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MO Asia 2025丨III期非小細胞肺癌多中心研究：聚焦驅動突變的MRD監測可較影像提前近 9 個月提示復發風險

在 III 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若已明確存在 EGFR、ALK、ROS1、KRAS 等可靶向驅動基因突變，ctDNA-MRD（分子殘留病灶）能否在真實世界路徑里實現“可執行、可重復、可解釋”的復發風險預警，一直是臨床關心的問題。國內多中心協作開展的 DRIVE 研究（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on Dynamic Monitoring of Residual DrIVer Mutations for DiseasE Recurrence in Stage III NSCLC，DRIVE Study，NCT06443684）嘗試給出一條更可落地的解法：相較于依賴腫瘤組織定制的大規模個體化位點追蹤，該研究以驅動突變為核心錨點，采用更聚焦的檢測策略進行術后與隨訪期動態監測，探索在保證風險分層能力的同時，降低流程復雜度、提升可及性。

DRIVE 為前瞻性觀察性多中心研究，由上海市胸科醫院陸舜教授牽頭，全國 14 家中心共同參與。研究入組 2022–2025 年間腫瘤組織確認攜帶至少 1 個驅動突變（EGFR、ALK、ROS1、KRAS、BRAF、MET、RET、HER2、NRAS、PIK3CA），且未接受系統性抗腫瘤治療的可手術 III 期 NSCLC 患者；在最終篩選的 198 例患者中，EGFR 突變占 62%（123/198），KRAS 突變占 16%（32/198），ALK 突變占 7%（13/198）。研究在治療前、根治術后或內科治療后及隨訪過程中采集外周血樣本并開展 ctDNA 檢測，以評估聚焦驅動突變的 MRD 策略在術后復發風險監測與全病程管理中的價值。

在 2025 年 ESMO Asia 期間，上海市胸科醫院李子明教授于胸部腫瘤 Mini Oral 專場公布了該研究的首次分析結果。作為國內多中心聯合完成的前瞻性探索性工作，DRIVE 的階段性數據在國際學術平臺集中呈現了中國團隊在“聚焦驅動突變 MRD 監測”方面的實踐經驗與臨床價值，并引發了與會同行對其在圍手術期管理與隨訪策略中應用前景的進一步討論。

視頻：李子明教授進行口頭匯報和現場主席龍浩鋒教授進行點評

圖1 研究設計

圖2 入組患者驅動基因分布

此次會議匯報結果中，研究團隊得出了幾個重要結論：

01

已發表研究二次分析：聚焦驅動突變的 MRD 方案在預后分層能力上與定制化 tumor-informed 或大 panel 方案總體相當，部分隊列中呈現更優的風險區分度。

在驅動突變 NSCLC 人群中，僅圍繞已知驅動突變開展 ctDNA 監測，已能提供足夠穩定且可解釋的 MRD 風險分層依據。該研究對三項既往可手術肺癌 MRD 研究中組織確認“驅動基因陽性”亞群進行了二次分析，覆蓋 1 個 WES + 約 50 位點 tumor-informed 隊列（62 例驅動陽性），以及 2 個固定大 panel 隊列（139 基因 panel：49 例驅動陽性；127 基因 panel：25 例驅動陽性）。在不改變原始數據的前提下，我們僅基于患者已知驅動突變的 ctDNA 陰陽性，重新定義“驅動 MRD”，并分別與原研究采用的 MRD 指標比較其對術后復發風險的區分能力：在 tumor-informed 隊列中，驅動 MRD 與原 MRD 的 HR 分別為 20.12 與 5.69；在 139 基因 panel 隊列中，兩者 HR 均為 7.87；在 127 基因 panel 隊列中，驅動 MRD 的 HR 為 6.90，而原 MRD 為 3.63。

整體趨勢提示：在驅動陽性、可手術肺癌中，僅基于驅動突變的 MRD 定義并未降低對術后復發風險的辨識能力，從而為“聚焦驅動”的策略提供了更現實的可行性依據。

圖3. 三項術后MRD研究中驅動突變患者數據二次分析結果

02

長期隨訪患者中，持續陰性患者復發極少，陽性/轉陽者復發事件明顯集中

在術后動態監測中，持續 ctDNA 陰性的患者復發率更低；相較 ctDNA 陰性者，ctDNA 陽性患者的一年 DFS 為 60.6% vs 92.7%，中位 DFS（mDFS）為 13.4 個月 vs 未達到（NR），復發風險顯著升高（HR=8.72，P＜0.001）。在 EGFR 突變亞組中，這一關聯更為突出：ctDNA 陽性 vs 陰性患者的一年 DFS 為 77.8% vs 97.9%，mDFS 為 23.1 個月 vs NR，HR=29.72（P＜0.001）。

