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有兩位軍閥手握重兵，卻拒絕出兵抗日，到底是何原因？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的槍聲打破了夜晚的寧靜，中國由此進入了全面抗戰。此時出現了一個以往少見的現象：那些互相打了幾十年的各地軍閥，這時幾乎都停止了相互爭斗，國難當頭，紛紛表示愿意聽從國民政府的指揮，共同出兵抗擊日本侵略者。

然而，就在全國上下一心團結抗戰的浪潮中，有兩個地方顯得格外安靜。一個是遠在西北、控制新疆的盛世才，他沒有派遣一兵一卒。另一個是西南康藏高原上掌管西康的劉文輝，他也把部隊留在了當地，沒有聽從調動。當全國各地軍隊一批批開往前線時，他們的沉默就顯得異常刺眼。

盧溝橋事變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形成。各地軍閥捐棄前嫌，放下私怨，響應的抗戰號召的速度比很多人預計的還要快。七月十日，四川省主席劉湘就提出川軍愿意馬上出川抗日。到了八月，川軍六個集團軍分多路出發。許多士兵腳穿草鞋，手舉死字旗，踏上了征途。

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動作也很迅速，桂軍主力很快北上。山西的閻錫山則同意八路軍進入其防區，共同作戰。全國老百姓支援前線的熱情十分高漲。大小車站和碼頭常常擠滿了歡送軍隊、捐獻物資的人群。報紙上的幾乎每天都是戰事與動員的消息。

整此時，個國家如同一臺剛剛啟動的機器，全力投入戰爭。但若把目光轉向邊疆，便會發現新疆和西康兩地似乎并沒有跟上全國的步伐，它們保持著一種與眾不同的安靜

要理解盛世才為何不出兵，必須先看他當時的處境。他是遼寧人，曾留學日本。一九三三年，盛世才經過一場策劃好的事變，當上了新疆邊防督辦。他這個位置坐得并不穩固，主要依靠北邊蘇聯的支持。蘇聯向他提供貸款和武器，還派遣軍事顧問幫助訓練部隊。到一九三七年，他手下已有一支約三萬人的部隊，裝備在當時中國各地地方軍隊中算是比較好的。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曾多次要求他出兵或提供物資支援。盛世才每次回復都有理由。他對南京派來的特使反復解釋，新疆情況特殊，緊鄰蘇聯，戰略位置極其重要，自身防務壓力很大。他常說：“守住新疆，就等于守住了抗戰的大后方。”這話聽起來有道理，但實際上，這是他按兵不動的最好借口。

事實上，盛世才的心思根本不在這里。他更關心的是如何鞏固個人權力。一九三七年九月，他親自策劃了所謂“陰謀運動案”，逮捕了省政府副主席和數百名官員、軍官。這場清洗之后，他在新疆的統治變得如鐵桶一般。那支用蘇聯裝備武裝起來的軍隊，是他個人權力的根本保障，他絕不愿將把這支力量送到千里之外、勝負難料的內地戰場上去。

劉文輝的情況與盛世才不同，他更多是出于實際困難的考慮。他是四川大邑人，原是四川最具實力的軍閥之一。但在一九三三年的“二劉大戰”中，他敗給了侄子劉湘，只得退守川西與藏東交界的貧瘠地區。一九三九年西康省成立，他出任省主席，開始在這片高原上經營自己的地盤。

西康地廣人稀，經濟落后，民族眾多，關系復雜。劉文輝提出“建設西康”、“康人治康”的口號，為了表示決心，他甚至把省政府從相對便利的雅安遷到了更偏僻的康定。他主持修建了一些公路，創辦了幾所學校和醫院，花很大力氣拉攏當地有威望的藏族土司和頭人，目的就是在這片土地上站穩腳跟。

全面抗戰爆發后，重慶方面也電令劉文輝出兵。而他拒絕的理由非常實際：西康人口少、財政窮，他的第二十四軍名義上有兩萬多人，但槍支老舊、彈藥不足。更重要的是，康藏邊界線長，局勢一直不穩，必須留兵駐守，以防發生變故。

劉文輝致電蔣介石強調，如果把這支本就薄弱的部隊調走，導致后方空虛、邊疆生亂，反而會拖累全國抗戰大局。這既是實情，也是他保存實力的一種委婉說法。他與重慶政府的關系一直若即若離，同時與延安也保持著一些秘密聯系。他的做法，就是在多方力量的夾縫中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平衡。

