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馮玉祥之女調(diào)到海軍總醫(yī)院，葉劍英囑咐女兒：帶她來家玩

1954年10月1日的天安門城樓上，秋風獵獵吹動彩旗。觀禮席中，李德全抱著年僅八歲的兒子羅悠真，身旁的葉劍英正同她閑談。兩位老朋友談及各自遠在蘇聯(lián)求學的女兒——馮理達和葉楚梅。葉劍英半開玩笑地說：“要讓這兩個丫頭多走動，將來回來好搭把手。”當時誰也沒想到，這句輕描淡寫的話，會在近二十年后變成特殊的囑托。

時間推到1972年11月。李德全因病去世，馮理達在母親靈前長跪不起。母親的驟然離世，不僅讓她失去至親，也讓她喪失了原本熟悉的工作平臺——中國醫(yī)學科學院的傳染病研究室。調(diào)動、安置、手續(xù)，全部被擱置。那段日子，北京已入寒冬，她卻像被抽空了體溫，只能靠加班和寫筆記來驅散內(nèi)心的荒涼。

次年初春，周恩來主持國務院會議，談及高層次醫(yī)學人才分配時，隨口問了一句：“馮理達現(xiàn)在在哪兒？”會議記錄留下的旁批只有三字：“查，解決。”隨后，葉劍英被請來商議，他聽完情況后直接點頭：“進海軍總醫(yī)院合適，讓她有用武之地。”批示簽發(fā)之日，恰是1973年3月2日。

馮理達3月下旬到海軍總醫(yī)院報到。傳染科樓里藥味、消毒水味混雜，狹窄走廊掛滿了病歷夾。科室主任介紹完情況，末了開玩笑：“傳染科又苦又累，你是院里最稀缺的博士，看能不能撐得住？”馮理達沒多說，只把隨身針包往辦公桌一擱：“先領我去病房。”這股子干脆利落的勁兒，讓科里老護士私下嘀咕：“活脫一位女軍官。”

調(diào)入后的第二天，馮理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海軍總醫(yī)院黨委書記翻著她厚厚的履歷，眼里掠過詫異——從列寧格勒醫(yī)學院的免疫學副博士，到拿過蘇聯(lián)科技大獎，再到國內(nèi)籌建消毒研究室，如此資歷卻至今不是黨員？馮理達輕聲回應：“我一直在等合適的戰(zhàn)位。”

忙碌的臨床工作并未耽誤她的科研。那年初夏，京城暴發(fā)流行性腦膜炎，海軍總醫(yī)院被抽調(diào)最多病人。馮理達帶著幾名年輕軍醫(yī)三班倒，人手不夠時，她索性把葉楚梅從北京大學醫(yī)學院“借”了三周。病區(qū)燈火通宵，她總是最后一個離開。有人勸她注意休息，她只說一句：“別讓病人等。”

7月的一天下午，葉楚梅到西城區(qū)葉帥公館匯報工作。茶剛泡好，葉劍英便問：“你們科那位小馮，還缺什么儀器？”葉楚梅回憶多年后依舊記得父親的語氣，“像家里長輩嘮嗑般隨意”。事實上，葉帥已經(jīng)把設備清單塞進公文包，準備第二天送到海軍裝備部。

也正是那晚，葉劍英一句“帶她來家玩”變成了家里長久的“規(guī)定動作”。從1973年中秋開始，只要逢年過節(jié)，馮理達必與丈夫、孩子一道，登臨西山寓所，與葉帥一家圍桌吃飯。那張圓桌見證了很多質(zhì)樸瞬間。一次飯后，葉帥掏出皺巴巴的紙包，里面是兩只硬邦邦的軍用手電筒：“夜里查房用，省得磕著腳。”馮理達點頭收下，卻在第二周把燈又送了回來——她已把手電重新改裝為紫外線檢驗光源。

