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俊杰把自己練成了算法

文：王智遠 | ID:Z201440

老羅最新一期采訪 MiniMax 閆俊杰的播客，四個小時，終于稀稀拉拉聽完了。

聽完后，也就沒然后了；畢竟信息在腦中過去，猶如刮風一樣絲滑，左耳朵進右耳朵出。所以，我又把播客下載下來，轉換成文字，死磕了一遍。

這一遍，讓我對閆俊杰的表達，有了新的認識。

如果說羅永浩代表古典互聯網時代對“產品”和“情懷”的追求，那閆俊杰展示了一種全新的、甚至帶著一點非人感的物種。

你看他溫吞、佛系，甚至有點遲鈍，但在這張毫無攻擊性的外表下，藏著一套近乎冷酷的操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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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我要下這個結論？復盤 MiniMax 的三年，我看到的第一個關鍵詞，是「去魅」。

咱們平時看那些 AI 大佬，要么極客范兒十足，要么滿嘴改變世界的精英，但在老羅的直播間里，閆俊杰太“素”了。

發際線有點高，人有點微胖，甚至在公司里，大家居然管他叫“中登”，意思就是“長相中等登樣” 。你可能覺得這人挺逗、挺佛系；但細品他在訪談里說的一個細節，就大有不同了。

他說為了減肥，去打了司美格魯肽。打完之后，食欲沒了。他的原話是：感覺自己變成了圣人。

大家聽了可能哈哈一笑，覺得是幽默。但在我眼里，這簡直是一個狠人的隱喻，一個為了達成目標，可以隨時修改自己身體參數的人。

這種對欲望的剝離，一旦用到公司管理上，就是一種極度可怕的理性。

你看他對危機的反應，完全不像個正常的碳基生物，當初硅谷銀行倒閉，MiniMax 所有錢都在里面，眼看要發不出工資了；換一般創業者，這會兒估計早就崩潰了，或者至少得焦慮得睡不著覺吧？

閆俊杰沒有。

他的回憶里，沒有一絲驚慌失措，他說，這事兒既然發生了，那就別浪費時間去難受了，趕緊算算怎么活下來，怎么把損失降到最低 。

再看他對競爭對手的態度。

今年 DeepSeek 火成那樣，把大家臉都打腫了；正常人心里多少得有點酸吧？有點“既生瑜何生亮”的不甘心吧？

他沒有。他淡淡地來了句：我不嫉妒……我覺得是他們應得的。這哪像人在說話啊？這簡直是一臺服務器在輸出計算結果，在他那套操作系統里，好像根本就沒有情緒這個模塊。

他在訪談里老說自己“認知不夠”，還會自我 PUA。這話翻譯成大白話是：我的模型沒跑好，誤差變大了。

誤差變大了怎么辦？哭有用嗎？沒用。你得趕緊找找是哪層參數設錯了，把權重改過來，然后接著跑，這就是第一代 AI Native CEO 最嚇人的地方。

他不跟你演什么熱血沸騰的創業故事，把自己活成了一個沒有感情的“算力節點”，輸入信息，算出最優解，然后執行。

所以，我說，看著佛系，其實是“情緒參數歸零”，這種人，才是最難被擊敗的。

02

既然有了這么一顆“莫得感情”的 CPU，那 1989 年出生的閆俊杰做出來的決定，自然就不可能按常理出牌。

常理是什么？迷信大牛，迷信硅谷光環，是我們要聚焦，但他這套系統啟動后的第一步，竟然不同。

哪里不同呢？

先說人。回想一下 2021 年那會兒，AI 圈子都在搶什么人？各家公司都在搶大廠高管、海歸的博士、搶自帶光環的“明星科學家”，那可是“諸神之戰”。

好像誰家沒幾個 Google、微軟回來的大神，都不好意思跟投資人打招呼。

但 MiniMax 呢？簡直是“草臺班子”。閆俊杰找了一幫什么人？一幫年輕得不像話的生瓜蛋子。外界甚至吐槽，這團隊配置也太素了，連個能鎮住場子的海歸大牛都找不到。

是請不起嗎？肯定不是。

閆俊杰在訪談里說了一句比較扎心的話：我覺得之前的經歷很多東西是沒用的……甚至很多傳統 AI 的經驗是相悖的。

這就很有意思了。在咱們看來，經驗是寶貴的財富；但在他的算法里，這叫過擬合 (Overfitting)。

你想啊，舊時代專家，腦子里裝的都是上一代參數，他們太懂怎么調優一個小模型，太懂怎么做一個人臉識別了，但在 AGI 這個新物種面前，這些舊權重反而成了偏見，成了阻礙。

