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裕和】蔣介石說我們游而不擊，怎么給我們這多“傳令嘉獎”？

宋裕和

中共軍隊后勤陣線上有個“后勤四大元老”的說法，說的是葉季壯、楊立三、楊至誠、宋裕和四人，他們四個也被稱為“四大金剛”。今天說一下宋裕和。

宋裕和又名宋友訓，1902年出生于湖南郴州汝城縣延壽鄉壽水瑤族村宋家組，1926年參加農民運動，曾任第八區(延壽)農協籌備委員、區農協副委員長、區農協委員長兼區農民自衛軍大隊長；1927年5月，加入中共。

馬日事變后，宋裕和奉汝城縣農軍總隊命令，率農軍參加縣城保衛戰。縣城失守突圍后，與縣農協宣傳部長何舉成的農軍匯合，到江西邊境開展游擊活動。

秋收起義時期，宋裕和、何舉成活動在湘、粵、贛邊境一帶，并參加了攻克桂東、汝城縣城等一系列戰斗。1928年2月，部隊在韶關被國民黨軍十六軍范石生部圍襲，宋裕和突出重圍后、與組織失去聯系，遂回到延壽家鄉隱蔽。土匪胡風璋聞訊后，派200多名匪兵緝捕，宋裕和脫身后幾經輾轉、到了井岡山，先在紅四軍政治部當宣傳員，后任連指導員、團政治委員、紅三軍支隊和無線電總隊政治委員等。

1929年12月底，宋裕和參加了“古田會議”、并當選為前委委員；1931年，當選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4年10月，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中，他擔任中央軍委總部第三局局長，負責后勤工作。

美國記者斯諾在所著《西行漫記》中，以照片介紹了他是跟隨毛先生從井岡山經長征到達陜北為數不多的領導人之一。紅軍到達陜北后，宋裕和先后任軍委總部二局副局長、陜甘寧邊區政府糧食局長。抗戰時期，宋裕和歷任新四軍軍部軍需處副處長、供給部長、后勤部長。

1937年。伍云浦、邊章伍、宣俠夫、宋裕和合影

1938年（左起）羅湘濤、宋裕和、張正坤、周子昆、賴傳珠、張元壽

據宋裕和抗戰時期的部下、時任新四軍第二兵站站長的劉凱夫回憶：皖南事變發生后，為了反擊國民黨反動派、中共中央軍委決定重建新四軍軍部，新軍部在后勤機構設置上不再受國民黨的約束，原軍需處撤銷，建立供給部，宋擔任第一任供給部長。

據時任第一兵站站長的忻元錫回憶：皖南事變后，宋裕和多次表達了凜然正氣，他說，說我們游而不擊，你又發了這么多的“傳令嘉獎”豈不矛盾？這么多的戰利品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又說，說我們違抗軍令，看是什么軍令，你抗日的軍令我就執行，你投降的軍令我就不聽，你搞反共磨擦的軍令我就頂著干。

新四軍軍部重建后，陳毅任軍長、劉少奇任政委。劉少奇調赴延安后，饒漱石代理了劉少奇的職務，1943秋，饒漱石策劃了對陳毅的批判，羅列所謂陳毅“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政治委員制度”等十大罪狀，此即“黃花塘事件”。在這次事件中，宋裕和婉轉地策略地抵制了饒漱石的錯誤做法，在發言中指出：應從團結的愿望出發，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對問題要客觀公正，實事求是，什么問題就是什么問題，不能把平時工作中的一般性錯誤問題，無限上綱上線。

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宋裕和先任華東軍區后勤部司令員，后調任華東財政委員會副主任，參與領導了上海的資財接管。新中國成立后，宋裕和歷任食品工業部副部長、軍委總后勤部副部長、建筑工程部副部長、北京建工局局長等職。

1969年“珍珠島”事件后，中國和蘇聯關系惡化，為備戰需要、在京的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及一些老同志需要進行戰備疏散，宋裕和和王震被疏散到江西省撫州市。在撫州，宋裕和念念不忘為黨工作，常常給青少年、解放軍戰士講述他當年如何參加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等。1970年12月12日，宋裕和急性心臟病發作，限于當地的醫療條件、搶救無效去世。

介紹見下行文字

右起：1陳毅、2周子昆、3宋裕和、4粟裕、5李一氓、6葉挺、8袁國平、9朱克清

后及

如去曾見到有說法稱（如《炎黃春秋》2009年第7期《不可替代的總司令》，作者趙于平）：中將開國趙镕，1983年6月14日接受中央文獻研究室黨史工作者的訪問時說：“你們寫朱德同志的傳記，有一件事提醒你們，就是關于‘十六字訣’的問題。一般都認為‘十六字訣’是毛澤東同志提出來的，其實是朱德同志最早提出來的，他是在許多地方做過試驗的。最早起源于1913年，他在滇南個舊戡亂、剿匪。”

相關敘述中還說：井岡山時期的老將領和老戰士，也多有記述。例如楊至成、何長工、宋裕和、范樹德、龔楚等。他們曾經回憶說：“朱毛會師后，原來井岡山的同志們紛紛奔走相告，說‘這下好了，來了個會打仗的’，又說‘朱軍長有一個御敵的十六字訣’。”

在污名化主席歪風最猖獗時，曾有心懷叵測的人，利用這篇文章中的趙將軍說“十六字訣”不是主席原創的說法，企圖以此證明主席“貪天之功”。對于這個說法，實際上、除龔楚一人曾說朱老總是首創者外，其余四人均未見有相關說法，范樹德對此事的回憶現無法查到；宋裕和朱毛會師時、還在廣東，肯定無法與任何人“奔走相告”。

楊至誠上將在《艱苦轉戰毛主席在井岡山的片斷》中明確寫明：當時，敵我力量懸殊太大。敵人有全國性政權，有飛機大炮；我們一無所有，不能和敵人硬拚。因此，毛黨代表規定的作戰方針是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何長工的說法是這樣：關于“十六字訣”有爭論。有一個記者叫×××，現在是總政治部的，他在延安時期跟斯諾談話時說“十六字訣”是朱德同志創造的。我們學校（指軍事學院）有個顏永輝也同意這個意見。我說是朱德、毛澤東兩個隊伍創造的。南昌起義部隊是游擊戰爭，秋收起義部隊也是游擊戰爭，不是共同創造“十六字訣”嗎？其實在井岡山，是毛主席先提出來，這是有根據的。我們肖院長（指蕭克同志）記得。他在二十九團當連長的時候，那時候宛希先是營黨代表，二十九團就傳達過，是毛澤東提出來的。

事實上，《炎黃春秋》之文的說法也與常識不符：游擊戰是軍事實力較弱一方所采取的戰略，朱老總當年率滇軍剿匪時，難道是土匪的隊伍力量更強？……

對此，參加過秋收起義和三灣改編開國上將張宗遜明確指出：“十六字訣”是毛主席提出來的，這是肯定的……時間就是在永新困敵達二十五天之久的時候提出來的。

“永新困敵”發生在1928年7月間。1929年4月5日在毛先生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信》中，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在毛先生的這個提法前后，各工農武裝已有類似提法，如：洪湖地區“你來我飛，你去我歸，人多則跑，人少則搞”，萬安“堅壁清野，敵來我退，敵走我追，敵駐我擾，敵少我攻”，鄂豫邊區“集中作戰，分散游擊；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湘鄂贛邊區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晝伏夜出，化整為零”……

朱德后來在《南昌起義到井岡山》（一九六二年六月）說：“關于游擊戰術以至整個戰略問題，還是后來由毛主席系統完善地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