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風拂襟懷 學問貫中西——王岳川追憶東方學泰斗季羨林先生

季羨林先生作為橫跨中西、貫通古今的學術巨匠，其學問之深邃、人格之高尚，早已成為一代人的精神標桿。

王岳川教授日前應邀參與中央電視臺《百年巨匠：季羨林》節目訪談，以親歷者視角，從學術領域、治學精神、人格魅力、文化主張等維度，深情追憶與季老相處的點滴，揭秘其“篤學研古”的治學態度、“實事求是” 的處世準則、“文化輸出”的家國情懷，更闡釋了東方文化的獨特價值與當代意義。訪談既有對學術細節的生動還原，也有對文化自信的深刻思考，為我們讀懂這位“東方學大師”的精神世界、傳承中華優秀文化提供了珍貴視角。

——編者按

主持人：王教授好，很高興您能接受我們的采訪。人們都說季羨林先生是國學大師，而季羨林先生卻謝絕這個稱號，說自己不是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的學術成就很輝煌，他研究的主要范圍是什么？他的學術成就主要在哪些方面？

王岳川：季羨林先生是東方學大師，不是國學大師。所謂國學，是中國的經史子集研究。季先生不研究這個領域，他研究的是印度學，是佛經翻譯和佛教語言學等。他的專業嚴格地說是東方學，他是東方學大師，印度學大師，佛學、佛教語言學大師。

從大的角度看，季先生學問是巍巍高山茫茫滄海，學問很大。他有一種普世思想——仁者愛人——用仁心去度人。他研究佛學、佛教語言，不是作為某個技術去研究，而當成自我體驗自我身心感受去努力達成，到最后他仿佛成為佛，成了普度眾生給學界做出標桿的偉大人物。

季先生在絕門學術上有極高的建樹和重大的開拓，研究范圍有大致說來有以下幾項：

1.印度古代語言特別是佛教梵文、吐火羅文、巴利文研究；

2.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中亞佛教史研究；

3.糖史以及科技史和文化史研究、

4.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異和共性研究；

5.印度古代文學《羅摩衍那》、《沙恭達羅》的翻譯和研究；

6.德國及西方文學研究；

7.美學和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研究；

8.比較文學及民間文學；

9.新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研究；

10.散文、雜文和書法創作。

可以說，季老做了很多人幾輩子也做不完的工作。他著述等身，全集出版有30多卷。至于他的信札、名人通信、日記、手稿，可謂難以統計。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慈祥的百歲老者，同時也是一位對自己要求極嚴的每天勤奮爬格子的大學者。

他每天早上四點鐘起床寫作。我與他開玩笑說，您真是聞雞起舞啊。他否定說：“不是我聞雞起舞，而是雞聞我起舞”。他比雞起得還早，凌晨四點他已經勤奮寫作。他最后住院快到臨終階段，每天都要寫2000字左右。這種勤奮很多人做不到。

他擔任北大東語系主任40多年。東語系包括什么呢？印度語，日本語，韓語，柬埔寨語，越南語，印尼語等，就東南亞這些國家，大多屬于曾經的“漢字文化圈”。從唐朝以降1000多年來，他們受到漢化的教育，寫漢字，讀中國的古書。但是到最近幾十年變了，他們紛紛轉頭背中國而去，變成了追隨美國的“美國文化圈”。我們的“漢字文化圈”萎縮了。季羨林先生成立的東語系，不僅教日語，教韓語，教柬埔寨語，越南語等等，還對這些國家知識層傳輸中華民族“仁者愛人”的思想、世界和平思想、天下大同思想。這正是他的文化戰略意義。斯人已去，周邊的局勢越來越復雜，可見當時季老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多么大。他培養的很多學生都是印度駐中國大使，日本駐中國大使，甚至有泰國公主、柬埔寨王子等成為他的學生。當這些國家與中國出現局部摩擦時，季老做了很多協調工作。但是隨著2009年先生去世，轉眼過去14年。我們看到南海、東海等出現了很多令人不安的反常現象。我們對季老為國家統一和周邊國家的安寧做出的貢獻，感受到他的重要性。

