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99后博導惹爭議：也許只要能發(fā)文章，你就可能實現(xiàn)跨越階層

說實話，當我第一眼看到“閔超”這個名字掛在浙江大學“百人計劃”研究員的公示名單上時，我下意識地去揉了揉眼睛。

不是因為他年輕——99年出生，26歲，雖然嫩得能掐出水，但在如今“天才少年”頻出的時代，倒也不算絕無僅有。

真正讓我后背一涼，甚至感到一種生理性“違和感”的，是那兩個簡單得刺眼的時間節(jié)點：

2023年博士入學，2025年10月擬錄用為博導。

你沒看錯。在這短短兩年，或者說不到730天的時間里，絕大多數(shù)博士生還在為選題焦頭爛額，還在被導師罵得懷疑人生，還在因為這周的組會匯報沒東西講而整夜失眠。

而這位閔超同學，已經(jīng)完成了從“博士新生”到“雙一流高校博導”的階級躍遷。

這不禁讓人想問：這是坐了火箭，還是有人給他裝了“電梯”？

我想先聊聊這“兩年”意味著什么。

在理工科，如果一個天才少年兩三天跑出一個驚天數(shù)據(jù)，發(fā)一篇《Nature》或《Science》，大家會跪地膜拜。因為自然科學講究“硬碰硬”，數(shù)據(jù)在那擺著，誰也賴不掉。

但閔超所在的學科是哲學/馬克思主義理論。

學文科的朋友都知道，文科博士的論文，那是真的像“生孩子”一樣難。它不需要實驗室，但它需要閱歷，需要沉淀，需要把書讀厚了再讀薄。

可閔超交出的答卷是：2年，約6篇核心期刊（C刊/權威刊）。且多為獨著或第一作者。

這是什么概念？

在現(xiàn)在的學術評價體系里，很多985高校的文科博士，憋了三四年，能發(fā)出一篇C刊，就能燒高香求畢業(yè)了。發(fā)兩篇，那是優(yōu)秀畢業(yè)生。發(fā)六篇？這在文科領域，幾乎是“神跡”。

而且，文科發(fā)刊，大家心照不宣的一點是：它極度依賴“圈子”。

你的導師是誰？你的師門在哪個山頭？你的觀點是否符合主流話語體系？這些看不見的“軟實力”，往往比文章本身的質量更能決定稿件的命運。

所以，當一個26歲的年輕人，在最講究資歷和積淀的文科領域，以一種“屠榜”的姿態(tài)出現(xiàn)時，公眾的質疑幾乎是本能的：

這到底是海量的才華溢了出來，還是背后的資源溢了出來？

大家可能沒幾個人關注到這次任命的一個細節(jié)：“百人計劃”研究員。

在浙大，乃至全國頂尖高校，“百人計劃”通常是給那些在海外摸爬滾打多年、有成熟教職經(jīng)驗、甚至已經(jīng)成名成家的學者的。它是一張“高門檻”的入場券。

給一個應屆博士生，而且是本校“土博”，這本身就是一種極罕見的“破格”。

雖然高校確實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條款，但這種破格的邊界在哪里？

更讓我覺得荒誕的是“博導”這個身份。

博導，全稱是“博士生指導教師”。請注意，重點不在“博”，而在“導”。

“導”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你要有學術品味，要有方向把控能力，更要有對學生人生的指引能力。

一個26歲的年輕人，自己的人生閱歷尚且單薄，剛剛脫離學生身份，甚至可能比他帶的博士生年紀還小。他自己的人生還沒活明白，怎么去給另一個迷茫的靈魂“指點迷津”？

這就像是一個剛拿到駕照兩年的新手，因為在賽道上跑得快，駕校立馬聘請他當總教練，讓他去教別人開大巴車。

你敢坐這輛車嗎？

這種任命，看似是對天才的禮遇，實則是對“教育者”這一神圣角色的功能化和工具化。在學校眼里，他或許已經(jīng)不是一個老師，而是一個“論文生產機器”。

如果你以為這只是浙大“愛才心切”，那你可能太天真了。

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這其實是高校之間的一場“帽子賭局”。

現(xiàn)在的學術圈，內卷程度不亞于互聯(lián)網(wǎng)大廠。高校要排名，要經(jīng)費，要資源，靠什么？靠“帽子”——優(yōu)青、杰青、長江學者等國家級人才頭銜。

這些頭銜都有嚴格的年齡限制（例如優(yōu)青通常要求男性38歲以下，女性40歲以下）。

這時候，閔超的“價值”就體現(xiàn)出來了。

他年輕（26歲），產出高（2年6篇C刊）。如果現(xiàn)在給他博導資格，給他頂級資源堆砌，讓他再沖幾年，他極有可能在30歲出頭就拿下“優(yōu)青”這頂帽子。

對于學校來說，這是一筆風險投資，也是一種“養(yǎng)蠱”。

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個循循善誘的教育家，而是一個能快速變現(xiàn)、能搶奪資源的“學術績優(yōu)股”。

為了這個KPI，所謂的“常規(guī)學制”，所謂的“教學經(jīng)驗”，所謂的“師資博后過渡期”，統(tǒng)統(tǒng)可以為之讓路。

這才是最讓人寒心的地方。

當規(guī)則變得充滿彈性，當“破格”變成一種為了KPI的特權，那些老老實實坐冷板凳、沒有大腿可抱、沒有資源加持的寒門博士，他們的路，只會越走越窄。

我們質疑閔超，并不是出于嫉妒。

如果他真的天賦異稟，能像維特根斯坦那樣20多歲寫出《邏輯哲學論》，哪怕讓他直接當院長，我們也服氣。

我們擔心的，是“天才”這個標簽，變成了權力尋租的遮羞布。

在文科這種主觀性極強的評價體系里，如果“潛力”的解釋權完全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中，如果沒有公開透明的聽證，沒有同行評議的嚴苛審視，那么“不拘一格”很容易就會滑向“任人唯親”。

這就像是一個黑箱游戲。箱子打開，跳出來一個神童，學校告訴你“他是天才”。但箱子怎么造的？里面有沒有暗格？有沒有人托舉？如果你問，就是你“酸”。

閔超或許真的很優(yōu)秀，這一點我們不否認。

但學術不僅僅是幾篇C刊的堆砌，更不是高校排行榜上的數(shù)字游戲。它是人類智慧的傳承，是幾十年的冷板凳，是對真理的敬畏。

當一個26歲的年輕人，被整個體制推上神壇，不僅是對他個人的“拔苗助長”，更是對整個學術生態(tài)的一種“轉基因”實驗。

它向所有的年輕學者釋放了一個危險的信號：只要跑得足夠快，只要能發(fā)文章，你就可以無視規(guī)律，跨越階層。

這種急功近利的風氣，比一兩篇注水的論文，更能在根本上腐蝕我們的大學精神。

我只希望，若干年后，當我們提起閔超，想到的不是今天的這場爭議，而是他真正為中國哲學界帶來的思想震動。

但愿，這不僅僅是一場為了“帽子”而進行的豪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