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晉川：經濟學家與經濟理論研究

史晉川資料圖。本文來源：《學術月刊》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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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與經濟理論研究

史晉川

浙江大學資深文科教授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大規模的經濟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經濟學在國內迅速地發展成為一門社會科學領域中的“顯學”，經濟學家也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社會經濟生活中，經濟學家大致上可以劃分成三種類型：一是在大學和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從事經濟理論研究的學院經濟學家；二是在政府部門、國際經濟組織和半官方經濟組織從事社會經濟政策研究的政府經濟學家；三是在公司（企業）和有關咨詢及中介機構從事經營活動咨詢研究的公司經濟學家。這三類經濟學家的研究領域在實際的研究活動中的角色并非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時常相互“客串”和交叉的。但是，在社會科學研究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各種類型的經濟學家大多分屬研究分工比較明確的經濟學家群體，本文所論及的經濟學家主要指的是屬于第一種類型的學院經濟學家，著重闡述學院經濟學在經濟理論研究中扮演的角色。

學院經濟學家除了在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通過授課和指導學生傳授經濟學的理論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外，從科學研究的視角來看，其主要的工作是從事經濟理論的研究。仔細一點的觀察可以發現，經濟理論的研究又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部分，一是以學術問題為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二是以現實經濟問題為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三是以跨學科問題為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

一、學術問題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

以學術問題為導向的經濟學理論研究，通常被視作為經濟學純理論研究，她是人類從事科學研究的“智力鍛煉”傳統的一部分。經濟學純理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對經濟學理論本身的日臻完善，是有關經濟理論內在邏輯結構與理論體系“美”的探索。

經濟學純理論研究的一個非常顯著的基本特征是，研究的經濟學基本命題保持不變，但在不斷深入的研究過程中，對經濟學基本命題論證的方法更為科學，邏輯更為嚴密，理論體系更為完美。

眾所周知，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有關市場協調社會經濟活動的一個最著名的命題，即“看不見的手”。亞當·斯密說，人們在從事經濟活動時，追求的僅是個人的利益，“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由于他管理產業的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是他能比在真正處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理論演進過程中，眾多的經濟學家圍繞“看不見的手”這一基本命題進行了大量深入仔細的研究，留下的經濟學文獻可以毫不夸張地形容為“汗牛充棟”。斯密百年后法國經濟學家萊昂·瓦爾拉斯寫出了《純粹經濟學要義》一書構建了一個以數學的聯立方程組為特色的一般均衡理論，用來論證“看不見的手”——市場機制在社會經濟活動的資源配置過程中的作用。在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中，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相互作用，產生了一組商品（勞務）和生產要素的價格，市場在這組價格的支配作用下，廠商為了獲得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和居民為獲得效用最大化的行為，最終將導致市場總需求等于總供給的結果。熊彼特將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論譽為一部精確的經濟學“大憲章”。

瓦爾拉斯以后，帕累托、沃爾德、希克斯、馮·諾意曼、麥肯齊和阿萊斯等人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進一步論證完善了一般均衡理論，直到20世紀50—60年代，阿羅—德布魯等人運用拓撲學及“不動點原理”等更為高深的數學分析工具，進一步嚴密地論證了在一組嚴格假定條件下，一般均衡模型中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穩定性問題，使得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理論成為一座邏輯嚴密和體系完美的經濟學理論大廈。丹尼爾·貝爾曾指出：“由阿羅、德布魯和庫普曼等人所完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是一個有規律運動的天體結構，在該結構中，完全競爭和資源的最優配置作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發揮著作用。”

與對“看不見的手”的研究和一般均衡理論體系的建立有所不同，新興古典經濟學及超邊際分析經濟理論體系的創立，是對亞當·斯密勞動分工和專業化這一基本命題的重新發掘和相應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建。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用大量的文字闡述了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提出了“分工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和“分工水平由市場規模決定”等著名的命題。新古典經濟學成為西方經濟理論的主流后，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個被經濟學家遺忘的領域。盡管阿倫·揚格在1928年發表了《遞增報酬與經濟進步》這篇論文，進一步深入研究了勞動分工與報酬遞增、市場規模和供求關系問題，提出了著名的“揚格定理”，但是，新古典經濟學仍舊對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問題興趣缺缺。20世紀80—90年代，楊小凱通過運用超邊際分析方法，將專業化經濟勞動分工和經濟組織重新引入到經濟學的核心部位，內生化了個人選擇專業化水平的決策，在此基礎上研究了市場和價格制度決定社會分工水平的機制，對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和國際經濟的許多問題均給出了新的解釋，從而初步建立起了一個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

