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寧未遂政變 不僅僅是一場鬧劇

12月7日上午，西非沿海國家貝寧經濟首都科托努驟然響起稀稀落落的槍聲，隨即貝寧國家電視臺（BTV）正常節目被打斷，一伙自稱“重建軍事委員會”（CMR）、身穿迷彩服的武裝分子出現在電視屏幕上，宣稱已開會并決定解除總統塔隆（Patrice Talon）職務，并以“北方安全局勢持續惡化”為由譴責政府和總統“不作為”，聲稱“對陣亡士兵的漠視以及讓他們的家人自謀生路”以及“以犧牲最優秀者為代價的不公正晉升”也是他們的動機。他們還抨擊了醫療保健方面的削減，包括取消國家資助的腎透析，以及稅收上漲和對政治活動的限制。

但中午尚未到，政變者控制的電視信號戛然而止，當天下午科托努傳出巨大爆炸聲，隨即總統塔隆重新出現在電視上，稱自己“十分安全”，局勢已“完全得到控制”，他神色平靜地宣布“我要贊揚我們軍隊及其領導人所展現出的責任感，他們始終忠于國家”。

總統表示，政府軍業已“清除了叛亂分子最后的抵抗據點”、“正是這種決心和動員使我們能夠擊敗這些投機分子，避免國家遭受災難。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絕不會逍遙法外，我想向你們保證，局勢完全在控制之中，因此請你們今晚安心地進行各項活動”。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員傷亡，但總統表示“對這場毫無意義的冒險的受害者，以及那些仍被逃亡叛亂分子扣押的人表示慰問”。

政府發言人洪貝吉（Wilfried Leandre Houngbedji）承認共逮捕了14名政變分子，包括政變頭目蒂格里中校（Lt Col Pascal Tigri,）。所逮捕14人中有12人曾闖入播送政變聲明的電視臺直播室，有13人為現役軍人，另一人為已被開除的前軍人。據悉，仍有幾名政變核心成員在逃。

貝寧內政部長賽杜（Alassane Seidou）表示，政變是“一小撮士兵發動，意在破壞國家極其機構的穩定”，稱“面對這種情況，貝寧武裝部隊及其領導層控制了局勢，挫敗了這次企圖”、：“這只是一小撮人控制了電視臺。正規軍正在重新控制局勢。科托努市和整個國家都完全安全，一切恢復正常只是時間問題。清理工作進展順利”。

政府發言人證實，7日下午的爆炸系應邀幫助平叛的尼日利亞空軍所投炸彈造成，當天尼日利亞空軍出動了3架“梟龍”戰斗機，此外，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ECOWAS）也部署了部分待命武裝力量威懾政變者。

撒哈拉以南非洲近年來局勢動蕩，自2020年以來已爆發政變17起，其中得手11起，西非地區則爆發過9起，今年更已先后發生三起政變，包括不到兩周前幾內亞比紹導致總統恩巴洛（Umaro Sissoco Embaló）被推翻的一起，而貝寧的這一起是今年唯一未遂的政變。

貝寧位于幾內亞灣沿岸，人口1480萬，面積不到12萬平方公里，名義上的首都為波多諾伏，但實際上包括國家電視臺、國際機場和大多數政府機關、部委辦公樓都在位于其西部約20公里外的最大城市兼經濟手段科托努。該國古名阿波美，1900年淪為法國殖民地，1960年以“達荷美共和國”名義獨立，1975年改名貝寧人民共和國，1990年改名貝寧共和國至今。該國經濟不發達，但以西非棉紡織貿易集散中心著稱，棉紡相關產業輻射西非內陸，現任總統塔隆就是以“科托努棉布大王”的身家殺入政壇，自2016年當選后連任兩屆至今的。