轉眼到了一九三八年。全國戰場進入了最艱苦的相持階段。在東線，川軍王銘章部在山東滕縣死守，隨后全師壯烈犧牲。在北線，滇軍在中條山與日軍反復爭奪，軍長唐淮源戰敗后自盡殉國。這些慘烈的消息通過電波不斷傳回后方。

然而在同一片天空下，邊疆的形勢卻是另一番景象。在新疆迪化，督辦盛世才坐在官邸里，翻閱著從蘇聯爭取農機和汽油援助的談判文件。在西康康定，省主席劉文輝主持會議，討論的是如何提高本地藥材收購價格，以充實緊張的財政。前線的炮火、吶喊與犧牲，仿佛被層疊的雪山和無邊的沙漠隔絕，顯得遙遠而不真實。

當時社會上并不是沒有人注意到這一情況。后方一些報紙的評論文章曾激烈發問：在國家需要每一份力量之時，是否每個人都出了全力？但這種聲音很快被更直接、更緊迫的前線戰事新聞淹沒，始終沒有成為輿論焦點。

深入來看，盛世才、劉文輝兩人選擇“靜默”有很多原因，其根本仍源于軍閥時代的生存法則。對盛世才而言，新疆就是他的獨立王國。他的權力完全依賴那支由蘇聯裝備武裝、蘇聯顧問訓練的軍隊。這支軍隊若是東調，他在新疆的統治可能瞬間崩塌。

而他對國民政府總是猜疑，擔心出兵抗戰這是“調虎離山”之計，借抗日之名吞并他的地盤。此外，新疆孤懸塞外，毗鄰蘇聯，內部民族關系復雜，他自認“守土”責任已很沉重，不愿也不敢分兵。

而劉文輝的考慮則更現實、更具體。西康土地貧瘠，老百姓貧困，他的二十四軍人少裝備差。即便勉強抽出一小支部隊，跨越數千里趕到主要戰場，對大局作用有限，卻可能耗盡他安身立命的本錢。漫長的康藏邊界一直不太平，需駐兵防守，這也是實情。

此外，他也認為，經營好西康這條連接西南與西北的潛在通道，保持后方一塊地區的穩定，也算是對抗戰的間接貢獻。但說到底，在亂世中先保存實力、再圖發展，是幾乎所有軍閥最根本的念頭。

當然，說這兩人在抗戰時期毫無作用也不完全客觀。他們也發揮過一些間接作用。盛世才控制新疆期間，從蘇聯經新疆至甘肅的西北國際運輸線，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間基本保持暢通。一些蘇聯援華的飛機、汽油、武器等物資通過這條路線運到內地。這也是他維持與蘇聯關系所必須做的。

劉文輝治理下的西康，作為大后方的一部分，基本保持了地方社會安定，沒有給已焦頭爛額的重慶政府增添大亂。他主張修建的公路，也為后來物資轉運和人員往來提供了一些便利。

然而這些作用十分有限，且都帶有強烈的自保目的，其性質與出發點，根本無法與前線數百萬軍民明知必死仍奮勇向前的那種流血犧牲相提并論。

抗戰勝利的鑼鼓并沒有給這兩位“靜默者”帶來長久安穩，他們的命運很快走向不同方向。盛世才那套精巧的“平衡術”在一九四四年徹底失效。隨著蘇聯在二戰中取得決定性優勢，不再需要他這個中亞地區的代理人，而南京方面也趁機加大壓力。

在內外交困下，盛世才只得離開經營十一年的新疆，調任重慶擔任有職無權的農林部長，形同軟禁。離開迪化時，街頭有老百姓暗中稱他“盛屠夫”。他的晚年是在寶島度過的，他曾想撰寫回憶錄為自己辯護，但歷史早已把他定位為一個殘酷多變的割據軍閥。

劉文輝的選擇則不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認清形勢，在四川彭縣通電起義，投向新中國。此后，他曾任國家林業部部長等職，人生獲得相對平穩的結局。

這兩人的故事，是全民族抗戰宏大歷史中一個值得思考的特殊片段。盛世才與劉文輝的“靜默”，最終正是被這浩蕩不可阻擋的主旋律所定義、衡量與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