主持人：季羨林先生研究的學問可以說是冷門，像梵文、吐火羅語這樣的古代語言由于文獻稀少，研究學者極少，是一條極其艱難的學術之路，季羨林先生為什么會選擇做這么冷門的學問？他的研究對于今天有什么樣的現實意義呢？

王岳川：季老清華畢業后到德國留學。當時的印度學很熱，再加上他的導師是研究印度學的，因而年輕的季羨林選擇了印度學。隨著研究的深入，他感覺到唐代玄奘到印度去取經，精神照亮千古，今天仍有其輝煌意義。他給自己取一筆名“齊奘”。“齊奘”就是向玄奘看齊，向玄奘學習。他說：玄奘是有偉大精神的，作為佛學大師、翻譯家、中外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玄奘被魯迅稱為“中華民族的脊梁”。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表征在：舍身求法不斷前行的獻身精神，不計得失百折不撓的探險精神，孜孜不倦執著求知的吐納精神，心歸大唐一心向東的愛國精神。這種民族精神已經凝聚在民族文化神經系統中，成為中華民族的集體無意識。

有一天我好奇地問季老，全世界研究巴利文、吐火羅文、梵文的學者大抵有多少？他舉出兩個指頭。研究這些絕學只有200人不到，而季老是這里邊研究最好最深的一位大學者。正可謂：“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今天西方人有個誤區，認為只有西方大國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羅斯、日本、美國崛起。錯！亞洲四小龍的騰飛表明了儒家思想的國家照樣可以現代化，而且崛起騰飛得更為迅速。我們看一下曾經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國、俄羅斯、德國、日本等，一旦滑落就再也沒辦法重新崛起。而中華民族歷史上三次滑落，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還有一次是八國聯軍入侵，但中華民族一次次重新崛起！儒教思想的國家的國力和精神相當強大，切不可妄自菲薄！

季羨林先生出生在山東孔孟之鄉，儒教思想很重。他的專業是研究佛教、佛教語言，但精神上不信佛。他力圖把佛教和孔子思想進行高層次比較，形成某種精神互動，達成多種文明之間的對話。他經常對我說，我研究佛教，但我不是一個宗教信仰者，我骨子里是信服儒家思想的。我想，孔子的仁愛天下和佛教的慈悲為懷，為什么不能對話呢？這個世界不需要戰爭，需要和平，需要慈悲，需要仁愛。季老把中華民族的大東方和印度古代東方結合起來思考。其意義在于強調儒家國家的崛起的同時，關注佛家思想對人類的和平的貢獻。

主持人：人們只是看到季老的三頂帽子——大師、泰斗、國寶，卻很少能夠走進季羨林身邊。您作為季老學術助手，怎樣看待季羨林先生精神高度和人格魅力？

王岳川：“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清·陳澹然《寤言》）不能為國家進行長遠謀劃，一時的聰明也是短視而微不足道的；不能從全體大局角度去謀劃，即使治理好小片區域也是片面而微不足道的。有一次我去季老家，他突然問我：天下最危險的事情是什么？我說魯迅說過天下最危險是朋友背后捅你一刀。他說那不是最危險的，最危險的事是“帽大身小”——一個人的頭銜很多，大師、泰斗之類的帽子很多，但他的學問卻不行。或者他又是院長，又是校長，又是什么博導院士之類，但他的學問很小，一點扛不住。這叫帽大身小，最為危險。所以，季老堅決辭去大師、泰斗、國寶三頂帽子，他說，我只是北大教學時間非常長且老的老師。

