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 報道 | 專訪第17屆傅雷翻譯出版獎獲獎譯者：關注普通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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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傅雷翻譯出版獎獲獎者近日在北京揭曉。

當天，譯者黃葒憑借譯作《每個人》（讓-保羅·杜波瓦 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摘得文學類獎項，王甦憑借譯作《疲于做自己：抑郁癥與社會》（阿蘭·埃倫貝格 著，南京大學出版社）獲得社科類獎項，而新人獎則由趙天舒獲得，獲獎譯作是《人與神圣》（羅杰·卡約瓦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為紀念偉大的翻譯家傅雷先生，傅雷翻譯出版獎自2009年創立以來，堅持每年評選最佳法譯中圖書作品，以表彰法語譯者對中國文壇和知識界的影響。頒獎當天，法國駐華大使白玉堂在致辭中重申，即使在人工智能和新型翻譯技術迅猛發展的當下，譯者的工作依然不可或缺。“因為只有人工翻譯才能重現語言的豐富、細膩和精準。”他向在場的譯者們表示：“你們不僅僅是把詞語從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你們傳遞的是情感，是思想，是故事。”

頒獎結束之后，OK!與今年的獲獎者和入圍譯者聊了聊，偶然發現了一個微小的共感——這些譯者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更關注普通人的敘事。

《每個人》

讓普通人的生存困境被看見

三十年深耕法語文學翻譯，她將杜拉斯、波伏瓦等名家的作品帶到中國讀者面前，如今，又憑借《每個人》斬獲傅雷獎文學類獎項，法文譯者黃葒用精準而溫暖的文字，還原了一個普通人在命運漩渦中崩塌與重建的全過程，讓跨越國界的人生困境與希望產生深刻共鳴。

《每個人》是2019年法國龔古爾獎獲獎作品。在法國，這部作品早已風靡，獲獎之前便已售出10萬多冊，截止去年，法語版銷量已達70萬冊，版權銷往30個國家和地區。故而當世紀文景的編輯張晨邀請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黃葒翻譯這部法國作品時，她毫不猶豫就答應下來。

“法國當代文學經歷了新小說、荒誕派戲劇、自我虛構等浪潮，很多小說家的作品基本上已經脫離了情節甚至人物，先鋒性更強。而讓-保羅·杜波瓦更多地回歸了小說的傳統，他的小說故事性強，有清晰的人物塑造、跌宕起伏的情節和懸念，作品更大眾，可以打動更多讀者”，黃葒在采訪中說，“杜波瓦獲得龔古爾獎本身也說明，‘講好故事’這件事很重要。”

從左到右：特邀嘉賓李修文，法方特邀嘉賓蕾拉·斯利瑪尼，文學類獲獎者黃葒，傅雷獎常任評委吳佳霖。

與以往翻譯過的作品不同，《每個人》的整體風格很特別，這也是打動黃葒的一個原因。這部小說的敘事克制而不乏詩意，憂郁而又明亮，它將黑色幽默和殘酷現實完美結合，“讓-保羅·杜波瓦的作品有他一貫的調性，他的文風總是憂傷的，又不全然是絕望，會讓你看到生活的光亮。”《每個人》既揭示了現代社會的復雜、無情和荒誕，又始終用愛和希望賦予人生一抹亮色。這讓黃葒的翻譯過程也充滿挑戰，“我盡量做到‘還幽默以幽默，還詩意以詩意’。”除此之外，由于杜波瓦塑造的人物語言極具個性，黃葒還盡量“找到適合每個角色的語氣”，讓這個橫跨半個多世紀的故事，更好地被中國讀者理解。“從教堂到監獄，主人公保羅在命運的起伏中始終沒有放棄對美好的追尋。”她想把這種信念分享給更多人。

