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540年,一個天氣悶熱的雨季。冼夫人帶領著俚人艦隊渡過瓊州海峽。她在那個時候大概沒有想到,這次航行將會改變整個南海的政治地圖。在那個時候海南島已經脫離中原王朝將近六百年,島上的各個峒主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務。在遙遠的建康城里,梁武帝正在為北朝的戰事忙碌得沒有辦法應付過來。如果不是這位嶺南女子堅持請求朝廷設置崖州,那么中國的版圖上或許就永遠不會有南海這把鑰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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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冼夫人最為厲害之處并非在于軍事上的征服,而是在于那種逐漸發揮作用的治理智慧。她收復海南之后,沒有去進行屯兵駐防的行動,相反卻推廣中原地區的農具,教導俚人修建水利設施,甚至連如何嫁接檳榔樹都親自進行教導。這種運用改善民生來替代行政手段的方式,比單純設立官府要有效得多。如同《隋書》中所記載的那樣,她在巡訪的時候親自身著鎧甲,騎著披著鎧甲的馬,撐著錦傘,但是身后跟隨的卻是裝載著稻種和織布機的商船。后來蘇軾被貶到儋州的時候,還看到當地的人依照冼太的方法種植水稻,這種影響力比任何駐軍都更加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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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翻閱《資治通鑒》的時候有一個細節情況。隋朝對冼夫人進行冊封,將其封為譙國夫人,并且特別允許她開設府署來設置官吏,就連海南島上的峒主的任免都要經過她的幕府來使用印信。這種運用俚人來治理俚人的間接管理方式,使得中央政權如同毛細血管一般滲透到南海諸島。在唐代設立南海郡王的時候,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修建冼夫人當年在崖州所建造的導航烽火臺。很多塔樓既作為航標存在,同時也是主權的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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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么來看的話,所謂的200萬海域歸屬權的根基,實際上是從冼夫人和馮寶的聯姻開始的。高涼太守迎娶了俚人首領之后,嶺南的豪族紛紛跟著效仿漢族和俚族之間的通婚,將軍事據點轉變成為文化共同體。當下在三亞崖城存在一個傳說:馮寶的官印摔缺了一個角,冼夫人用檳榔汁加上銀屑進行修補,還笑著說漢族和俚族共同鑄造的官印比鐵還要牢固。這樣具有象征意義的操作,比十萬大軍的鎮守更能夠凝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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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綢之路的護航是非常關鍵的。在冼夫人執政的時候,嶺南的商船當遇到海盜的時候就變成戰艦。去年西沙考古發現了南朝的陶罐,底款刻著“高涼冼記”,原來她把私人的商號建成了準軍事貿易網絡。民間力量和國家主權的互動,后來被鄭和船隊完全學習過去:在明朝初期的時候,寶船每到南海必定祭祀冼夫人,說是既航行的時候朝拜媽祖又敬重海冼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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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妨這樣去思考,如果沒有冼夫人,可能會引發連鎖反應。如同推倒多米諾骨牌的情形一樣。假如海南在南北朝時期完全獨立,那么唐宋或許就失去了經營南海的跳板,元朝水師想要控制曾母暗沙就會更加困難。日本學者小葉田淳說得簡潔:冼夫人所處的那個時期是海南島黎明的開端。要是黎明晚到一千年,等到歐洲殖民者東侵的時候,南海的格局恐怕真的會被改寫。就像葡萄牙人占據馬六甲的情況那樣,澳門的故事或許早在漢代珠崖郡的故地上就已經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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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永興島看到隋代譙國夫人碑拓片的時候,不能僅僅把它當作文物來進行欣賞。碑上很多斑駁的字跡背后,有著一場持續了十五個世紀的主權接力行為。從冼夫人安撫儋耳千峒,到宋朝設立南海巡司,再到現在三沙市的燈塔,這些實際上都是一脈相承的守護舉動。
回頭再來說,歷史的選擇往往就存在于某一個人的堅持過程當中。假如當年冼夫人和別的俚酋一樣滿足于割據,而不對梁武帝說海南不是處于化外之地的狀況,那么中國南海的地圖或許真的會比現在要單薄很多。如同她告誡子孫的“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聽起來很平常,但是卻比任何地緣戰略理論都更加貼近統治的本質。真正的疆域首先在于人心是不是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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