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兩名曾任“紅軍干部”來到南昌要求給職務，中央回復：槍斃

新中國成立之初，有這樣兩個人找到南昌的政府，還要求組織給他們安排個職務，自稱是紅軍干部，可組織經過調查之后卻發現，這倆人根本就是兩個叛徒。

他們到底是誰，為什么敢有這樣的勇氣？組織對他們又有怎么樣的“安排”呢？

這兩個“膽大包天”的人，一個叫曾洪易，一個叫涂振農，都是江西本地人，甚至早年間還都是紅軍隊伍中響當當的大人物。

1905年出生的曾洪易是江西萬安人，家里是做買賣的，條件不錯。他從小就有機會讀書，1922年就考上了江西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在當時算得上是高級知識分子。

那時候南昌的革命氛圍特別濃，馬克思主義思想到處傳播，年輕的曾洪易很快就被吸引，一頭扎進了革命活動里。

因為腦子活、能力強，又會宣傳組織，曾洪易在革命隊伍里提拔得很快。1924年他正式入黨，沒多久就當上了南昌團地委委員長。

1925年，組織把他送到蘇聯莫斯科深造，先是在中山大學學習，后來又轉到國際列寧學校，這可是共產國際培養各國共產黨干部的名校。可這次留蘇經歷，卻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他在蘇聯迷上了托派思想，還跟王明拉上了關系，成了王明小圈子里的核心人物。

回國之后，借著王明在中央的勢力，曾洪易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駐贛東北代表，直接成了贛東北蘇區的最高領導人，后來還當上了閩浙贛省委書記、省軍區政委，手握軍政大權。

要知道，贛東北根據地是方志敏、邵式平一手創建的，被毛主席稱贊為“模范根據地”，可曾洪易一到任，就把這里當成了自己的地盤。

比曾洪易大9歲的涂振農是江西奉新人，家里雖然窮，但祖上辦了書院，他也就因此有了讀書的機會，后來考上了南昌的農業專門學校。

1925年入黨的他，是奉新縣第一個共產黨員，資格老得很。涂振農也去過蘇聯學習，在那里認識了曾洪易，兩人因為政治觀點相近，慢慢成了好朋友、好搭檔。

回國之后，涂振農的“仕途”也很順利當過中央軍委特派員，給毛主席、朱老總傳達過重要會議精神，后來還擔任了洪世軍政委、贛東北省委宣傳部長，跟曾洪易一起掌控著贛東北的革命大權。

這兩個人都是文化人，又身居高位，要是能一心革命，新中國成立后妥妥的開國元勛，可他們偏偏走上了歪路。

曾洪易一到贛東北，就把王明的“左”傾路線當成了“圣旨”，在根據地搞起了“大改革”。

他到處挑毛病，把當地同村大姓的黨支部說成是“封建黨”，把給富農分了較好田地的政策扣上“富農路線”的帽子，甚至把方志敏他們為解決難民生活辦的實驗農場，也說成是“左”的錯誤做法。

更要命的是，他根本就看不起紅軍打了多年的游擊戰，說這是“保守主義”，非要搞什么“堡壘對堡壘”的陣地戰。

1931年第三次反“圍剿”時，方志敏等人建議紅軍向敵人力量薄弱的皖浙贛邊境發展，用游擊戰拖垮敵人，可曾洪易根本不聽，硬要紅軍往敵人堡壘密集的地區沖。

沒有實戰經驗的曾洪易，憑著從蘇聯學來的書本理論指揮打仗，結果紅十軍苦戰了半年多，不僅沒打破“圍剿”，還丟了不少根據地，戰士們傷亡慘重。貴溪夏家嶺一戰，紅軍戰士雖然拼死抵抗，但在敵人的優勢兵力面前還是慘敗，紅十軍從此陷入被動。