以學術問題為導向的經濟學純理論研究另一個非常顯著的基本特征，就是對經濟學基本分析工具的創新、改進與完善。在這一研究領域中，博弈論的創立與發展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新古典經濟學是通過研究理性人（經濟人）的選擇行為來研究社會經濟活動的資源配置問題的。無論是居民還是廠商，構成這些經濟主體選擇的約束條件往往是收入、成本、價格等一組非人格化的經濟變量。例如，居民根據個人效用函數的選擇只受收入和價格的約束。因此，在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中，某個經濟主體的選擇行為似乎不會直接受到另一經濟主體行為的影響。博弈論的產生，使得經濟學家可以借助這一新的分析工具，開始將經濟主體選擇行為的相互影響納入經濟理論研究的視野。

從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作為一種運用領域日益廣泛的經濟分析工具，博弈論經歷了從初創到改進和完善的歷程。從50年代初期的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及納什均衡，到60年代中期的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及子博弈精練納什均衡，再到60年代后期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及貝葉斯納什均衡，直到70年代至80年代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及精練貝葉斯納什均衡。納什、澤爾騰、海薩尼、克瑞普斯、威爾森、福登博格和梯若爾等人不斷地推動著博弈論研究的深入和改善。同時，博弈論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地位日顯突出，其運用領域從最初的產業組織研究，不斷地向產業與勞動關系、企業定價、信貸與保險、國際貿易、公共財政、貨幣政策等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領域迅速擴張，極大地增強了經濟理論的解釋能力。

博弈論研究之外，在微觀計量經濟學研究領域，詹姆斯·赫克曼有關樣本選擇的選擇性偏差理論及二階段估計研究方法的創立與丹尼爾·麥克法登有關離散選擇行為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的創新；在實驗經濟學研究領域，佛農·史密斯等人在將市場實驗引入微觀經濟分析的經濟學實驗方法的創建；在金融計量經濟學研究領域羅伯特·恩格爾所創立的ARCH（自回歸條件異方差）模型和克萊夫·格蘭杰所創立的協整模型，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經濟理論研究中基本分析工具的創新。經濟學分析工具的創新，極大地增強了經濟學理論研究中的邏輯力量。正如約翰·麥克米倫所指出的，“在經濟學的研究中，技術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經由嚴格的模型化，人們才可能真正地了解一個新的思想觀點的正確與否”。

學術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最大的歷史功績在于推進經濟理論研究的科學化進程，增強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科學性。盡管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包括經濟學研究領域，對于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及科學性問題，包括經濟理論研究的數學化和形式化，一直存在著巨大的觀點分歧。但是，仍有相當數量的經濟學家認為，米爾頓·弗里德曼教授關于經濟學學科的性質和經濟學科實證研究方法的基本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代表了經濟學的學科發展方向。從本質上看，盡管經濟學科身處與自然科學不同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但是經濟學科與自然科學中諸多學科相同的一個方面是，它們所努力探究的都是以不同變量形式表現出來的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和作用機制或變化規則，目的都是作出符合事物本身運動或發展規律的正確預測。

二、現實經濟問題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

以現實經濟問題為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主要是針對有關社會經濟運行及經濟生活中所產生的新問題或新近發現的原本被忽視的問題而展開的經濟理論研究。現實經濟問題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主要的不只是僅僅運用現存的經濟理論來解釋經濟問題，更重要是當現存的經濟理論受到新的經濟問題的挑戰，無法運用傳統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框架來對新的經濟問題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時，經濟學家通過修正、改進和完善原有的經濟理論，或者通過創建新的經濟理論，提出新的經濟分析框架，來對經濟問題作出新的理論解釋。所以，盡管這一類經濟理論研究是以現實經濟問題為導向的，但在本質上她與以學術問題導向的純經濟理論研究有著共同的性質，都屬于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研究。當然，從經濟理論研究的目的性和功用性來看，以現實經濟問題為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往往直接地成為制定解決社會問題的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

以宏觀經濟研究為例，宏觀經濟學理論自身的建立和發展及其完善，就是非常典型的以現實經濟問題為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的結果。