我意識到，這就是名實相符的新理性，實事求是的高端理性。其實，理性有級別的，比如說有形式邏輯，有辯證邏輯，甚至有詭辯邏輯，模糊邏輯之類。但是我認為理性的最高層就是四個字——“實事求是”。這是清明理性了不起高度。當一個人用各種詭辯，各種障眼法去為自己開脫時，我稱之為非理性反理性。真正理性就是“實事求是”，這樣的人才是真實而可信賴的人。季老就是這樣，他強調的實事求是——帽大身要大。你身不大，你只能合身戴個小帽，千萬不要去做出違背自己本性超出自我能力的事情。我在季老身邊工作，覺得很舒心。他從來不會過分要求你，你有多大的能力就去做什么事，你沒有金剛鉆就別去捋瓷器活。你要去做更大的事情，你必須有更強的能力。這對中國學術界是一聲響亮清越的洪鐘，告訴每個人不要圖表面光鮮，而是要做到實事求是去衡量自己有幾分幾兩，你做的工作有什么重量，需要用多少精力幾十年如一日去嘔心瀝血攻克。而不是湊合一個草班子弄一個大項目，兩三年東抄西抄完成一豆腐渣工程。這樣所謂的學術當然經不住歷史的考驗！

季老對我重要影響是不服老，不管多大的年齡都要像年輕時候一樣去勤奮寫作。他在耄耋之年80歲左右才寫代表著《糖史》。我受季老的啟發，在耳順之年覺悟而集中精力寫二百余萬言對得起自己一生的學術著作——《四書精義》（四卷）。在漫長的寫作中我深切感受到：學術人生從來不是為清福而設。相反，寫作是對青春的謀殺，是短暫生命的塑形領悟和依依不舍地離去瓦解。真正的深度寫作是“慎獨”式寫作，是精神高度凝絕后徹底孤獨的人生事故。只有讀書寫作的靈肉搏斗和精神掙扎中，才能看到學術真理之靈光一閃。在與古人深度對話的精神歷險經驗轉化為對未來的警覺與珍視，凝聚成對經典敬畏和人性關愛升華的動力，這才是對學術生命砥礪的最大意義。

記得我三十七歲破格提拔為教授。季老看見我開心，又要敲打我，說建議你沉默一段時間閉門思過，足不出戶反思自己的不足。我聽他的話，差不多半年在家里三省吾身，核查自己著作有沒有硬傷。我們都是凡人而不是不是神，是人就會犯錯誤。就連錢鐘書先生《管錐編》出版后，被學界挑硬傷達一百多處。他自己全面修改達五百多處，一次次悉心修正各種錯誤，可見錢先生是非常認真求實的人。我那半年時間在家中對我所有著作挑錯，重新修訂再版時全部改過來。這叫做閉門思過。至此我體悟到學問不是炫耀顯擺，而是一種內修，古人稱之為“內圣”——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讓自己內心神圣起來。格物就是實事求是了解事物的規律，致知就多多讀書去獲得智慧，誠意要求在內心之意未成言行就需誠實不欺，正心即內心無意識之心都要擺正。這些都是一個學者內省的功夫，不可或缺。

主持人：季羨林先生提出：“中國文化送出去”。其后您出版了一部《文化輸出》，看得出來，您的觀點受到季老思想不小的影響。

王岳川：季老提出“中國文化送出去”，意義重大。我1984年在北大哲學系做青年教師訪學時，多次拜訪請教宗白華先生。宗先生長久不說話，最后說了兩句警徹的話：“1930年代民國時期，我們是開窗，讓歐風美雨吹進來。現在到了1980年代，我們應該開門，讓中國文化走出去”。宗先生提出中國文化“走出去”。

季羨林先生用了一個詞叫“送出去”——中國文化“送出去”。季老說：“我在國外待了很多年，西方人看不上中國文化，我們就送，白送還要送，還要堅持送，讓世界了解中國，非送不可”。

我很受啟發，后來出版了一本書《文化輸出》，提出在大國崛起時，國家應可持續地不斷地、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堅持“文化輸出”。一個大國目睹周邊的一些國家侮辱妖魔化你，顛倒黑白黑化你，如果不作為就是犯罪。我們有責任把正面中國形象展示出去，把中國儒家思想、道教思想、禪宗思想高度展現出去，讓世界看看中華民族是個愛和平，愛人類，阻止戰爭的優秀民族。

