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op Trying to Make the Humanities ‘Relevant’
若人文學科要繼續具有意義,就必須挑戰現代世界,而非迎合它。
作者:托馬斯·查特頓·威廉姆斯(Thomas Chatterton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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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ong / Getty
2025年12月14日
人文學科似乎始終處于危機之中。選修的學生越來越少。特朗普政府正在削減其資金。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甚至在精英學校的學生中也加速了閱讀習慣和注意力持續時間的崩潰。美國人對任何四年制學位(更不用說比較文學這樣的專業)的經濟價值越來越持懷疑態度。
面對這些及其他挑戰,許多高校正試圖讓人文學科變得“相關”。一些學校通過布置節選而非整本書籍來遷就學生縮短的注意力;另一些則出于對經濟焦慮的回應,重組院系以強調其實用性(如果尚未徹底取消相關項目的話)。但這類適應與妥協只會加劇人文學科所面臨的最陰險的威脅——而這一威脅卻很少被討論。
作為一名人文學科教授,我所看到的最大危險是:隨著大型語言模型無處不在,人們日益形成一種觀念——知識是廉價的,獲取知識應當輕松且毫無阻力。而人文學科恰恰珍視為求知本身而進行的嚴謹探究,因此永遠與這種世界觀格格不入;正因如此,“相關性”是一個徒勞的目標。若人文學科要繼續具有意義,就必須挑戰現代世界,而非迎合它。事實上,今天人文學科所能提供的最有用的教訓,是一種深刻反文化的理念:困難本身就是好的,是值得追求的終極目標。
過去幾年,我在紐約哈德遜河谷的一所小型文理學院巴德學院(Bard College)擔任“人文學科客座教授”,頭銜頗為模糊卻令人愉快。巴德學院賦予我的職責簡單而慷慨:講授我認為重要的書籍與思想。每年11月,我會提交兩門春季研討課的課程簡介——今年一門關于阿爾貝·加繆及其思想淵源,另一門則通過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等黑人作家探討“美國夢”的理念。課程一經發布,幾天內就有學生給我發郵件,表達他們渴望沉浸于文本之中的熱忱。我已學會珍惜他們的熱情,因為我知道這種熱情不會持久。
當他們開始上我的課時,許多聰明且主動選課的學生似乎對精讀的難度毫無準備。到學期末,只有少數人能完全依靠自己完成所有閱讀和寫作任務,而不將至少一部分工作外包給人工智能。在我的加繆課程中,大多數學生都能記住這位哲學家那句著名的箴言:“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但很少有人能真正掌握引導他得出這一結論的深奧思辨過程。愿意全力以赴者寥寥無幾。
我于2023年初開始教學,就在OpenAI發布ChatGPT兩個月后。那時它只能生成一些有趣的文字把戲——我個人最喜歡的是將莎士比亞十四行詩與90年代中期的說唱融合在一起——但在其他方面幾乎一無是處。在我第一個學期,有一兩名學生交來的作業帶有AI特有的流暢卻膚淺的風格,很容易被識破。
如今的聊天機器人已大不相同。隨著技術日益成熟,越來越多的學生試圖將AI生成的文字冒充為自己的作品。更狡猾的學生會利用聊天機器人生成短語或見解,再將其改寫成自己的文字。這類作業通常尚可,使得AI的影響難以察覺,但絕非出色。如果我對某位學生的課后論文產生懷疑——比如其風格與課堂寫作截然不同——我會用AI檢測工具進行核查。當然,這些工具遠非完美。但當它們提示使用了AI時,我便直接質問學生,而對方幾乎總會承認。短短三年間,ChatGPT及其競品已使課后論文——我認為這是人文學科學習的核心練習——幾乎無法布置,也幾乎無法評估。
最近我開始懷疑,除了用大語言模型代寫論文外,一些學生還在依賴它們準備課堂討論。無論如何,他們的發言正變得越來越平淡、千篇一律,少了大膽;古怪或原創的觀察日益罕見。如果我的猜測正確——AI正在為學生提供現成的論點——那么它幾乎完全消除了學生獨立獲得某種變革性洞見的可能性,而這正是與文字和思想角力最初之所以如此愉悅而富有成果的原因。
深入探究文本可以是愉快的,但也令人疲憊,甚至近乎痛苦。這很好。正如通過深度閱讀或費力寫作來耗盡我們的精神能力,才能使其變得更強大。身體鍛煉亦是如此。相比之下,AI承諾無需努力即可獲得知識,正如許多人從GLP-1類藥物中看到了無需意志力即可減肥的可能性。盡管兩者都有合理用途,但它們的廣泛采用削弱了我們欣賞、更遑論忍受那種持續而具挑戰性的工作的能力——而唯有通過這樣的工作,我們才能超越表面層次,真正茁壯成長。唯有通過困難,我們才能提升思維與感知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將伴隨我們投身每一項事業。這才是人文學科真正“相關”的源泉。
加繆的偉大洞見在于:在一個無意義的世界中,我們通過有意識的奮斗創造屬于自己的意義與品質——這一教訓正受到AI的遮蔽,卻唯有人文學科能夠傳授。加繆寫道,西西弗斯被判處永恒地推石上山。然而,只要每次他走到山腳時,都是他自己選擇轉身重新向上攀登,他便依然可以幸福。
本文作者:托馬斯·查特頓·威廉姆斯是《大西洋月刊》的特約撰稿人,同時也是巴德學院人文學院的客座教授和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非常駐研究員。他最近的著作是《我們不滿的夏天:確定性的時代與話語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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