《每個人》的法語書名直譯是“并非每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棲居于世”，這其實是主人公保羅做牧師的父親說的一句話，黃葒說：“如果要譯得更像一句諺語，也可以譯為：‘人生在世，各有各的活法’，即‘不要用自己的活法去評判別人的生活方式’，在現代社會里，每個人都有隱痛，都有不為人知的苦衷，同樣也都有堅強和柔軟的一面。我想，每個人都能在這本書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產生共情。”

作為深耕法語文學翻譯三十年的譯者，黃葒深感杜拉斯、波伏瓦等文學名家的作品對自己的影響，“成為自己是一場偉大的歷險。”此次獲得第17屆傅雷翻譯出版獎的肯定，對她而言是一次溫暖的鼓舞，“是對我三十年熱愛與堅持的見證”。目前，她剛結束蘇菲·瑪索的《暗河》的翻譯，正在校稿法國女性出版社聯合創始人安托瓦內特·福克的《孕育》（《兩性：女性學論集》的續篇），接下來要翻譯的還有加繆的《第一個人》、紀德的《窄門》。黃葒希望通過文字傳遞書籍背后的情感力量，讓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都能在故事中找到共鳴，讓每個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生活的光亮”。

SPECIAL REPORT

OK!獨家對話

黃葒

法語譯者

譯者簡介

熱愛法國文學已逾三十載，黃葒是南京大學法語系教授，她譯有五十多部文學和社科作品，諸如瑪格麗特·杜拉斯、西蒙娜·德·波伏瓦、科萊特、安妮·埃爾諾等人的作品。她也著有多部學術專著，例如《一種文學生活》、《瑪格麗特·杜拉斯:寫作的暗房》以及《我們仍在談論杜拉斯》等。

OK！：是什么吸引了您翻譯《每個人》？翻譯之前，您對作者讓-保羅·杜波瓦有怎樣的了解？

黃葒：《每個人》譯自法國2019年龔古爾獎獲獎作品，法語原版書的書名很長，直譯是《并非每個人都以同樣的方式棲居于世》，中文書名用了更簡潔、更直擊人心的《每個人》。一開始是這本書的書名吸引了我，之后是那個動人的關于已逝幸福的懷舊故事。正如潘多拉魔盒的隱喻，讓-保羅·杜波瓦在冷靜而反諷地揭示世界的殘酷與荒誕之后，仍為我們保留了一縷希望與溫情的微光。翻譯這本書之前我就知道杜波瓦是當代知名作家，他的《一種法蘭西生活》2004年就獲得了費米娜文學獎，也知道他的作品多多少少都有一點自傳的痕跡（但并不能說他的書是自傳體的），比如杜波瓦1950年出生在法國圖盧茲，那也是小說《每個人》主人公保羅出生的地方。杜波瓦每部小說的主人公都叫保羅，和他本人的名字一樣，主人公的妻子也常常和他現實中的妻子一樣都來自加拿大。

OK！：您自己是怎么感受這個故事的？有沒有很喜歡的篇章或者段落？

黃葒：這是一個橫跨半個多世紀的關于出走、找尋、回歸的故事，主人公保羅的父親約翰內斯是從丹麥來法國的新教牧師，母親安娜則是從小在影院長大、受到實驗和藝術類影片熏陶、思想先鋒前衛的自由女性，兩個截然不同的人因愛走到了一起，又因思想觀念的新舊沖突最終分道揚鑣。1968年這股從世界各地吹來的狂風，“帶來的新事物和誘惑像亂舞的風沙侵蝕著我們的生活……教堂被掩埋了，我們畢生的義務就是挖掘，把沙子刨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繼續每個禮拜天聚在一起，在信仰中找回自己。”離婚后父親遠走加拿大，在塞特福德礦城重新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位置。但很快，1980年代礦區被過度開發，再次失去信仰的父親在賭博中沉淪。父親去世后，保羅去到蒙特利爾，一座讓人“感覺生活的顛沛和沖擊得到緩沖、不幸可以被包容、創傷可以被撫平的城市”，他在精英公寓找到了熱愛的工作，兢兢業業，深受大樓住戶的喜愛，之后他邂逅了駕駛水上飛機的薇諾娜，這個有著愛爾蘭和印第安血統的女子給了他一個幸福溫暖的家。但刻薄冷酷的新業委會主席塞奇威克的上任很快就讓一切失控：精英公寓分崩離析，人心渙散，工作上受到苛刻和不公正的待遇，薇諾娜飛機失事身亡，泳池事件成了壓垮保羅的最后一根稻草，沖動之下他對塞奇威克大打出手，被關進了監獄。監獄生活和回憶成為兩條彼此纏繞的敘事線，在和監獄室友帕特里克·霍頓的相處中，在父親、薇諾娜和小狗努克亡靈的陪伴和撫慰下，保羅重新感受到了愛和希望。故事結尾，從監獄出來的保羅以客人的身份住進精英公寓樓，走進曾經禁止他涉足的泳池，之后他又去了蒙特利爾大賭場。當所有心結解了，他抱著小狗努克的骨灰，回到了日德蘭半島最北端的斯卡恩，在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開始他的新生。有很多片段都很感人，甚至在監獄的灰暗生活中也有不少溫暖和令人捧腹的瞬間。