反倒年輕人，沒經驗，也沒被污染，他們就像一張沒被訓練過的顯卡，算力純凈，可塑性極強。

他還搞出了“實習生也有實習生”的操作。讓 AI Agent（智能體）去給實習生打下手，干寫代碼、修 Bug 的臟活累活，這哪是招人，這分明在搭建一個人機混合的算力集群。

除了人，還有事兒。如果別的創業公司，投資人肯定會按著頭讓你“聚焦”，你一個小公司，資源有限，先把文本模型搞好行不行？

但閆俊杰偏不。

他一上來搞了個“全家桶”：語音、文本、視頻，我全都要；在當時看來，這簡直找死，不僅違反了商業教材里的定位理論，也違反了創業公司的資源約束。

那他為什么要這么干呢？因為他信物理學里的 Scaling Law（規模定律） 。

在他的算法里，Scaling Law 有個前提，你的輸入數據必須是完備的；你想想，人類怎么感知世界的？不光靠讀文字，更得靠聽、靠看。

如果我們想要造出真正的 AGI（通用人工智能），卻只給它喂文字，那就像想培養一個天才，卻先把他的眼睛蒙上、耳朵堵上。這在物理上就不可能收斂到人類智能這個全局最優解。

既然終局一定是多模態融合，那為什么要為了短期的“容易”，去造一個“殘疾”的模型呢？

所以，在訪談里，他特淡定地說，做語音、做視頻當時看起來很蠢，甚至做了兩年語言模型都沒啥直接產出，但只要目標函數是對的，中間的虧，都為了收斂到全局最優解所付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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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人）找齊了，目標（多模態）也定好了，怎么讓這幾百號“生瓜蛋子”，像一顆大腦一樣精密運轉？

按照熟悉的互聯網大廠邏輯，這時該上“管理手段”了，定 OKR、搞賽馬機制、建中臺、設層級，這也是很多大廠最引以為傲的“屠龍術”，但閆俊杰把這些通通扔進了垃圾桶。

他在訪談里有點凡爾賽地說：我們公司沒有 OKR，也試過，發現根本行不通。

為什么行不通？

這要回到理工男的腦回路了。在他眼里，公司是一個巨大的、待優化的函數。傳統OKR 是什么？我知道橋在河對面，咱們拆解一下怎么搭橋，那是確定性環境下的工程管理。

但在 AI 這個無人區，前面是一片迷霧，根本不知道橋在哪。這時定 OKR，就是瞎指揮。

那 MiniMax 靠什么管人？

靠算法，全公司最核心的會議，叫CD 會這個詞兒聽著挺玄乎，其實是數學術語 Coordinate Descent（坐標下降法）的縮寫 。

啥意思呢？

在多維空間里，我們不知道最低點（最優解）在哪，但可以讓每個人（每個坐標）輪流調整，每次調整都讓整體的 Loss（誤差） 往下降一點點。

智遠認為，這是一套極度理性的“硅基管理哲學”。

第一，消滅了中間商。

傳統公司里，產品經理是干啥的？寫文檔（PRD）、畫原型、催開發；但在 MiniMax，這套流程太慢了。

閆俊杰要求，產品經理得自己能寫代碼，能做 Demo，因為在神經網絡里，神經元之間是直接傳遞信號的，不需要一個翻譯官在中間傳話。

那些只懂“協調資源”的中間層，在這個系統里就是增加了延遲（Latency），必須被優化掉。

第二，殘酷的“剪枝”。

這套系統聽著很美好，運作起來很冷酷；我記得前段時間看一個報道說，MiniMax 高管流動性很大，甚至有早期合伙人被請走。

咱們看來，這叫內斗或者動蕩，而閆俊杰的算法里，這叫剪枝（Pruning）。

如果一個參數（員工）的調整，始終不能讓全局的 Loss 下降，甚至導致了模型發散（團隊內耗），那么，不管他資歷多老，在這個函數里，他就是無效變量，必須歸零。

所以，你看 MiniMax 的組織，既沒有大廠溫情脈脈的家文化，也沒有打雞血的兄弟文化，它更像一個高壓運轉的計算集群。

每個人是一個變量，大家不看臉色，不看 PPT，只看一件事：每一次迭代，有沒有讓那個該死的 Loss 值往下降一點？

這就是 AI Native 公司的真面目：極致扁平，極致效率，以及，呃……極致的無情。

04

既然這套“硅基管理系統”這么厲害，是不是就無敵了？

并沒有。

這臺精密的機器在 2024 年上半年，也差點死機；那是 MiniMax 最糾結的一段時間；雖然Talkie在海外火了，但也讓整個公司染上了一種互聯網舊勢力的病毒。