眾所周知，根據“薩伊定律”和馬歇爾、瓦爾拉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市場具有自動調節的功能，以持續的社會經濟的總供給和總需求失衡為特征的經濟危機是不可能出現的。但是，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大危機，使得新古典經濟理論處于一種極為尷尬的境地。瓊·羅賓遜夫人稱之為經濟學的“第一次危機”。面臨大蕭條的困境，凱恩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市場理論、資本市場理論和貨幣市場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建立了有效需求理論來解釋失業和經濟危機。根據凱恩斯的理論，有效需求可以分為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會導致消費需求不足，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流動性偏好及相應的流動性陷阱會導致投資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的不足則會導致失業的產生及經濟危機的爆發。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不僅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也為西方國家戰后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宏觀經濟調控提供了理論依據。在美國《華爾街日報》近期對十幾位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的訪談中，當問到“誰是二十世紀最杰出的經濟學家”這一問題時，大部分經濟學家都提到了凱恩斯。其中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認為，凱恩斯的理論使得經濟學家認識到失業問題的持續性及非充分就業經濟均衡的存在；他建立了新的經濟理論，促進了經濟學的發展，是經濟學研究的重大突破，對經濟運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現代經濟學中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現實經濟問題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例如，新古典綜合學派的保羅·薩繆爾森等人針對宏觀經濟運行中出現的通貨膨脹和失業并存的經濟現象，利用“菲利普斯曲線”來解釋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的交替關系，并據此提出相應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貨幣主義學派的米爾頓·弗里德曼和愛德華·費爾普斯等人則根據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新的特征，進一步論證了短期菲利普斯、長期菲利普斯曲線、附加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以進一步解釋在不同的宏觀經濟運行背景下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兩者間呈現的各種復雜的關系。對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的進一步深入研究，最終導致了宏觀經濟學領域中以盧卡斯和薩金特為代表的“理性預期理論”的誕生，一方面加強和擴充了宏觀經濟理論的微觀基礎，另一方面極大地影響了宏觀經濟政策的導向。事實上，2004年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有關宏觀經濟政策運用中的“時間一致性難題”（動態不一致問題），也同樣是這一研究領域中以現實經濟問題為導向的經濟學理論研究的突破。

此外，在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過程中，奧肯和托賓等人針對國民收入增長與就業問題所提出的 “奧肯定律”及“新經濟學”，蒙代爾等人針對開放經濟體系中的國際收支與匯率變動問題所提出的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也都屬于以現實經濟問題為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同樣地，在發展經濟學研究領域，劉易斯、舒爾茨、米爾達爾等人的經濟理論大都也可以歸入為以現實經濟問題為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

經濟學界有關現實經濟問題導向的經濟學研究是否屬于經濟學理論研究的認識事實上是存在分歧的。有的經濟學家甚至認為只有做“形而上”的純經濟理論研究才是真正的學術研究，而關注“形而下”的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是“三流經濟學家”的作品，不能認為是理論研究，甚至不屬于做學問。這其實是一種帶有偏見和容易誤導人的觀點。實際上，以現實經濟問題為導向的經濟學研究所產生的研究成果大致也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發展出新的經濟理論和（或）經濟分析工具的研究；第二種是運用了現有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分析工具解釋了新的經濟問題或更好地解釋了原有的經濟問題的研究；第三種是運用了現有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分析工具分析了所要解決的經濟問題和提出了解決問題的經濟政策的研究。后兩種類型的經濟學研究從經濟學理論研究的視角來看，其主要作用是擴展了經濟理論對于經濟問題的解釋能力，所以也不能完全簡單地將它們從整體上排斥出經濟理論研究的范圍。至于以現實問題為導向的這一種類型的經濟學研究，盡管其切入點是“形而下”的現實經濟問題，但是研究成果卻表現為是“形而上”的原創性的經濟理論，因此，無疑地應該被視作為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倘若不帶偏見地觀察西方經濟學界以經濟理論研究為宗旨的頂級經濟學期刊，就可以發現相當大的比例的研究文獻也都是從“形而下”的現實經濟問題角度切入的理論研究，甚至其中的大部分研究文獻事實上在現階段看來也都只能歸屬于上述第二種類型的經濟學研究。在此，應該強調和認識清楚的一個問題是，經濟理論的研究和經濟理論的創新與“形而下”的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甚至是“本土化”的“形而下”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并非是完全不能相容的。經濟學研究的類型和性質并不僅僅完全是由研究的問題所決定的，更重要的是取決于經濟學研究的成果。

三、跨學科問題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

以跨學科問題為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嚴格地說來不是一種純粹的或者原本狹義的和傳統的學科意義上的經濟學研究，而是一種以經濟學為主的社會科學領域內不同學科相互交叉的經濟理論研究。以跨學科問題為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應該具備三個基本的特征：一是所研究的問題已經跨出了通常人們所認識的傳統學科意義上的經濟學領域，跨入到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教育學等其他社會科學領域；二是研究跨學科問題所憑借的基本理論和研究工具仍然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經濟學的分析工具；三是經濟學家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研究跨學科問題的過程中，導致了經濟理論的創新或（和）新興交叉學科產生，至少是在研究中得到了較原有學科對同一問題研究更有解釋的研究結論。