OK！：您平時在選擇翻譯作品時，有什么樣的標準？

黃葒：梁宗岱在《詩與真》中說一件藝術品應該是“想做”“能做”與“應做”之間一種深切的契合。這個標準放在譯者選擇翻譯作品時一樣適用，譯者在選擇時，不僅要考慮自己的喜好和情感共鳴（想譯），還要知己知彼（能譯），同時也要承擔起譯者的責任（應譯）。

OK！：您過往翻譯過諸如瑪格麗特·杜拉斯、西蒙娜·德·波伏瓦、科萊特、弗朗索瓦茲·薩岡、安妮·埃爾諾等人的作品，這些名家的作品和思想帶給您怎樣的人生影響？

黃葒：這些作家和作品對我人生最大的影響或許就是：選擇是一種自由，同樣也是一種責任，“成為自己”是一場偉大的歷險。

OK！：除了翻譯工作之外，您生活中還有什么愛好？

黃葒：《閑來翻書》和《一種文學生活》應該就是我日常生活的寫照。

OK！：翻譯工作帶給您的成就感是怎樣的？您的人生格言是什么？

黃葒：我的微信簽名：“無事花草，閑來翻書。”另外我也很喜歡伏爾泰的《老實人》中的一句“Il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傅雷先生的譯文是“種我們的園子要緊。”作為雙重的園丁（既熱愛教書育人，又喜歡栽花種草），我也很喜歡“cultiver”一詞的雙重含義，既是土地的耕耘，也是精神的耕耘。

《疲于做自己：抑郁癥與社會》

撕開抑郁癥的社會根源

當抑郁癥成為日益普遍的社會議題，多數人仍停留在個人層面尋找答案。而社會學家王甦翻譯的《疲于做自己：抑郁癥與社會》，則讓讀者看到疾病背后的社會根源。憑借這部作品斬獲傅雷獎社科類獎項，王甦用嚴謹而流暢的翻譯，為國內讀者對抑郁癥的認知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維度。

最初，王甦關注到《疲于做自己：抑郁癥與社會》，是應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甘歡歡的邀約，她為此特意去書店尋找并仔細閱讀，令她驚喜的是，這本書的視角很特別，國內現有關于抑郁癥的著作基本都是心理學視角，而這本書則是從社會學視角展開，作者阿蘭·埃倫貝格追溯了抑郁癥成為“病癥”的過程，揭示了個人化社會在賦予自由的同時，讓個人付出的沉重代價。于是，幾乎沒有猶豫，王甦決定立刻投入這本書的翻譯工作。

“這本書最吸引我的核心價值是作者的人文主義視角，”王甦說，“這些對社會的深度理解讓我們不僅僅停留在對一個疾病的認識上，而是有了縱觀整個社會變遷對人的狀態的反思。從哲學上說，這涉及到討論自由的邊界和什么是‘個人’。”

