京大學——憶先父鄭天挺先生》一文。又如《憶張苑峰師二三事》發表于《想念張政烺》一書,但在日記中還有《憶張苑峰師第一次講課》(2002年7月10日寫)、《憶張政娘先生的第一堂課》(2011年12月4日上午寫)等文字，有一些張先生事跡不見于此文。余遜(字讓之，1905—1974)先生和裴文中(字明華，1904—1982)先生的事跡，亦有幾處記述。對于這種情況，盡量吸收不同內容，以多保留一些學林軼事。二是編輯，主要是鄭師日記中的《初入北大》和回憶師友等手稿，因鄭師并未考慮發表，書寫較為隨意，我稍做了一些文字編輯，但以保持鄭師文字原意為原則。三是編排，按文章內容分為四輯。第一輯十九篇，回憶鄭天挺先生生平、學術及交游，皆已發表，其中交游部分按鄭老師友年齒排列。

第二輯二十六篇回憶師友，亦按師友年齒排列，有五篇曾發表過；其中《談楊翼驤先生》是2018年4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為紀念楊翼驤(字子昂，1918—2003)先生一百周年誕辰所做口述訪談，由孫衛國兄采訪，博士生顧少華整理，標題是我所擬；其余均據手稿整理。第三輯為生平回憶十篇，有三篇曾經發表，其余均據手稿整理。《初入北大》中原有《憶余遜先生》、《裴文中講演》兩節，則與其他回憶余先生和裴先生的文字合并，移至第二輯。《談家世和學生生活》系2017年孫衛國兄所作訪談，我稍加整理，并擬定標題。這一輯最后附錄衛國兄對鄭師的訪談《明代政爭探源——訪鄭克晟先生》。第四輯為六篇小掌故，亦根據手稿整理。四是整理注釋。鄭師原文有文中注者，統一改為頁下注，注釋信息有缺者，予以補全；并新加了少量注釋，為與鄭師原注區別，加“編者注”字樣。五是根據文稿內容選配圖片，圖片包括照片和文稿信函等手跡。但由于掌握的圖片有限，有的文章沒有找到相應配圖。由于對相關情況了解有限，有些圖片未能標注時間、地點，有些照片中的人物亦未能一一標明。六是因本書涉及眾多鄭師家人親屬，為便于讀者明了其中關系，我與鄭師外甥女黃培大姐、外甥黃圻大哥一起編制了“鄭天挺家族譜系圖(部分)”、“梁陸張鄭董五家親屬關系圖(部分)”。遺憾的是，由于涉及人物眾多，年代久遠，資料缺少，這兩幅圖未能收錄所有家人親屬，收錄的人物姓名、行輩亦難免有差錯。因本書并非鄭師有計劃的寫作，各文系不同時間分別撰寫，部分文章內容有交集，難免有重復之處，不便刪去，故保持原樣。

本書收錄了三個附錄。附錄一為師母傅同欽教授文稿，包括三篇回憶文章和五首詩稿，其中四首詩稿未發表過。師母與鄭師為大學同班同學，工作后在中國科學院歷史所及南開大學歷史系又同事。傅師原從事明史研究，1980年南開大學歷史系博物館專業創辦之初，即任博物館學教研室副主任并主持工作(主任為王玉哲教授),為南開博物館專業開創元老。附錄二為鄭師大姐鄭雯(1923—1946)的譯文和書信。1946年7月鄭雯女士不幸遇難后，家人制作了一冊《鄭雯紀念冊》,粘貼鄭雯女士的照片、譯文和書信，以為紀念。鄭師為了紀念大姐，擬在本書收錄這些譯文和書信。三篇譯文原系剪報粘貼，僅有《義大利俘虜回家》一文標注發表時間“34-2-11”即1945年2月11日，我查出各文原發表報紙信息予以注明。《紀念冊》譯文順序并非按照發表時間，亦仍照原來順序。《紀念冊》粘貼有鄭雯女士書信七通，按順序粘貼為致父親一通，妹妹鄭晏三通，弟弟鄭克昌一通，弟弟鄭克晟、鄭克揚一通，弟弟鄭克揚一通。此外，鄭師家中另找到七通鄭雯女士書信，遂一并收入本書。全部書信則按寫信時間排列。筆者讀了這些書信，深覺發表出來不僅是家人的紀念，亦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附錄三為鄭天挺先生與弟弟鄭慶玨(字少丹，1904—1945)先生撰寫并印行的《長樂鄭叔忱先生行述配陸夫人事略》,我所見為原書照片，讀后覺得這份材料不僅有助于了解鄭師家世，亦是研究清末知識分子的史料，《陸夫人事略》更是研究晚清女學的寶貴資料,故自作主張，將之收入本書，并試作分段標點。

