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個少年與變味兒的友情

今年10月22日，檢察官對公安機關落實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進行監督。

　　◆此案中，檢察官對9名涉案少年作出了責令嚴加管教、附條件不起訴、依法提起公訴的差異化處置。

　　◆9名少年的違法行為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是認知局限，二是情感支持系統薄弱。其“朋友帶朋友”的作案方式進一步凸顯了在親情缺位的背景下，青少年轉向對同伴尋求認同，并在不良交往中逐漸陷入犯罪的風險。

　　地下車庫里，一群少年對著偷來的名酒興奮不已；不久后，他們中的幾人又來到鄰縣盜竊摩托車，最終落入法網。進入檢察環節后，因年齡和犯罪情節不同，這起盜竊案中的9人面臨不同的人生：3人被責令嚴加管教，2人被附條件不起訴，其余4人被依法提起公訴。從量化評估到差異化處置，檢察官如何在辦案中既守住法律底線，又為誤入歧途的少年點亮歸途？

　　臺球廳里的危險邀約

　　2024年7月10日，雖然已是凌晨，山西省澤州縣的一家臺球廳里仍然很喧鬧。王某甲、黃某、張某甲、張某乙、王某乙、常某、小馬、小劉、小閆等9人正在玩臺球，他們中最大的16歲。看似熟絡的幾人其實彼此還不認識，僅僅因為“朋友帶朋友”就聚在了一起。

　　12歲的小閆是9人中唯一的女孩，她是張某乙的女朋友。大家玩得差不多時，張某乙提議“該工作了”，起哄中，眾人一拍即合。第一次加入的小馬、小劉、小閆并不知道這份“工作”是什么、意味著什么。

　　離開臺球廳后，他們騎車來到某小區地下停車場，打算通過隨機拉拽車門試出未鎖的車輛，伺機盜竊車內財物。

　　先后拉了數十輛車的車門后，這一晚他們“收獲”滿滿：從一輛特斯拉內盜得兩箱茅臺酒、一箱汾酒；從一輛大眾車內盜得一箱汾酒。由于一時無法銷贓，他們將贓物藏匿在某小區地下室后各自散去。

　　回家后，一直在幫助其他人看管贓物的王某甲、黃某因心中害怕，主動向家長坦白了盜竊事實。家長隨后帶著他們來到公安機關自首。

　　10日上午，為了避風頭，張某甲、張某乙、王某乙、常某帶著小馬、小閆來到鄰縣陵川縣。路上，常某覺得張某乙騎的摩托車很酷，于是提議再次作案。這個想法得到了其他5人的響應，他們開始在街頭尋找目標。

　　很快，他們發現了兩輛未上鎖但也沒插鑰匙的摩托車。作案過程中，幾人進行了分工：有人負責望風，有人負責研究“搭線打火”。由于摩托車無法啟動，他們將車藏匿在胡同里，并聯系維修人員試圖破解啟動裝置。就在幾人忙活解鎖時，一個車主發現摩托車被盜并向公安機關報警，警方根據現場監控錄像鎖定了幾人的行蹤，迅速將他們抓獲。

　　2024年7月19日，澤州縣公安局就張某甲、張某乙等9人在澤州縣境內“拉車門”盜竊案進行刑事立案。8月7日，陵川縣公安局將張某甲等6人盜竊摩托車案件線索移送澤州縣公安局并案處理。

　　警方經進一步調查了解到，張某乙、王某乙和常某在2024年7月7日，曾在陵川縣以相同手法盜竊兩輛自行車和一輛摩托車。經鑒定，三起案件涉案價值達4萬余元。

　　同年8月23日，公安機關以張某甲、張某乙、王某乙、常某涉嫌盜竊罪提請檢察機關審查批準逮捕。

　　羈押必要性的審慎考量

　　審查案件后，該院辦案檢察官陷入深思：涉案未成年人雖然實施了犯罪行為，但他們處于人生觀形成的關鍵時期，是應予以嚴厲懲罰還是給他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承辦檢察官從案件性質、罪后表現、個人情況等方面，對作案三次的張某乙、王某乙、常某和作案兩次的張某甲進行了全面評估。評估結果顯示，4人屬于低風險人群，其已構成盜竊罪，同時心智尚不成熟，具有挽救空間，且他們的家庭都具備監護條件，能夠配合司法機關進行教育挽救。

　　綜合全案，辦案檢察官認為已查清該案事實，涉案證據已基本固定，不存在串供風險，對4人采取取保候審措施不致發生社會危險，遂于2024年8月30日對4人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

　　在與未滿14周歲的小劉、小閆、小馬三人交流時，檢察官注意到，這三個孩子的法律意識很淡薄，尤其是小馬提到“我不滿十四周歲又不負刑事責任”，這讓檢察官感到憂心。

　　為及時糾正三人不良行為，防止三人滑向犯罪深淵，檢察官建議公安機關責令家長嚴加管教，同時對三人開展法治教育，讓他們明白盜竊行為的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引導其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法治觀。