從左到右：傅雷獎常任評委端木美，特邀嘉賓汪民安，社科類獲獎者王甦，法國駐華大使白玉堂。

王甦的身邊陸陸續續出現一些親友陷入抑郁的狀態，這讓她對疾病有了更深的體悟。“如果把得病的理由僅僅局限在個人心態、原生家庭、人生際遇等個人原因上去理解，會讓我們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境地。我們會對抑郁癥產生誤解，認為是個人不夠堅強，不夠幸運等等。然而事實上，抑郁癥的出現和發展具有非常深的社會原因，個人并不能真正對自己得病與否負責。在治療疾病這方面依然把責任推給個人和家庭，這是不公正的做法，甚至會對病人及其家屬造成二次傷害。”她希望通過翻譯讓更多人意識到，抑郁癥的流行與績效主義、人被工具化等社會現實直接相關，“社會應該承擔主要責任，而不是將壓力全部推給個人”。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成為她攻克翻譯難點的動力。

“社科類作品的翻譯不僅是語言轉換，更是思想的傳遞，”王甦說，“《疲于做自己：抑郁癥與社會》的出版，讓更多人以更全面的視角看待抑郁癥，也能推動中國社會對精神疾患的關注與反思，這正是我的翻譯工作的價值所在。”

SPECIAL REPORT

OK!獨家對話

王甦

自由譯者

譯者簡介

王甦，社會學家、自由譯者、巴黎十大社會學博士、法國國家人口院博士后和研究助理。2015年開始鉆研社科書籍的翻譯，她參與已出版的法譯中著作有《雷蒙·阿隆回憶錄(增訂本)》、《民族國家間的和平與戰爭》(雷蒙·阿隆)、《一個偶像的黃昏》(米歇爾·翁福雷)等。她已出版的中譯法作品有《電話之旅》(韓松)等。

OK！：書中關于抑郁癥的論述是基于法國社會背景展開的，翻譯時您如何理解中法社會對抑郁癥認知的差異？

王甦：法國對抑郁癥的認識已經比較多元。由于福柯的《瘋癲與文明》《臨床醫學的誕生》《性史》等這類書籍的廣泛傳播，法國經歷了對疾病概念，尤其是精神疾病的社會學和哲學反思。一些過去被認為是疾病的社會現象被去病理化（如同性戀和跨性別等）。抑郁癥這樣的疾病概念則經歷了知識考古學般的追溯和分析，超越了精神病學的領域。這些思考讓法國對抑郁癥的認知不僅僅停留在精神病學和心理學層面，也超越了個人生活層面，進入到對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的思考里。這點正是目前中國對抑郁癥的認知里缺乏的要素。國內對抑郁癥的認識目前還是非常單一的，首先是心理學的觀點幾乎壟斷了思考，測量和量化的思維也處處可見。我認為，中國心理學和精神病學在診療上更加靠近美式實用主義。實用主義固然在解決問題方面能讓人避免過多的理論糾纏，但過于強調實用和效率也存在明顯的缺陷：它容易導致人們缺乏對精神病學形而上的探究和整體思考，讓人僅僅滿足于心理和藥物技術的純粹運用。在中國抑郁癥的公共話語領域，這一問題早已明確突顯。這幾年，中國從歐美引入了大量的心理支持技術，目的都是讓個人學會激發潛力和內在精神力，來戰勝現實的困難。抑郁癥被分解為各種癥狀，然后被所謂對癥的藥物和自我心理技術治療，這是目前中國對待抑郁癥的主流處理辦法。個人需要去就醫（不然就是家人需要送個人去就醫），個人需要重新燃起斗志，戰勝抑郁癥，個人要有信心，走出陰霾。這些口號和建議充斥了抑郁癥的話語，它們解決抑郁癥的辦法依然是強調個人的能動性。如果埃倫貝格對抑郁癥的分析是中肯的，那么，這樣的話語和療法或許反倒會加重創造了抑郁癥的社會氛圍，在治療領域繼續強化主宰者個人的能力。然而，如果抑郁癥是流行癥，僅僅靠自救顯然是不夠的。