圖4. 術后驅動基因突變ctDNA MRD狀態與患者DFS相關性

03

關鍵術后節點：術后 3 天/1 個月的 ctDNA 狀態同樣具有明確的預后指示意義

在整體人群中，術后第 3 天 ctDNA 陽性患者的預后明顯劣于 ctDNA 陰性者：一年 DFS 率分別為 63.4% 與 90.7%，中位 DFS 為 12.6 個月 vs 未達到（NR），復發風險增加（HR=5.59，P＜0.001）。術后約 1 個月時同樣呈現一致趨勢，ctDNA 陽性 vs 陰性患者的一年 DFS 率為 67.2% vs 94.8%，中位 DFS 為 19.2 個月 vs 23.8 個月，HR=5.81（P＜0.001）。

在 EGFR 突變亞組中，landmark 節點的區分度更為顯著：術后第 3 天 ctDNA 陽性患者的一年 DFS 率為 80.2%，低于陰性者的 96.3%，中位 DFS 為 12.6 個月 vs NR，HR=13.44（P＜0.001）；術后約 1 個月時，ctDNA 陽性 vs 陰性患者一年 DFS 率為 75.2% vs 100%，兩組中位 DFS 均未達到，但風險差異仍然顯著（HR=9.98，P＜0.001）。

圖5. 關鍵時間點驅動基因突變ctDNA狀態與患者DFS相關性

04

在所有驅動基因突變人群中，動態ctDNA監測較影像學更早提示進展，EGFR 亞組提前 11.3 個月

圖6. 動態ctDNA監測先于影像學預測患者復發

現場主席點評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威爾士親王醫院的龍浩鋒教授（Hubert Ho Fung Loong）在點評環節同樣也指出，ctDNA 用于 MRD 檢測的臨床價值已逐步明確。與此同時，EGFR、KRAS 等驅動突變多為肺癌發生發展過程中的早期事件，并在腫瘤演進中相對穩定保留，這也為“聚焦驅動突變”作為 MRD 監測錨點提供了生物學基礎。基于此，本研究采用“聚焦驅動突變”的檢測策略，契合亞洲人群可靶向驅動突變比例較高的疾病特征，有望在保證信息量的同時進一步縮短檢測周轉時間、降低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克隆性造血（CHIP）帶來的干擾，從而提升 MRD 在真實世界中的可及性與可推廣性。就本次匯報結果而言，無論是在術后縱向隨訪的動態監測框架下，還是在術后 3 天與術后 1 個月等關鍵 landmark 時間點，驅動 ctDNA 陽性均與更差的 DFS 顯著相關，整體趨勢與既往 MRD 研究方向一致、具有可解釋性。龍教授也表示，隨著隨訪時間進一步延長、事件持續累積，這項研究有望為驅動基因陽性可手術肺癌人群提供更高等級、可用于指導臨床管理的 MRD 證據支持。

圖7. 現場點評環節

結果與展望

III 期非小細胞肺癌復發風險整體偏高，圍手術期治療路徑復雜，且患者間異質性顯著。基于此，僅依賴 TNM 分期與影像隨訪往往難以滿足精細化管理需求，引入更敏感的風險分層工具具有現實必要性。DRIVE研究（NCT06443684）聚焦其中明確攜帶驅動基因突變的可手術患者，采用更簡化、聚焦的“驅動突變 ctDNA-MRD”策略，評估術后 3 天、術后 1 個月等關鍵時間點及持續動態監測能否提供具有臨床意義的風險信息。結果提示：長期隨訪中持續 ctDNA 陰性的患者復發事件極少，而持續陽性或隨訪過程中轉陽者復發風險顯著升高；此外，術后 3 天與術后 1 個月的 ctDNA 狀態同樣具有明確的預后分層價值。值得關注的是，ctDNA 動態監測較影像學可提前中位 8.7 個月提示疾病進展，在 EGFR 突變亞組中提前可達 11.3 個月。總體而言，上述發現為術后個體化隨訪節奏制定與精準管理提供了可參考的初步依據；而該策略能否進一步轉化為 III 期患者長期生存獲益，仍需更長隨訪及后續研究持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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