獨立后最初15年里貝寧曾先后發生9次政變，但隨即該國就進入在非洲十分罕見的漫長穩定周期，此次政變還是這個國家自1975年1月以來所爆發的第一次政變。

由于政變組織CMR“語無倫次”（當地媒體“貝寧泛非罔”的評價），外界對此次政變動機尚有許多疑問，絕大多數認為無非三個結構原因和兩個影響因素。

三個結構原因，一是塔隆上臺后雖然經濟搞得不錯，和包括西方國家及強大鄰國尼日利亞等的關系也維持得較好，但他上臺后不斷集權，2019年4月在選舉法中加入所謂“合格證”要求，賦予當局取消當年議會選舉中整個反對派名單的資格的權力，結果自2019年4月后貝寧議會僅剩下兩個合法政黨進步革新聯盟（UPR，執政黨）和共和集團（BR，被當地人戲稱為“化裝成反對黨的執政黨分身”），前總統亞伊（Thomas Boni Yayi）因抗議一度被捕軟禁52天，其余反對派政要待遇更為不堪，對選舉機制的失望導致2019年大選投票率從5年前的67%暴跌至27%，塔隆的得票率卻飆升至駭人的86%。就在政變爆發前不到一個月的11月16日，塔隆授意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將總統任期由5年延長至7年。盡管迫于國內外壓力，塔隆也作出了自己第二個任期仍保持5年且明年4月任滿后不再謀求連任的承諾，并提名財政部長瓦達尼（Romuald Wadagni）為法定接班人，但前述種種無疑都“拉了不少仇恨”；二是周邊尤其北部靠近尼日爾、布基納法索和尼日利亞豪薩人居住區的地區近年來被“博科圣地”(Boko Haram)等原教旨極端武裝侵擾，貝寧官兵疲于奔命，怨聲載道，給政變煽動者以可乘之機；三是近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已切換到所謂“震動模式”，鄰國“大兵同行”接二連三仗著十幾個人、七八條槍奪權成功，無疑產生了誘人的示范效應。

兩個影響因素，一是“瓦格納”（Gruppa Vagnera）等俄系雇傭兵團伙在西非頻繁“搞事”，盡管“瓦格納”主體在俄羅斯本土業已失寵，但他們在薩赫勒地區憑借“黑金”仍然活躍，在他們的參與下，布基納法索、馬里、尼日爾三個極為貧困的西非內陸國退出公認“最成功次區域組織”之一的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組建了被戲稱為“三窮抱團”的“薩赫勒國家聯盟”（Alliance of Sahel States）。有觀察家注意到，此次政變自爆發至流產的短短幾小時內，僅有寥寥幾個網絡社交賬號對他們不吝贊美和支持，而這幾個賬號“幾乎都有瓦格納鼓吹史”。瓦格納雇傭兵雖在俄烏戰場上表現“掉鏈子”，但在此前薩赫勒地區多起騷亂中的表現，足以表明至少在武力值“拉胯”的該地區，他們還堪稱“虐菜小王子”。

很顯然，看似一場鬧劇的貝寧未遂政變，實際上遠非一場單純的鬧劇。

那么，貝寧此次政變何以成為近期該地區政變中罕見的失敗異數？

首先，此前多起政變因幾乎都發生在內陸貧困復雜國家，由于美、英、法等區域外大國或急于抽身、或原本在該地區就影響力薄弱，加上認定這些國家戰略價值有限，投入巨大成本干預得不償失，均不約而同采取冷眼旁觀態度，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早就不滿“窮伙伴”攤薄利益，而區域內最大國家尼日利亞自己內憂外患纏身，也不愿對“窮鄰居”的家務事過多干預。而貝寧雖也是窮國，卻是西非自沿海到內陸的貿易、商業、勞務人口集散地與跳班，戰略利益相對重要得多，且和西方、和尼日利亞均有更密切的合作與關系，尼日利亞可以不管尼日爾或布基納法索的政變，但貝寧政變后幾小時就派出了自己目前擁有的全部3架“梟龍”戰斗機空襲助戰，科托努目擊者稱，空襲前叛軍士氣高漲，人數不斷增加，但炸彈一響便紛紛作鳥獸散，只剩下最初的十幾人坐以待斃。絕大多數國際觀察家均認為，尼日利亞和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一反近期常態地在第一時間主動干預，是政變迅速流產、尤其政變核心成員士氣頃刻崩潰的關鍵。

其次，政變者過于托大。他們僅占領了電視臺的幾個播音室（據說電視臺臺長辦公室和配電房都沒控制），一座位于科托努市郊的軍營（他們的大本營），扣押了兩名高級軍官和幾名電視臺主播、記者作為人質，不但未進軍不到一小時車程外的首都波多諾伏占領“政治地標”總統府，連同在科托努的國際機場、各部委辦公樓，以及外國常駐機構和新聞媒體辦事處云集，號稱“非政客的總統府”的科托努索芙特海濱溫泉酒店（Sofitel Marina Hotel），如前所述，政變密謀者核心團隊不足20人，如此布置宛如兒戲，一旦對手穩住陣腳便一觸即潰。

第三，在寶貴的“窗口時間”，政變者東拉西扯，語無倫次，似乎面面俱到，卻又皆如隔靴搔癢，民生疾苦一筆帶過，而濃墨重彩渲染的“行伍辛苦”、“賞罰不公”等很難喚起普通貝寧人共鳴。筆者曾在貝寧工作，當地熟人多稱自己“全程吃瓜”，渾無響應意愿。

第四，現任總統塔隆雖行事霸道，頗遭物議，但他在職的9年卻是貝寧近年來經濟形勢最平穩的一段時間，這對于本身是貧困國家的貝寧而言，是足以消弭絕大多數普通人怨念的一劑“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