OK！：哪一部分內容讓您最有共鳴？

王甦：我非常喜歡下面這段話，它比較好地概括了這本書的思想。“抑郁的向內爆發和成癮的向外爆發相對應，抑郁癥患者的匱乏感和癮君子向外尋找感覺相對應。抑郁癥，這個疾病的交叉點，被我用作了轉向的十字路口，為的是描繪現代主體性的這種轉變，現在的人們不得不承擔把自己照顧好的繁重任務。現在，選擇才是常態和規范，不穩定性是它的代價。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疾病才構成了當代內在世界的陰暗面。主宰者個人的公式是：精神自由和個人能動性，身份不安全感和行動無能。”

OK！：傅雷獎的肯定對您而言意味著什么？

王甦：傅雷獎是對我迄今為止翻譯工作的莫大肯定，我很感謝這個獎的存在讓像我這樣的默默耕耘者被看見。筆譯的報酬十分微博，有時候幾年都不一定能拿到報酬，因此堅守在這個行業且不斷磨礪自己功底的每一位翻譯，在我看來，都是無名英雄。希望未來有更多譯者能夠受惠于這個獎項，受到鼓勵。

OK！：當下抑郁癥話題越來越受關注，您希望這部譯作能對不同讀者群體帶來怎樣的影響？

王甦：一本著作的影響永遠無法估量，因為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它能在不同人那里激發出怎樣的思考。我最希望的是患者及其家屬能夠經由這本書改變僅僅從個人角度看待抑郁癥的傳統做法，減少對患者和自身的二次傷害。如果抑郁癥是精神自由和個人能動性至上的社會帶給個人的沖擊和代價，那就無需將其僅僅怪罪到某個具體個體的脆弱或不堅強上。同理，我希望能夠經由這本書減輕抑郁癥在社會大眾和輿論中的污名化。如果抑郁癥是我們共同建造的這類社會的流行病，那么我們都對它的流行負有責任。當我們去宣揚績效主義、等級觀念以及個人應該全盤承擔自己的命運（似乎真的存在一個在真空中的全能個人似的）時，我們也參與了對抑郁癥的制造和傳播。這一次是陌生人倒下，下一次可能就是我們的親人，甚至我們自己。我希望以此書喚起不同領域的學者、不同職業的普通人，去以更全面和人文主義的視角看待抑郁癥及其它精神疾患。

OK！：接下來還想做哪些翻譯嘗試？

王甦：我的翻譯工作一直與我的社會理想掛鉤，因此我會繼續深耕抑郁癥方面的書籍。不僅如此，我對一切反思當代社會的書籍和從歷史中借鑒想法的書籍都會偏重。

OK！：除了翻譯工作之外，您生活中還有什么愛好？

王甦：我生活的愛好都屬于文化類的，因為喜歡歷史，所以我除了社會學研究之外，最喜歡的還是去博物館看展覽和名勝古跡，深挖歷史。其次是音樂和游戲，在閑暇時候我彈琴和玩電腦游戲和桌游比較多。

《合成的心》

一場與女性困境的溫柔共鳴

“翻譯這本書時，我總在腦海中勾勒阿代拉伊德的樣子——一個 46 歲的單身女人，站在巴黎的酒吧里，努力讓自己進入男性的視線，卻發現自己早已成了透明人。”電話那頭，譯者吳燕南的聲音柔和而慢調，由她翻譯的法國作家克洛埃·德洛姆的作品《合成的心》入圍了今年第17屆傅雷翻譯出版獎，這本書以黑色喜劇的筆觸，撕開了中年女性的情感困境與自我覺醒之路。