從跨學科問題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的發展歷程來看，符合上述跨學科問題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可以列出一長串的名單：貝克爾等人對社會的婚姻、家庭等人類行為的研究和對勞動就業市場中性別和膚色的歧視問題研究，把經濟學研究擴張到了社會學領域，導致了科爾曼等人對社會學基礎理論的重建；舒爾茨和貝克爾等人對于教育和人力資本問題的研究，將經濟學研究擴張到教育學領域，產生了人力資本理論；科斯、貝克爾和波斯納等人關于財產、合同、侵權行為和犯罪行為及法律效率問題的研究，將經濟學研究擴張到法學領域，創立了法和經濟學；諾斯、福戈爾和格雷夫等人對于經濟史問題的研究，將經濟學研究擴張到歷史學領域，產生了新經濟史學；布坎南和塔洛克等人對于公共選擇問題的研究，將經濟學研究擴張到了政治學領域，建立了公共選擇理論；阿馬蒂亞·森和黃有光等人則研究了社會價值和社會選擇及自由問題，將經濟學研究推向了道德哲學及倫理學的研究領域。這些研究都極大地拓展了經濟學的研究領域。

在跨學科問題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中，法和經濟學是其中發展得比較成功的一門經濟學和法學學科交叉研究的新興學科。從法和經濟學的學科性質來看，法和經濟學已經比較明確地定位為用經濟學研究法律問題的學科，具體地說，它運用經濟學的理論和分析方法研究社會的法律制度、法律關系和法律規則的效率；從法和經濟學的學科研究范圍來看，它的研究基本上覆蓋了包括財產、合同和侵權等法律問題在內的立法和司法實踐活動；從法和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看，它是以經濟學的個人理性及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作為其研究方法基礎的，同時以經濟學的效率作為核心衡量標準，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為基本分析工具，來研究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法律的運作 和法律的制度對經濟和社會影響。在法和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中，“諸如最大化、均衡和效率之類的經濟概念是解釋社會，尤其是解釋理性的人們對法律規則的反應行為的基本范疇”。法和經濟學的發展，不僅極大地影響了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加深了人們對法律制度的認識，同時，法和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對憲法、民法、刑法等主要的法律領域都已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近年來，法和經濟學的研究又進一步擴展到金融部門，形成了法和金融這一新的研究領域。

熊秉元教授在解釋經濟學在向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擴展過程中為何在法學領域“綻放出最鮮美的花朵”這一問題時，閱讀了大量有關回顧法和經濟學學科發展的綜述性研究文獻，發現眾多經濟學家的共同答案是，因為經濟學的研究有“一套強有力的行為理論”。熊秉元教授進一步解釋經濟學理論及分析方法在法學領域的成功運動，是由于經濟學的研究和法學的研究具有某些共同點：一是兩者研究的問題大都是“兩人間一對一的關系”；二是兩者所研究的人際關系大都是易于明確定義的“利益關系”；三是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定和法學中的“正常人原則”，兩者從研究的“基準點”來看，具有相當的一致。相比之下，在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等社會科學領域，所研究的問題大量涉及的是不同于個體行為的“中層問題”，因而造成了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運用的局限性。

盡管在跨學科問題導向的經濟理論研究演化的過程中，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對經濟學跨學科交叉研究這一“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存在著相當分歧的觀點。但是，經濟學的研究從傳統學科意義上的經濟問題向非經濟問題的擴張過程，實際上展現了經濟學科的基本假定前提、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在整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巨大的潛力和可能的廣泛影響力。經濟學研究的“帝國主義傾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一種以經濟學為基礎來構建人類行為科學研究框架的努力，是經濟學家利用經濟學科的擴展來帶動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研究的值得稱道的嘗試，對推動社會科學的跨學科交叉研究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學院經濟學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從事經濟理論研究。作為學院經濟學家，無論從何種類型的經濟理論研究，其擔負的主要使命就是經濟理論的創新、經濟分析工具的創新和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拓展。學院經濟學家的研究要具備追求真理的勇氣、勤奮刻苦的毅力和忍耐寂寞的定力，缺乏科學研究探索的執著精神，是不可能真正地在經濟科學理論大廈的建設過程中添磚加瓦的。英國劍橋大學著名的諾貝爾獎搖籃——卡文迪什實驗室的門上置放著一塊銅牌，上書“圣工宏偉，樂之者察之”。真正從事經濟理論研究的經濟學家應該是經濟科學研究領域的“樂之者”，應該本著“求道”的宗旨來從事經濟理論研究，而不是借著學術研究作為敲門磚謀求虛名和蠅頭小利。

作為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經濟學家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分工群體，學院經濟學家必須以經濟理論創新和經濟分析工具創新為己任。當然，這不等于說學院經濟學家就不必有強烈的社會和人文關懷。學院經濟學家可以用經濟理論來解釋世界，也可以和應當通過各種直接和間接的合適途徑，運用經濟理論來影響世界和改造世界。可是，在學院經濟學家跨出經濟理論研究領域為改造世界獻計獻策時，千萬要記住科斯的警告，不要成為一位“經濟政治家——就是甚至在不存在答案的時候就提供答案的人”。在當今社會科學研究學風日益浮躁的年代，這一類的“經濟政治家”還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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