在美國霸凌時代即將結束的多極多元的新時代，我們應尋繹出東方美學思想和文化思想新話語，同時找到東方文化參與的新國際審美的共同形式，將中國文化元素提煉出來，構成新的文化藝術方式，將中國審美經驗逐漸世界化。在美國金融危機文化危機和生存危機中，中國應該大聲地提出自己的文化戰略：當今世界美學精神不應該再是一種“西方丑學精神”，而是整合了東西方精華以后的“大美學精神”，中國文化形象應該是一種“大文化形象”，新世紀的藝術應該是一種“大藝術形態”。只有這樣對人類未來文化藝術負責地有所作為，人類未來的藝術才不再是丑陋和惡心的，而是綠色生態的和美好可持續發展的。

他還有一件事情讓我很感動，有一天我給他送去一本北大學生辦的刊物《大學生》。請老人家審閱。他一看自己是顧問，說我得認真看，我會“顧”而且“問”。看完以后，第二天打電話對我說，我看出好多錯別字，一一在上面改了，你一定要拿回去給刊物學生主編，讓他改錯，下期他們一定注意。一個學生內部刊物還不是公開發行，他都如此認真。他自己的作品，可以說是如數家珍，非常愛惜。他對我說，上課永遠要像第一次講課一樣認真備課，寫作永遠像第一次寫作一樣去愛惜自己的羽毛。有這樣的老人，他的著作出錯率就很少。季先生確實是為人師表，為人師范。

2001年，季老生病要住院。他給我打電話說臨行前送我一幅書法。我打開書法一看，正是我的座右銘《中庸》句：“極高明而道中庸”。我研究《大學》《中庸》近三十年，深知做人要極其高而且明，不斷登高而止于至善，心明眼亮內心澄澈。既要看到自己的慎獨之不足，又要看到社會的輝煌遠景，接人待物時要行中和之氣。后來我去301醫院看望季老，請他為北大書法藝術研究所“文化書法”題辭，他揮毫寫下“文化書法”繁體和簡體兩個版本，讓我驚喜不已。

我與近百歲季老在301醫院談養生。當時摸了摸他的眉毛，說老爺子這眉毛怎么長那么長，長得像老子一樣，就快兩寸長了。他笑著說，該長毛的地不長，不該長的地方使勁長。他說頭發全沒了成了光頭，而眉毛卻長得很長。我問是怎么養生呢？他說“三不主義”。第一，不擇食，有什么吃什么。第二，不體檢。80歲以后就不體檢，因為老人每個零件都是壞的，一體檢把自個嚇半死，道法自然，該到什么地終止就終止。第三，不嘀咕。有人在我面前說誰好，我不嘀咕，說誰壞，不嘀咕。說我好，我不嘀咕，說我不好，我也不嘀咕。我心光明，積善余慶。他就這樣把自己處于一種非常自恰的自然狀態，頗有道家精神。

主持人：在生活中季老是一個怎樣的人？您與季老認識時間很長，對季老有哪些難忘的印象？他對您有哪些教誨和啟迪？曾經在哪些方面幫助過您？

王岳川：季老精神磅礴無邊，而生活非常節儉。在生活中，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也是不斷自我超越的人。

季老從來不走回頭路。有一次我陪他去爬家門旁一個小坡，他每天散步就要上去。我們站在小坡上，縱橫西方中國聊了一個多小時。我說天黑了，先生該回了。我扶他原路下去。他說不能走回頭路。多么有趣的老者，他認為人走回頭路是不吉利的，也是不合適的。我們從另一邊慢慢繞回去。

生活上季老十分節儉。季老對自己是極為嚴苛的，我經常看到季老吃飯極其簡單，三菜一湯，他說只有吃得清淡腦子才好使。在德國留學十年后，季老喜歡上吃冰激凌。但家里的冰箱很差，吃不完的冰激凌放在滿是剩菜剩飯的冰箱中總是串味，有時是辣椒味的，有時是咸菜味的。他的秘書、朋友就買了個小冰箱專門放冰激凌。他知道后很生氣，覺得怎么可以隨便花錢。季老家里的衣服、皮包、帽子、雨傘全是破舊的。我有次去看他就說，先生您這樣出席國際會議有損國家形象。他哈哈大笑說，不會的，反而會為中國形象加分。