吳燕南與《合成的心》的相遇，始于疫情期間的一場特殊讀書會。“當時大家都不能出門，我和幾個法國女性朋友組建了線上讀書會，后來不知不覺就聚焦到女性主義主題和女作家作品上，這本書就是我們當時共讀的書目。”她回憶道，那時候這本書剛出版不久，還未斬獲美第奇文學獎，卻已在她們的讀書小組中引發了強烈共鳴。

“沒有誰是瘋狂熱愛，但每個人都能在書中看到自己或身邊人的影子。”吳燕南說，這種“小中見大”的特質，讓她第一眼就萌生了翻譯的念頭。彼時她正在巴黎第三大學攻讀法國文學博士，同時兼顧文學翻譯工作，法國對文化工作者的支持，讓她得以在阿爾勒的文學駐地中心與世界各地的譯者交流，也讓她有機會近距離接觸當代法國文學的脈搏。

《合成的心》作者克洛埃·德洛姆是法國文學界知名且特別的作者，她出生于1973年，10歲時經歷家庭慘劇后形成獨特創作內核，把自己融入小說、寫詩、唱歌，圍繞自身經歷進行創作，至今已出版三十余部小說、實驗文本等作品。讓吳燕南印象深刻的是，在決定翻譯這本書之前，她曾有緣見過作者本人。“之前我和同學一起編撰關于‘年老’的青年學者雜志，曾邀請她來做訪談。”她回憶起克洛埃·德洛姆，“她非常直接，不會用漂亮話掩飾事實，拒絕用消費主義話語美化年老這件事。”此外，克洛埃·德洛姆的女性主義主張也讓她深受啟發：“她說，成為女性主義者，不是靠口號或符號，而是真正接納自己，正視現實。”

幸運的是，翻譯版權的洽談很順利。“我翻譯了一小段發給國內群島圖書的彭倫老師，他一直關注當代外語文學，覺得這本書很有意思，后來順利拿下了中文版權。”吳燕南坦言，最初她也不確定國內讀者是否會對中年女性的情感故事感興趣，“但編輯的信任給了我勇氣，事實證明，好的故事總能跨越文化與年齡的隔閡。”

2025傅雷獎入圍譯作

翻譯《合成的心》的過程，對吳燕南而言是“充滿幸福感”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沒有挑戰。“克洛埃·德洛姆的語言太特別了，流暢又緊湊，幾乎沒有廢話，信息密度極高，還夾雜著大量法式俗語。”她解釋道，單純理解俗語的意思并不難，難的是把握其中的情感濃度。而最讓吳燕南觸動的，是書中對女性處境的真實刻畫。“第二章寫阿代拉伊德在酒吧里，男人的目光越過她、穿透她，那種‘透明人’的感覺太真實了。”她感慨道，這種被忽視的困境，是很多女性遲早要面對的課題，“如果早知道這個時刻會到來，或許我們能更坦然地接受，把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吳燕南坦言，最初自己也并不完全能共情書中這位46歲的女主角，包括她查看到豆瓣上的評論，很多讀者也不理解“為什么一個女性到了46歲的時候，還在糾結男人愛不愛她這種問題？”

“我想可能是國情不同，法國女性對愛情的渴望期好像更長，50 多歲依然會憧憬愛情，這和中國女性的狀態不太一樣。”吳燕南說。深入翻譯后她發現，隱藏在情感訴求背后的，其實是共通的自我價值迷茫。

“阿代拉伊德既想找經濟條件好的伴侶改善住房，又希望對方有進步的政治觀念，她不是純粹的戀愛腦，也不是完全的物質主義，這種兩難處境太真實了。”吳燕南說，這種“小小的失敗者”形象，在法國文學中并不常見 ——“以前我從法國女作家筆下所了解到的女性形象要么是被傷害的，要么是瘋狂的，要么是完美的，而阿代拉伊德什么都有一點，又什么都不夠，這種普通又真實的狀態，恰恰是很多人的寫照。”

