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12月16日報道 據法國《回聲報》網站12月12日報道,在貿易領域,發達國家標準的激增令發展中國家遭受損失。
“掌握標準者,掌控市場。”19世紀末,德國工業家維爾納·馮·西門子完美地闡釋了生產標準與規范在現代世界的力量。
標準是各經濟體共同遵循的規則,旨在確保電器設備的正常運行、藥品安全無害或數字系統間順暢交互等等。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因德米特·吉爾在11日發布的《世界發展報告》序言中解釋道,無論是產品標簽、安全測試、蜂窩電話網絡規范還是污染測量,它們“都是現代經濟中無形的基礎設施,對繁榮至關重要,就像道路、港口或電網一樣”。
但吉爾對這些標準的激增發出了警告。自本世紀初以來,各種行業與產品標準的數量大幅增加,如今覆蓋了全球90%以上的貿易,而在20世紀90年代末,這一比例僅為15%。
例如,1965年,總部位于日內瓦的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對集裝箱的幾乎所有特征(尺寸、堆疊規則、鎖定系統等)進行了規范。結果,在隨后的15年里,工業化國家之間的貿易額猛增1240%。
雖然一些標準可以成為發展的跳板,但它們也可能成為桎梏,扼殺經濟增長。正如世界銀行所承認的那樣,這些標準主要是由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制定的,有時可能會成為全球競爭中的脅迫工具。如今,隨著貿易摩擦再度加劇,關稅只是這一禍患最顯而易見的體現,但并非最重要的體現。
吉爾遺憾地指出,“發展中國家未參與標準制定。相反,它們必須采納這些標準才能參與全球貿易”,這可能導致這些標準成為真正的貿易壁壘。平均而言,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在ISO技術委員會中所占席位不足三分之一。
例如,埃塞俄比亞只有不到100名注冊審計師,而德國有12000名。他說:“這種缺席相當于面對發達經濟體的優勢承認了弱勢。”與此同時,中國的影響力卻日益增強:2015年,中國專家在ISO技術委員會中擔任了十多個領導職位,他們對國際標準的貢獻從2000年之前的13項增加到2015年的182項。
雖然采用標準可能帶來經濟效益,但成本仍然很高。每家企業的合規和認證費用可能高達42.5萬美元。因此,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企業避開監管嚴格的市場,將出口轉向要求較低的國家。
例如,布隆迪將大部分橡膠出口到秘魯,而墨西哥的橡膠出口主要面向中國、美國和歐盟等高收入市場,這些市場的進口要求相對較高。
要使各種標準成為經濟發展的跳板,各國政府應鼓勵出口企業提高出口商品質量,而不是被動承受不切實際的要求。世界銀行建議各國借鑒二戰后日本、20世紀80年代韓國以及近年來中國等國的經驗,它們根據本國市場情況對各種標準進行了調整。
各國應遵循一條適應其經濟發展階段的路徑。盧旺達的“與標準共成長”計劃就體現了這種做法,該計劃幫助中小企業逐步達到國際標準。最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應更積極地參與相關國際機構。(編譯/林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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