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陳嘉庚受邀進京，和毛主席敘舊：答應你的兩件事，我都做了

1949年初夏的北平仍透著春末的風涼，車站月臺卻一派熱鬧。火車尚未完全停穩(wěn)，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已快步迎向車門，車廂里那位步履穩(wěn)健、面帶微笑的老人正是海外聞名的南洋僑領陳嘉庚。人群自動讓出一條通道，他拄著手杖，朝迎接者微微頷首，顯得格外從容。

兩天后，在香山雙清別墅的客廳里，陳嘉庚與毛主席再次相對而坐。茶水冒著熱氣，窗外初夏的蟬聲斷續(xù)。老人開門見山：“延安一別，說好的兩件事，我都做了。”毛主席放下茶杯，點頭示意。短短一句話，將時針撥回七年前那個硝煙未散的年代。

1937年盧溝橋槍聲響起，遠在南洋的華僑社區(qū)立刻沸騰。陳嘉庚聯(lián)絡新加坡、馬來亞各埠僑團，三天之內籌出第一批巨款；一周后，“南僑總會”掛牌，他被推為主席。一封電報寫得直白：“救國，不計代價。”此后短短兩年，總會募集的現(xiàn)款與物資折合逾三億銀元，從海上、從滇緬公路源源運進內地。

緊跟資金而來的，是人。滇緬公路剛修通，駕駛員奇缺，西南運輸公司向海外呼救。陳嘉庚貼出招募啟事，親自到鄉(xiāng)鎮(zhèn)巡回演講。半年里，他送出十五批華僑機工共三千余人。歡送會上，他拍著一位二十歲車手的肩：“路險，人心更險，別退。”年輕人只是憨笑，轉身拎起扳手便上了船。

財力、人力雙向下注，南洋華僑的聲勢令日軍惱怒。1942年2月，新加坡岌岌可危，日軍在電臺公開懸賞百萬抓捕陳嘉庚。友人再三催促，他才深夜乘小艇離港。隨身只是簡易行囊與一小包氰化鉀——落到敵手，絕不受辱，這是他的底線。

幾經輾轉，他在爪哇瑪瑯隱居。濕熱的空氣、單調的食物、無處不在的憲兵盤查，日子緊繃得像上滿弦的弓。有一次日軍突擊搜屋，誤把隔壁荷蘭軍醫(yī)當成目標，陳嘉庚才僥幸逃過。他對照顧自己的黃丹季叮囑：“若真被捕，別冒險救我。”話雖輕，卻透出決絕。

同一年夏天，他暗中把最后一筆義捐三百余萬元全部匯往中國西北——目的地不是重慶，而是延安。事實上，1940年那次回國考察，他已在心理上完成選擇。蔣介石用八萬元辦歡迎宴，席面繁華；延安則用一鍋白菜、一碗咸菜和借來的雞湯接待。對比之下，高下立判。與毛主席徹夜長談后，他答應兩件事：勸蔣介石團結抗戰(zhàn)、向海外澄清共產黨真相。

回到重慶，他立即直言勸蔣：“團結才有勝算。”蔣介石面色凝重，只以“我自有主張”應付。隨后，陳嘉庚取道香港、仰光回新加坡，在多場僑界集會上復述延安見聞：八路軍紀律嚴明，共產黨真心抗戰(zhàn)。有人擔憂得罪國民政府，他揮手道：“憑良心說話，天經地義。”這便是他對毛主席的第一個承諾。

第二個承諾則更為直接——資金與物資向延安傾斜。自1941年起，送往陜甘寧的藥品、軍裝明顯增多，甚至包括兩輛汽車。毛主席沒留車，一輛給朱德指揮前線，一輛分給董必武等老同志使用。國民黨情報部門得知后惱火，卻無可奈何，只能在報紙上冷嘲熱諷。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陳嘉庚終于脫去偽裝，重返新加坡整理戰(zhàn)時賬目。四年后，中國內戰(zhàn)大勢已定，北平解放。毛主席發(fā)來電報，言辭懇切：籌備新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需要海外僑領參與。電文十幾行，分量極重。陳嘉庚當即決定北上，他說：“祖國新局面，我得親眼看看。”

于是便有了香山別墅那場對話。“先生，一路辛苦。”毛主席先開口。“為國而來，哪算辛苦？”陳嘉庚答。隨后兩人談及僑務、教育與未來經濟建設，從午后一直講到夜燈初上。周恩來推門提醒用晚餐，才算告一段落。

9月，新政協(xié)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陳嘉庚當選全國政協(xié)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南僑總會完成歷史使命隨即宣布結束，他把精力轉向廈門大學與集美學校的擴建，并著手倡議成立華僑投資公司，為日后僑資回流探路。

1961年8月12日，陳嘉庚病逝北京。周恩來率朱德等人執(zhí)紼護靈，專列將遺體送回集美。追悼會上，花圈密布，挽聯(lián)簡潔——“華僑旗幟，民族光輝”。八個字，將他半生奔走與堅守寫得干凈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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