本書編輯過程中，凡有疑難，隨時向孫衛國兄請教商酌，衛國兄助力甚多。衛國兄門下雷雨晴、李昕洋同學將大部分已發表文章及部分手稿轉錄為Word文檔。書名和每輯小標題系同門顧穎教授所擬，頗為貼切典雅。鄭師為院系調整后遷到燕園的首屆北大學生，1963年調到南開大學后，一直工作生活在南開園。書名中的“未名湖”和“新開湖”分別為燕園北大和南開校內的人工湖。人們熟知的“未名湖”為燕園北大標志性景觀。“新開湖”位于南開大學八里臺校區，開挖于1954年，據說定名“新開湖”,一者是指新開挖的湖，二者又有新的南開的意思。鄭師次子鄭泰兄和外甥女黃培大姐提供不少照片。黃培大姐還整理了“鄭天挺家人的人物關系”。黃培大姐之弟黃圻大哥提供“梁氏、陸氏、張氏、鄭氏家族親戚關系圖譜”電子版，并告知許多鄭氏家族親友的軼事。鄭師手稿《一位精力過人、學識豐富的史學家——懷念向覺明師》系墨箋樓商城2022年9月23—26日拍賣于孔夫子網,承國家方志館的和衛國研究員提供該文照片，得以收入本書(此文原稿鄭師家中亦已無存)。謹此一并致謝。尤為感謝者，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俞國林先生慨然同意本書出版，責任編輯白愛虎先生在最短時間內精心編校。書中不當之處，自系我學力不逮做事粗疏所致。

這篇編后記已經頗為冗長，最后以我記憶較清楚的鄭師跟我談過而未寫出的三件學林軼事，結束本文。

鄭師在北大上學時，有次去鄧廣銘(字恭三，1907—1998)先生家里拜訪，遇到宋史專家聶崇岐(字筱山，又作筱珊，1903—1962)先生。聶先生極為傲慢，“傲慢極了!”鄭師畢業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二所工作后，再去拜訪鄧先生，又遇到聶先生，這次聶先生極為客氣，“客氣極了!”聶先生前后兩次態度反差如此之大，令鄭師十分不解。后來問父親鄭天挺先生，鄭老說，因為你原來是學生，現在跟他是同事了。聶先生時在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此事鄭師跟我說過兩次。

1978年10月，旅美華人歷史學家鄧嗣禹(字持宇，1905—1988)先生回國，先至上海，復由北京至天津南開大學拜訪鄭天挺先生，請教關于明清農民運動及與秘密社會之關系問題。此時“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鄧先生第一次到天津，人生地疏，又系洋人裝束，在天津火車站遭到警察盤查。當天下午鄧先生即回北京，鄭天挺先生在天津站一飯館宴請送別鄧先生，鄭師等人作陪。鄧先生非常小心地低聲說：“這里我能說話嗎?”顯然心有余悸。此后鄧先生與鄭老還有一些聯系交往。我曾建議鄭師將這些事寫出，實為“文革”剛結束后中外交流的生動資料。可惜鄭師并未寫出，我曾想自己動筆，但并非親身經歷，完全沒有那種感覺，最終未能寫出。

梁承鄴(1938—2020)老師在《無悔是書生：父親梁方仲實錄》一書中記述，梁方仲(原名梁嘉官，1908—1970)先生1965年10月30日有天津之行。“在南開，父親(梁方仲先生)等與歷史系的鄭天挺、楊志玖等晤面，并加上馮爾康、鄭克晟等幾位當時的青年教師一起，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還與南開經濟研究所的同仁開了一個專就漢冶萍公司問題的座談會。”2019年9月9日我去看望鄭師時，專門向鄭師問起這件事。鄭師回憶說梁先生去天津實際上是看望陳序經(字懷民，1903—1967)先生，本來當天下午就要走，但陳序經夫人極其熱情，一再挽留，于是梁先生一行遂留下。當時鄭天挺先生在北京編高校教材，梁先生在北京已經見過鄭先生，在南開沒有再見到鄭先生。南開歷史系有《明實錄》卡片，當天晚上梁先生找鄭師看《明實錄》卡片。鄭師對梁先生說“久仰久仰”,梁先生非常高興，因1949年后很久沒有年輕人對老先生用這樣的敬辭了。次日上午與南開歷史系和經濟系的老師座談，當時大多數老師都去參加“四清”,參加座談人不多，加上梁先生一行3人總共只有10個人左右，南開歷史系有楊志玖(字佩之，1915—2002)先生和鄭師等，經濟系有熊性美(1926—2015)先生等，座談主要是熊先生介紹在塘沽的調查。楊志玖先生問陳寅恪(1890—1969)先生在做什么研究，梁先生說在研究柳如是。馮爾康老師有沒有參加座談，鄭師不能確定，似乎覺得是沒有參加。梁先生還問起南開經濟系的經濟地理學家鮑覺民(1909—1994)先生，因鮑先生曾與梁先生同船去英國，鄭師就去告知鮑先生，鮑先生到招待所與梁先生見了一面。我于9月16日晚上將鄭師所談情況通過微信發給梁老師，梁老師次日中午回復，說：“鄭克晟老師所提供的回憶很有價值，當可幫助我修補拙稿時參考使用，他提供了我早先某些不知的信息。至于個別似有出入的地方，我會再核對材料的。”并表示感謝。此后我陸續給梁老師提供了一些梁方仲先生佚文，并就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等事，與梁老師在微信上還有一些交流，但梁老師沒有提到對鄭師所談情況是否有過核實。不幸的是次年3月初梁老師因腦梗而一直處于昏迷狀態，7月8日去世了。

借此機會，將以上三事補綴于此，以饗學林，并紀念梁承鄴老師。

受業 封越健 謹辭 2022年10月10日于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2022年12月25日19點38分恩師不幸因病仙逝。受業無狀，未能及早完成本書整理，致恩師未能獲見本書出版，悔恨無及矣!謹此痛悼恩師!

2022年12月26日又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