臨床之外，馮理達還惦記著免疫學的實驗室。1974年底，她拿著一迭方案，四處找經(jīng)費、擠房間。碰壁歸來，仍照舊在顯微鏡前操作到深夜。夜班護士說，她常常對自身靜脈取血做反復試劑對照；一次不慎把玻璃試管弄碎，血滴濺在白大褂上，她包扎好指尖，繼續(xù)記錄結果。第二天，導師年代的筆跡和新制圖表被整齊貼在墻上，這樣的工作節(jié)奏持續(xù)了整整五年。

1975年2月1日，傳染科黨支部大會投票一致同意接收馮理達。材料上報后，被要求“再考察”。消息剛放出時，不少人替她抱不平，她本人卻依舊面無波瀾，只一句：“繼續(xù)干。”到了12月23日，批復終于下來。那天上午，她正在示教室講授《免疫球蛋白分型》，護士沖進來低聲說：“組織批準了！”黑板上的粉筆自行滑落，發(fā)出清脆聲響。課沒停，她反手擦了擦眼角，對學生說：“抗體分類背完，下午考。”

同年臘月，她拎著一堆病歷抄件去西山向葉帥報喜。院子里寒風凜冽，葉帥披著呢大衣站門口：“好，黨正式接你了！”馮理達敬禮，葉帥鄭重回禮：“你父親當年在北伐軍里是怎樣做人，你也要照著那股勁兒。”

進入1976年，大江南北風雷激蕩。有人登門向葉帥打聽“風向”，葉帥以沉默作答；馮理達則埋頭科室，給高燒病人做血清學調(diào)查。5月的一個夜班，科里收進一名高熱昏迷的新兵。家屬剛到門口就慌了神，她一句“放心，我在”穩(wěn)住全場。搶救持續(xù)七小時，最后病人轉危為安。第二天，新兵在病床上說的第一句話是：“馮阿姨辛苦了！”這句話飄進走廊，醫(yī)護們都笑了。

1978年，海軍總醫(yī)院批準籌建免疫學研究中心，馮理達被任命為負責人。那時實驗室只有一間瓦房、三個人、兩臺舊離心機。為解決試劑短缺，她帶人到天津口岸守船，撿回被國外廠家當作廢品處理的玻璃管，再按規(guī)格切割、滅菌。有人暗暗稱這種做法“掉份兒”，她抬頭一句：“搞科研要臉面，病人就要沒命。”沒人再吭聲。三年后，中心擴展到六個研究室，科研課題遍布軍內(nèi)外20余家單位。

早期跟著她的年輕醫(yī)師，如今不少已成國內(nèi)知名專家。有人回憶：“她教打針不是拿假肢，而是自己卷袖子‘來扎這兒’。每錯一次，她就讓學生在記錄本寫下‘錯因—糾正方法—體會’三行字，堅持半月，一個小錯就根治。”

盡管崗位、頭銜日漸增多，馮理達的生活始終簡單到令人吃驚。辦公室的老式藤椅坐斷了腿，她釘一塊木板照用；毛褲穿壞補丁疊補丁，陪了她二十年。問她為何如此，答復始終一句：“錢，讓它去更該去的地方。”張家口地震，她寄出千元；某炮兵團缺顯示器，她湊夠兩千；職工家屬手術費交不起，她掏三千。幾十年如流水，她把工資卡當成臨時周轉站，進去多少，很快全轉向需要援手的人。

2008年2月8日凌晨，北京突降小雪。海軍總醫(yī)院病房里，馮理達靜靜合上眼睛，終年81歲。彌留之前，她對兒子說：“工資卡里還有點錢，記得交一萬黨費。”手續(xù)辦完，卡里僅剩85塊四毛六分。整理遺物時，家人找到一本厚重的筆記本，扉頁是她寫給自己的一句誓言：“只要為大眾，雖早死亦永生。”字跡遒勁，仍帶藥水味。

葉劍英得知噩耗，久久無言，終在秘書準備的挽詞上寫下八個雋永漢字：醫(yī)者仁心，愛國傳家。這八字，沒有華麗辭藻，卻將馮玉祥一家三代愛國奉獻的精神，凝縮到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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