那就是，追求虛榮指標（Vanity Metrics），閆俊杰說，那時，投資人天天盯著問 DAU（日活），公司內部開始瘋狂討論投流、買量、留存。

這好比一個本來要練神功的武林高手，突然跑去練胸口碎大石了，因為來錢快，觀眾愛看，而且，這個時刻DeepSeek（深度求索） 橫空出世了。

DeepSeek 干了什么？

沒買量，沒做復雜的App，靠一個強得離譜的模型，幾天之內用戶量炸裂，把所有還在卷投流的公司（包括 Kimi，也包括 MiniMax）臉都打腫了，這種行為，間歇性給MiniMax一個大嘴巴子。

他既沒有像有的同行那樣，在那兒憤憤不平地算 DeepSeek 到底虧了多少錢，也沒有像有的巨頭那樣假裝看不見繼續硬推，而是，把大嘴巴子識別為了一個極為寶貴的誤差信號。

那MiniMax干了什么事兒呢？

一，砍掉胸口碎大石的項目：為了堆產品功能、為了虛榮指標而分散算力的項目（比如那個類似“即夢”的視頻產品），直接停掉。

二，修正權重：既然智能才是核心，那就把算力從運營那里搶回來，重新 All-in 到數學、編程這些最硬核的基礎能力上。

三，認錯迭代：在訪談里他坦然承認自己“認知不夠”，這叫根據最新的誤差值，更新了自己的參數。

很多人覺得 DeepSeek 是 MiniMax 的對手。但智遠看來，DeepSeek 更像 MiniMax 這個神經網絡的一次強效“梯度修正”。

如果沒有被打臉，MiniMax還在互聯網流量思維的局部最優解里打轉。正是這種修正，證明了閆俊杰這套系統的“魯棒性” (Robustness) 。

一個優秀的系統，當巨大的外部沖擊到來時，它能接受對手的啟發，瞬間完成自我糾錯。

05

一顆莫得感情的 CPU（閆俊杰），帶著一堆沒被舊時代染過色的生瓜蛋子（年輕人），跑著一套只看結果、不講面子的算法（CD會），最后，還得加上臉被打腫了、下一秒就能立馬調頭的狠勁兒（糾錯機制）。

這確實是一個能夠在這個亂世中活下來、甚至跑得很快的新物種。

但復盤最后，我不得不面對那個最扎心的問題，也是羅永浩在訪談里反復追問、甚至有點焦慮的問題：如果公司都變成了這樣，那我們人類，比如：產品經理、中層管理者，在這個系統里還有位置嗎？

閆俊杰回答很含蓄，他說邊界會模糊，說大家都要懂技術。 但在我看來，這層窗戶紙捅破了極其殘酷：因為傳統的中間層，注定消亡。

在羅永浩的古典認知里，產品經理是“我有想法，工程師來實現”的人，是負責“指揮”的；但在閆俊杰的算法里，這個協調者的角色權重，正在無限趨近于零。

為什么？

因為他要求產品經理得自己做 Demo，自己寫代碼；在 AI 賦能的組織里，“想法”到“實現”的路徑被無限壓縮了；以前需要一個部門、開五次會才能干完的事，現在一個超級個體+ AI就能干完。

所以，智遠認為，未來公司組織，大概率會收斂成一種“啞鈴型結構”：

一端是“架構師”，像閆俊杰這樣，負責定義目標函數（Target Function），負責設計系統如何運轉，負責在至暗時刻計算生路。

一端是“超級節點”：能夠直接利用 AI 產出結果的個體，或者是能提供高質量數據（Data）的人，哪怕你是寫小說的、畫畫的，只要你有原創性，你就是高權重的參數。

而夾在中間靠傳遞信息、協調資源、管理情緒為生的科層制管理者，將被系統無情地剪枝。

這聽起來很悲觀嗎？

訪談最后，閆俊杰提到了特德·姜的小說《軟件體的生命周期》；那是一個關于人類如何與數字生命共存、共同進化的故事，或許，這就是一場“物種進化”。

MiniMax 的三年，不僅是一家創業公司的突圍史，更是一份未來組織的生存實驗報告。

它告訴我們，在 AI 時代，想要不被組織系統優化掉，唯一的辦法，成為那個定義算法的人，要么，讓自己也進化成系統的一部分。

至于還抱著舊地圖、沉溺于中間管理的人，抱歉，系統對齊的函數里，容不下噪音；羅永浩用生意思維，巧妙地把這套冷酷但有效的生存邏輯給“聊”了出來。

有意思。產品底層是模型，把模型做好，剩下的，都只是渠道。以上，僅代表智遠個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