同時，他又有那種大愛，他的大愛廣被萬物。比如對貓狗，他家有六只白貓，季老還能叫出名來。有一次在桌上寫稿，那只白貓看見鋼筆在移動，就拿爪子去抓筆，他也隨它任意妄為，目光中極為寵溺。后來貓一只只死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傷心。季老還養了三只小烏龜，有一天李秘書打電話說烏龜跑了一只，等一會先生寫完書看不到龜會傷心的。我們只好叫人趕緊去市場上買了一只類似的小烏龜。過了兩天秘書又打電話說讓我趕緊過來，原來的那只小烏龜爬出來，現在成四只，季老正在那納悶為什么成了四只？我們只好坦白。

季老住在未名湖的后湖，湖中有些淤泥，水也不清澈。季老找了些荷花種子撒在淤泥上邊。沒想到第二年就長出半池子荷花。第三年整個池子都是鮮艷的荷花。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水也清澈無邊。每次他端坐在后湖邊，我去見他，他總說我們到“季荷”旁邊去談。他將荷花命名為“季荷”。坐在一池微風搖曳的荷花和荷葉旁，水珠在荷葉上跳動，鳥在飛，楊柳長條在飄，感覺到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季荷”表明先生的人格出淤泥而不染，有著高潔的人格襟抱。

季老常說：人們吃飯為了活著，但活著不是為了吃飯。這是我的最根本的信條之一。對生死之事確實沒有多慮。關鍵在一個“應”字。這個“應”字由誰來掌管，由誰來決定呢？既然不由自己來決定，那么——由它去吧。季老曾說：“我是曾經死過一次的人。……從l967年12月以后，我多活一天，就等于多賺了－天，算到現在，我已經多活了，也就是多賺了三十多年了，已經超過了我的滿意程度。死亡什么時候來臨，對我來說都是無所謂的。我隨時準備著開路，而且無悔無恨。……我自己的確認為死亡是微不足道極其自然的事。連地球，甚至宇宙有朝一日也會滅亡，而人類何足掛齒！”（《談老年》）季老是我見過的人中的慧者。我始終認為，孔子、老子、蘇格拉底、柏拉圖、尼采……這些東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們面對同一個問題：就是怎樣生，怎樣死。與他們對話，就是在思考我們個體的生命意義。我深切地體悟到：季先生已然完成了他的百年歷史使命，他敦促發現東方和文化輸出的新一代學者接過他們這一代學者的文化重擔，堅定不移地將中國“天人合一”的和諧文化推向世界！

我認識季老近三十年，還曾經擔任過一段時間的學術助手，經常耳濡目染，在他身邊感受到偉大的人格魅力。他對我的啟發教誨很多。我記得1982年去拜望他時。他問我大學畢業有什么想法？我說要讀研，他說好。等到我讀研以后。他又問我，你學了幾門外語？我說現在要求學兩門，我選的是英語和德語。他一聽說德語，馬上就說了兩句德語測試我。等我留校任教后。我去見他，他看我一臉喜氣，認真說道：你留在北大最高學府做教師，將充滿艱辛。留在北大其實是很艱難的地方，因為這里大師云集，名流薈萃。剛剛留校屬于學術的初階，今后要過81難才能取到學術真經，切不可現在心滿意得啊。我說應該怎么做？他說，努力打好西學基礎，做好國學研究，會通中西，勤奮著書！

我意識到，20世紀乃至21世紀真正的大學者都是學貫中西的，而非搖頭晃腦之腐儒。季羨林精通多門外語，王國維對英語日語下了很大功夫，錢鐘書的英語更是人中豪杰。這三位大師有個共同特點，他們只是把西學外語看成是工具之“末”——本末的末。他們把“本”看成是中國的國學。王國維沒有成為翻譯大師，而成為了國學大師、歷史學家、文字學家、考古學家；錢鐘書寫《管錐編》國學為本，創作《圍城》展示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季羨林寫多部中西文化比較著作，強調中國文化的無比重要性。相反，那些全身心去擁抱西方的一輩子不做國學的學者，大多慢慢消失在學術界。因為，當一個學者不愛災難深重而又偉大輝煌的中國的話，中國一定記不住他——中國歷史只記住那些深切愛國，要把中國文化弘揚光大的人！