打了敗仗的曾洪易不僅不反思，反而還把責任推給別人，說根據地內部有“反革命”搞破壞。他借著王明的“肅反政策”，在根據地大搞白色恐怖，還喊出“以肅反勝利爭取紅軍勝利” 的口號，把肅反運動搞得越來越擴大化。

在他的指令下，根據地到處抓人、殺人，只要被懷疑是“AB 團”或者“反革命”，不管有沒有證據都難逃一劫。

方志敏的親密戰友、紅十軍政治部主任吳先民，就是這時候被曾洪易誣陷殺害的。吳先民是贛東北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跟著方志敏發動弋橫暴動，多次粉碎敵人的“圍剿”，可就因為反對曾洪易的錯誤路線，就被安上“反革命”的罪名處決了。

整個肅反期間，贛東北根據地被關押的干部群眾上千人，被殺的就有300多人，一大批優秀的革命骨干慘遭毒手，根據地元氣大傷，被當時的老同志罵作“災星”。

作為曾洪易的親信，涂振農在這場肅反運動中也幫了不少忙。他作為宣傳部長，把曾洪易的錯誤政策包裝成“絕對忠誠的試金石”，到處宣傳“肅反就是保革命”，讓很多不明真相的群眾也參與其中，導致根據地人才斷層，人心惶惶。

1934年11月，中央紅軍組建北上抗日先遣隊，方志敏、粟裕等人率領紅十軍團北上，曾洪易被留在閩浙贛擔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負責留守根據地。

可他看到中央紅軍長征后，就對革命失去了信心，不僅自己想逃跑，還到處散播“革命要失敗”的謠言，甚至私自發電報給中央分局，要求把省級機關搬到閩北，準備放棄根據地。

在他的影響下，留守部隊人心渙散，根據地很快就被敵人攻破。后來方志敏率領的北上抗日先遣隊失利，想退回根據地重整旗鼓，可曾洪易早就帶著警衛員跑了，還隨身帶走了大量黃金，足夠買下半個縣城的街道。

沒有了根據地的依托，紅十軍團在懷玉山被敵人合圍，方志敏等大批干部被捕犧牲，紅十軍主力傷亡超過8000人。

1935年，曾洪易一路逃到上海，在那里遇到了已經叛變的同鄉王立生。在王立生的勸說之下，他最終也投靠了敵人。

因為他精通俄文，抗戰期間還被國民黨派去給蘇聯空軍當翻譯，后來跟著國民黨政府搬到重慶，一直做著翻譯、編輯之類的閑職。

曾洪易跑了之后，涂振農并沒有馬上叛變。他雖然跟曾洪易是一派，但在革命最艱難的時候，還是堅持尋找組織。

中央紅軍長征后，涂振農跟大部隊失聯，可他沒有放棄，歷經千辛萬苦，在1936年1月趕到了陜北根據地。毛主席、朱老總聽說他來了，都很歡迎，給他安排了中央政治局秘書長這樣的高官，后來還讓他擔任中組部地方干部科科長，可見組織對他的信任。

全面抗戰爆發后，涂振農主動要求到抗日前線，受命組建新四軍軍部和南昌辦事處，擔任辦事處處長，跟項英、陳毅等人一起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為新四軍的建立立下了功勞。

后來組織又派他到廣東，擔任南方工作委員會宣傳部長，負責廣東、江西、廣西、福建等地的地下工作，貫徹“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16字方針。

誰都沒想到，就在革命即將勝利的時候，涂振農竟然也叛變了。1942年，南方工位組織部長郭潛被捕之后叛變，帶著特務搗毀了南委機關，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南委事件”。

郭潛不僅帶走了組織的10萬元經費，還供出了大批地下黨員的名單，直接導致2000多名黨員被捕。

在廣東大埔縣的南委駐地，涂振農和南委副書記張文彬等人被特務包圍。被捕前，涂振農曾跳進池塘試圖逃跑，可池塘水太淺，被特務撈了上來。

一開始，涂振農還想硬扛，可國民黨特務沒對他用酷刑，反而把他關在小別墅里，好吃好喝招待，還派女特務整天陪伴。特務頭子徐恩曾親自勸降，給他講“識時務者為俊杰”，還說郭潛叛變后得了大筆獎金和官銜。