翻譯完《合成的心》之后，吳燕南覺得自己的愛情觀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以前還會在意異性的好感，現在這種話題已經從我的人生中剔除了。”她笑著說，這本書更像一場“洗禮”，讓她變得更自由，“阿代拉伊德希望自己有一顆合成的心，不會受傷，但其實真正的堅強，是接納自己的脆弱，專注自身的成長。”

SPECIAL REPORT

OK!獨家對話

吳燕南

法語譯者

譯者簡介

吳燕南，法國巴黎三大法語文學博士，2020年開始以文學翻譯為愛好。她翻譯過的作家有雷蒙·格諾、于勒·蘇佩爾維爾、喬治?普萊。她也與法國譯者共同將金宇澄的《洗牌年代》譯為法語。她曾獲得多個法國文學譯者駐地項目的資助，她也希望能在未來將法國的當代“小眾”作家們介紹給中國的讀者。

OK！：《合成的心》講述了一個46歲的法國女性在愛情方面的煩惱，在您看來，這一點在中國女性身上是否有共通性呢？

吳燕南：法國女性對愛情的需求期或渴望期好像確實比中國女性要長很多，她們到50多歲還會去談論和憧憬愛情（中國女性在這個時期大部分人已經不會了，我們似乎更“務實”一些），但作者克洛埃·德洛姆對這一點是無情嘲諷的，她把這件事情無情地解構掉，很殘酷地指出，哪怕是法國當代社會，父權制的影響也是非常顯著的，這種影響投射到愛情領域，就會體現為，一個可能45歲左右的女性還會渴望愛情，還會渴望有一個各方面條件都不錯的的男性來愛她，但是在男性的眼中，45歲左右的女人是不存在的，已經是一個“死去”的女人，是一個沒有任何性意味的女人了。

OK！：在翻譯之前，您自己讀《合成的心》有怎樣的感受？

吳燕南：我自己讀的時候，我也會覺得這本書它有治愈感。一開始讀阿代拉伊德的故事會覺得有點可笑，我的一個好朋友也說，作者對阿代拉伊德沒有“從頭到尾的殘忍”，一開始雖然會感到很可笑，但是你慢慢讀進了她的故事之中，理解了她的人生，你就會理解她為什么會這樣，因為作者給她塑造了孤單的世界，她在很小的時候就父母雙亡，在這個世界上再沒有任何親人，所以我們讀著讀著就會慢慢理解，她為什么那么執意地要去找一個人生伴侶。

OK！：您是怎么理解《合成的心》這個名字的？

吳燕南：我覺得這個名字有點奇怪，但是它是出自于書中的一段，“阿代拉伊德多么希望自己的心不是血和肉構成的，而是塑料纖維構成的，這樣的話她就不會受傷。”她應該是希望自己是那種無情的人。

OK！：今年獲知自己入圍了傅雷翻譯獎有怎樣的感受？

吳燕南：當時是法國大使館給我發來的郵件，因為有時差，我是醒來才看到的，當天還是該做什么工作就做什么。這不是我第一次入圍，其實每次都挺意外的。我感覺每一次入圍的所有作品都很厲害，對評委來說要評出一個獎項是一個挑戰。國內的翻譯老師們也都很厲害，因為在國內做翻譯其實是完全沒有辦法養活自己的，這些老師們在很低的報酬情況下，仍然做出了非常優秀的翻譯，真的挺了不起的。

OK！：接下來還需要翻譯什么樣的作品？

吳燕南：克洛埃·德洛姆今年出了《合成的心》的番外篇，主角變成了阿代拉伊德的一個朋友，朋友的故事，講述了她在一段愛情里是怎么慢慢失去自我，變成被男性伴侶操控的這樣一個故事。我覺得也很有意思，也想推薦給編輯。

OK！：除了翻譯工作之外，您生活中還有什么愛好？

吳燕南：我一直會去攀巖，筋疲力盡運動之后就比較容易進入睡眠。然后因為我住的地方離海比較近，去年夏天開始，我還會去上一下沖浪課，讓體力和腦力勞動稍微平均一下。

采訪/撰文/新媒體 畢小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