　　差異化處理彰顯司法智慧

　　“他們拉車門時我們不在現場，我們就在路邊等著，什么都不知道，我們沒有犯罪！”在審查起訴階段，黃某、王某甲辯解。面對這樣的情況，辦案檢察官察微析疑，還原案件真相。

　　經查，辦案檢察官發現，雖然黃某、王某甲沒有直接實施“拉車門”行為，但他們負責在路邊看管贓物，事后還協助轉運并參與銷贓。有兩處關鍵事實證實了他們的主觀明知：一是盜竊行為發生在凌晨，二人對此時段轉運不明物品的不合理性應具備判斷力；二是同伙曾明確告知“看好東西，我們再去拉一圈車門”，結合后續協助銷贓行為，足以證實其知情。

　　掌握這些證據后，檢察官向二人釋法：“在共同犯罪中，并非只有直接實施盜竊才構成犯罪。明知他人盜竊仍提供望風、看管、轉運贓物等協助行為的，同樣屬于犯罪，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在檢察官的耐心教育下，黃某、王某甲認識到自身行為的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在律師的見證下，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

　　今年3月21日，經綜合考量，該院擬對在家人引導下主動自首、犯罪情節較輕的黃某、王某甲作附條件不起訴處理，遂召開不公開聽證會，邀請政協委員、聽證員、律師等參與。在充分聽取意見后，該院對二人依法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考驗期六個月，并對二人進行集中訓誡。同時，檢察機關與社工組織合作，為其制定個性化幫教計劃，積極開展管護幫教。

　　在黃某、王某甲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間，檢察官多次與二人溝通，組織他們觀看普法視頻、參加志愿服務，幫助其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考驗期滿后，根據社工組織的評估結果，以及黃某、王某甲在考驗期內的表現，今年9月26日，檢察官依法對二人作出不起訴決定，并對其不起訴檔案予以封存。

　　而對于多次參與盜竊、犯罪情節較重的張某乙等4人，檢察機關堅持當嚴則嚴原則，于今年3月依法對4人提起公訴。

　　值得一提的是，社會調查顯示，張某甲曾于2024年3月輟學，案發后已返校就讀，表現良好，無抽煙、賭博等不良行為，并積極賠償被害人損失。考慮到這些因素，檢察機關在量刑建議中建議法院對其從輕處罰。

　　今年6月26日，法院采納了檢察機關的量刑建議，判處被告人張某乙、王某乙、常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各并處罰金4000元；判處被告人張某甲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緩刑二年，并處罰金3000元。

　　對于涉案未成年人的父母，承辦檢察官進行了集中指導。家長均表示意識到自己在家庭監管上的不足，之后一定會多多關心孩子，讓其規范自身言行，不再觸犯法律。

　　親情缺位把他們推向不良“朋友圈”

　　在該案中，9人雖共同參與了盜竊行為，但其家庭背景、涉案程度及事后表現呈現出明顯差異。根據其年齡、犯罪情節、家庭介入程度及行為特征，可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低齡、情節輕微的初犯。小馬、小閆、小劉三人作案時均未滿14周歲，行為表現出隨意性和懵懂特征。因此，三人均被責令由家長嚴加管教，顯示出法律對低齡初犯的教育與矯正傾向。

　　第二類：家庭及時介入、情節較輕的參與者，王某甲與黃某屬于此類。二人在共同犯罪中，承擔協助、望風等角色，且僅參與一次盜竊。案發后，二人的家長高度重視，主動與孩子溝通并引導其自首，孩子也表現出明顯的悔意與懼怕心理。這表明，有效的家庭介入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犯罪行為的延續，并促進后續的司法配合與改正態度。

　　第三類：家庭功能失調、犯罪情節較重的屢教不改者。張某甲、張某乙、王某乙、常某4人來自存在嚴重問題的家庭環境，且在案件中起主要作用、犯罪情節較重、盜竊次數多、涉案金額大。張某乙、王某乙、常某在此系列盜竊中發揮作用較大，犯罪情節較重。張某甲雖盜竊次數少，但因其母親早逝，父親長期缺位，自幼輾轉于姑姑與奶奶之間，缺乏穩定家庭環境。張某乙成長于單親家庭，與父親溝通甚少，長期缺乏母愛。王某乙一歲時生父去世、母親改嫁，他與患精神疾病的母親和忙于工作的繼父生活，家庭溝通氛圍差。常某雖父母健在，但因父母長期分居、感情不和，主要由奶奶撫養，父母批評多而支持少。

　　這些少年多數在親情陪伴與家庭教育方面存在顯著缺失，成長過程中主要依賴年邁的祖輩，普遍缺乏鼓勵、關注與肯定，安全感和歸屬感嚴重不足。他們的違法行為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是認知局限。處于青春期，社會經驗不足，對行為后果預估能力尚不成熟；二是情感支持系統薄弱。家庭關注與情感支持匱乏，導致對同伴認同感的需求增強，易在群體中受他人影響。值得注意的是，9人通過“朋友帶朋友”的方式形成作案群體。這種松散又帶有同伴壓力的聯結方式，進一步凸顯了在親情缺位的背景下，青少年轉向對同伴尋求認同，并在不良交往中逐漸陷入犯罪的風險；三是家庭監管與引導缺位。王某乙、張某甲等人的家庭監管明顯缺失。相比之下，王某甲、黃某的家庭能夠在事發后積極溝通并引導孩子主動承擔責任，體現出家庭介入的積極影響。

　　如今，除了張某乙、王某乙、常某入監服刑，其余6人的人生已重回正軌，他們中絕大多數又回到了學校繼續讀書。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