在金錢美女的誘惑下，涂振農的信仰徹底崩塌了。

1943年1月，他寫下脫黨聲明，正式叛變，還主動交出了自己掌握的地下黨組織名單，給中統支招對付共產黨。為了表忠心，他甚至還試圖策反同獄的廖承志、張文彬等同志，遭到了嚴厲痛斥。

叛變后的涂振農在國民黨那里混得風生水起，先后擔任中統東南區特別工作小組負責人、中統局研究室主任，專門訓練特務，印發反革命宣傳品。

他在南昌買了大院子，娶了兩房姨太太，整天吃香喝辣，過著奢侈的生活，完全忘了自己曾經是一名共產黨員。

1949年，國民黨政權徹底土崩瓦解，曾洪易和涂振農都失去了靠山。

洪易回到萬安老家，先是在中學教英文和歷史，可他根本不懂教學，沒多久就被辭退了。后來他憑著學過的一點醫學知識開了家診所，可醫術太差，只能靠倒賣藥品糊口，沒幾天診所也關門了。

涂振農則潛回奉新老家種地，對自己叛變的過往絕口不提。老家的人都不知道他們的真實經歷，只聽他們偶爾吹噓自己是“老紅軍”，還替他們抱不平，勸他們找組織去謀個差事。

本來曾洪易和涂振農就不想安心過這樣的苦日子，聽了同鄉的話，心里的小算盤又打了起來。曾洪易覺得自己叛變的事過去這么多年，應該沒人知道了，而且當年的下屬邵式平都當了江西省省長，說不定能看在舊情的份上拉自己一把。

他竟然異想天開，不僅找萬安縣政府要求安排工作，還寫信給中央，想當駐蘇聯大使，甚至點名讓涂振農當自己的秘書。

涂振農也覺得自己的叛變是“秘密工作”，沒人會發現，而且曾經在紅軍里的老戰友很多都成了大官，憑著老資格肯定能混個一官半職。于是他也跑到南昌，找組織要求按紅軍軍級待遇安排工作。

可他們太低估組織的調查能力了。曾洪易到縣政府登記時，把1934到1945年的經歷寫成“務農養病”，可工作人員一上報，上級組織很快就查清了他的叛徒身份。

萬安縣委按照指示，假稱要給他安排重要工作，把他誘騙到省委抓捕。而涂振農的罪行更是早有定論，廖承志出獄后就把他叛變的事報告了組織，加上繳獲的中統檔案里詳細記錄了他的反革命活動，證據確鑿。

1950年3月，公安人員在曾洪易的診所藥柜夾層里，搜出了國民黨的“甲種黨證”，編號顯示他還是“特別貢獻人員”。

面對鐵證，曾洪易還狡辯說自己當年離開蘇區是“為革命保存火種”，可1935年中央文件里早就把他定性為“可恥逃兵”。涂振農在公審時也百般抵賴，說自己策反是“為了獲取敵方情報”，可當庭播放的錄音里，他明明勸說被捕干部“跟著共產黨沒肉吃”。

根據1949年的相關規定，“主動投敵者永不錄用”，加上兩人罪行嚴重，給革命造成了巨大損失，法院最終判處他們死刑。

1951年11月，曾洪易在獄中因嚴重肺結核病死，沒能等到行刑；而涂振農在1951年4月被依法槍決，行刑時，沿途群眾認出他就是當年懸賞捉拿的叛徒，紛紛唾罵。

他們的故事也說明，革命容不得背叛，不管有多老的資歷、多大的貢獻，只要是背叛了信仰，就肯定會受到歷史的嚴厲懲罰。

這兩個叛徒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之下放棄了信仰，最終落得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也算是罪有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