主持人：季羨林先生的散文雜文，受到很多人的喜歡，當然也有一些批評聲音，您怎么看？

王岳川：我感覺到先生被學術界、被娛樂界、被讀書界誤解了。因為他經常寫散文寫雜文，老百姓有些不知道他的學問有多深奧，就說他是散文家，甚至還有一些人說是三流散文家寫的散文。我聽后很心疼，覺得把一尊大佛說成一個土地廟，輕重不分，必須澄清。

二十年前，我請季老授權給他編四卷本《季羨林學術精粹》。我把季老送給我的二十幾卷《季羨林文集》通讀三遍，精挑出最重要的有學術分量的篇什編成四部書。四部書出版后給他送過去時，請到山東友誼出版社丁建元總編輯一起去他家，給季老一張銀行卡存稿費。我說，這是山東友誼出版社的總編輯丁先生給您著作稿費，卡里有稅后18萬。沒想到季老拿著卡給旁邊的李玉潔秘書說，我的家鄉在山東臨清一個小村莊，鄉親們走的路都是泥濘的路，就拿這18萬修條寬一點的路吧。稿費都沒拿熱就轉給鄉親們修路，當時在座的無不感動。后來，我問他家鄉修路了嗎？他說只問耕耘不問收獲，既然有這個善愿發了，就不去問是否有回報。他就是這樣一個永遠只是關愛別人，而從來不求回報的謙謙君子。

季老寫散文屬于學者散文，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冷靜深刻，二是冷幽默。文章經常拿自己的年齡開涮，拿自己的經歷開涮，文中時常妙語迭出。季老說：“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人不能說假話，我說這能做到。“真話不全講”，我疑惑真話為什么能不全講？季老問你敢全講真話嗎？這個睿智的老人把社會已然看透。他說：在一個單位里邊，往往是小人得勢好人受氣，真正的好人是孤獨的。真是入木三分啊。他看問題不是看表面，經歷災難的十年，他的內心很痛苦，有一種悲涼的眼光。百歲老人經過了解放前，經過反右，經過文革，經過改革開放，他的經歷比我們更豐富。他看世界“深情冷眼”，已經把世界看透徹。

主持人：季老對東方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東方文化有哪些特點？他的東方文化研究在與西方文化對話中有哪些影響？

王岳川：季老對東方文化有真知卓見。他認為東方文化有明顯勝過西方的諸多特點：“東方的思維方式，東方文化的特點是綜合；西方的思維，西方文化的特點是分析。……在西方，從伽利略以來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學走的是一條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細，現在已經分析到層子（夸克），而且有人認為分析還沒有到底，還能往下分。東方人則是綜合思維方式，用哲學家的語言說即西方是一分為二，東方是合二而一。”“西方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東方是‘頭痛醫腳，腳痛醫頭’，‘既見樹木，又見森林’。說得再抽象一點：東方綜合思維的特點是：整體觀念，普遍聯系；西方的分析思想模式正相反。”簡單地說，西方是局部性的，而東方是綜合性的整體性的。中國思維方式勝過西方，東方強調天人合一，天人和諧自然和人，宇宙大宇宙和小宇宙是和諧的。而西方是人定勝天，攻克自然，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窮盡自然資源，把事情推到極端。

如果人類張揚沒完沒了的惡性競爭、斗爭、戰爭中，世界大戰、災難、瘟疫就會接踵而至。中國智慧對鳥獸表示同情的表現，比比皆是。作為東方大國的中華民族還強調，休漁期有幾個月不能捕魚，讓魚自然繁殖成長。西漢司馬遷《史記·殷本紀》:“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唐永徽年間村志碑石，上面就詳細地記載著這段故事:“天有好生之德，人當效之，網開一面，不絕珍禽異獸。南張一面，放南山之鹿，北張一面，放灃濱之麋。”白居易著名的兩句詩：“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眾所周知。這種對自然鳥獸表示出來的憐憫與同情，十分感人。這在西方詩中是難以找到的。

