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計劃生育一百年不動搖”的彭佩云去世，她父親的人生更傳奇

1962年上海一個秋雨連綿的午后，彭湖生命垂危之際突然念出譚嗣同的“去留肝膽兩昆侖”這句詩。這位62歲的老人或許在回憶自己從瀏陽河畔到斯坦福校園，再從黃埔軍校到貴州山區的許多人生經歷。他不曾知道半個多世紀之后，子女們為拍攝紀錄片《烽火家國》，又回到他當年求學的上海商科大學舊址。

我認為彭湖的人生選擇具有略微超前半拍的敏銳性。1916年，他考入長沙長郡中學，當時他的哥哥彭光閭已經加入進步團體輔仁學社探討救國的真理。家族的氛圍對他早年的熱血起到了滋養的作用。在五四運動期間，他擔任湖南省學聯評議部部長，跟隨毛澤東前往北京請愿并參與驅張運動。當哥哥投筆從戎進入保定軍校的時候，他卻考取了中國第一所商科大學，踏上實業救國的新道路。

記得在檔案中有一個有趣的細節。1925年彭湖從上海商科大學畢業之后，就南下前往廣州。當他在黃埔軍校庶務科工作的時候，總是喜歡穿著長衫，而不穿軍裝。他的這種文人習氣和他后來在北伐軍的經歷存在反差。他在擔任第26師政治部主任的時候，公開反對蔣介石的清黨行為，并且還在國民黨內部的刊物上發文來捍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他這種認理不認權的倔強，成為了他人生轉折點的一種注腳。1927年寧漢合流之后，他辭去了軍職，前往斯坦福大學去攻讀碩士學位。

這樣一看，他在掌管貴州企業公司期間的創新就顯得順理成章。1939年，他受宋子文的委派去籌建這家公私合營的試點企業，他所帶去的湖南團隊被稱作湖南會館。最為厲害的是他主導開發的美國煙草引種項目，竟然為后來貴州煙草業奠定了基礎。到1943年的時候，公司職工數量達到4481人，年產值占據貴州省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這種運用經濟杠桿來撬動后方民生的智慧，要比單純的政治口號更具效用。

他的骨子里一直有著學生時代的那份清醒。在1944年的時候，經過地下黨員王新元的安排，他在重慶秘密地會見了周恩來。周恩來是北伐時期的老同事，之后成為了他政治抉擇的關鍵引路人。所以在1948年宋子文邀請他去臺灣的時候，他把中國銀行的賬目以及金庫鑰匙完好地移交給了南京軍管會。這樣的一種轉向，早在他于斯坦福留學期間就已經埋下了伏筆。當時他的導師推崇西方的管理學說，而他卻總是在筆記的邊緣進行批注表示要契合國情。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彭湖在1949年之后變得沉寂，這反而成就了另一種完整。在1952年進行三反五反運動的時候，他失去了上海柴油機廠的工作，但是在晚年卻能夠專心地研究譚嗣同的思想。從實業家轉變成為思想者，這難道不是對于他匡時濟世初心的延續？如同他經常跟子女所說的：人這一輩子如果求不到功名那就去追求學問，如果求不到學問那就去追求心安。

2020年彭珮云參加了她父親誕辰120周年的座談會。在她的記憶當中，她的父親永遠是在伏案快速書寫的側面形象。在那本《現代企業家銀行家彭湖傳》里沒有記載的事情是，這位曾經管理著幾十家企業的大經理，在快要去世的時候最掛念的是瀏陽老家祠堂門口的那對石獅是不是還完好。這種家國情懷的微妙平衡，或許就是他們那一代人所具有的獨特印記。

現在上海財經大學校史館里有一張張彭湖的畢業照。這使我想起他在美國留學時的一個習慣。他每次回到國內，行李當中總是裝滿技術書籍。海關稅單上密密麻麻地列著《工業管理》《貨幣銀行學》。他對于知識的那種如饑似渴，比任何職位頭銜都更能夠對他進行定義。畢竟真正的實業家不是資本的奴仆，而是時代思想的擺渡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