主持人：季老的對東西文化的看法，對我們新時代學者有何思想啟示和精神指引？

王岳川：季老有重要的東西方比較思想，他曾提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被很多人誤解。他認識到隨著西方霸權主義的衰落，東方大國中華民族一定會迅速崛起。人類要求和平而避免大戰爭。因為愛因斯坦曾說過，三戰結束以后，人類第四次大戰就是拿著石頭和木棒打仗——倒退到原始社會。季老也有這大憂慮。必須止戰——終止世界大戰，達到世界和平天下大同。

北大費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信。北大的有一大批教授，包括王選先生，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梁。他們不像五四時期之前的崇洋媚外學者，諸如胡適、錢玄同、顧頡剛要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廢除漢字、整理國故（將國學看成是死之物叫“故”）。我還是認為季羨林先生，錢鐘書先生、費孝通先生、王選先生，為國家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才是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覺、文化自強，他們才代表了中國文化未來是光明燦爛的，中華民族一定會真正崛起。他們的幾十年學術耕耘和文化重建，可謂功德無量，善莫大焉！

主持人：中央電視臺《百年巨匠》正在創作攝制過程中，王教授對這一大文化工程又怎樣的看法和評價？

王岳川：《百年巨匠》對學術界風氣清正無疑有好處，對治療學術泡沫也有澄清之功效。

長期以來，學術界流傳一種不正確的看法，認為民國學者——1911到1949這三十多年的學者，比新中國七十年的學者水平要高，大捧民國學者為大師。季先生的學術就打破了這類迷思。

季羨林先生恰好在民國剛建立的1911年出生，到1948年北平解放時他38歲。季老高壽98歲，在解放后活了60年。請問他的成就是解放后獲得呢？還是解放前呢？當然是解放后。他的所有著作包括譯著，大部分都是在解放后寫成并出版，只有他的博士論文在1940年代寫成。換言之，除博士論文以外的所有學術著作都是建國以后寫成出版的。

“文化昆侖”錢鐘書先生也是這樣，他比季羨林先生大一歲，1910年出生。解放前他活了38年，1998年去世，在解放后活了50年。除了《圍城》和《談藝錄》為民國時期所寫，他的諸多大著《管錐編》四卷、《宋詩選注》等都是在新中國寫作出版的。我的看法是：百年巨匠一點不比民國學者差，甚至超過了民國學者。如美學大師宗白華、朱光潛的美學著作遠遠超過的民國美學；馮友蘭、張岱年的哲學和哲學史著作，同樣超越了民國那些半部哲學家的著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應該有真切的文化自信。

有人跪西方列強太久站不起來。人們之所以看西方高大，是因為他自己仍然跪著！新時代國家要求中國人民文化自信精神自強：毛主席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鄧小平同志說中國人民富起來！習近平同志說中國人民強起來！中央展望兩個一百年：中國人民美起來！說明中國正從物質豐富到精神提升。我們從一窮二白到注重文化審美價值，回望我們走過的艱難歷程，不由感慨萬千。新中國的學者一點不比民國學者差，而且著作等身，學術重鎮比比皆是，我們應該有這個文化自豪和文化自覺。

季老是一位醍醐灌頂的智慧老人，是嚴于責己寬于待人的恩師。近三十年的耳熏目染對我的啟發和恩德是無限的。他有“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志，善于身教言傳、授業、傳道、解惑。其人格魅力在平凡中有偉大，艱難之中有恒長堅守。

中國文化在“多極世界”中將越來越顯示其精神高度和普世價值：將古代《論語》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發展提升為新時代共享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古代絲綢之路轉化提升為時代最強路——一帶一路！將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轉化為21世紀中國智慧“雙贏”，勝過西方“零和”！將中國古代“和為貴”的古代思想，轉化為新世紀“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會和諧、國際和平，而勝出西方“三爭文明”——競爭、斗爭、戰爭。

季老給我們的諸多啟示是：中國文化歷經重大沖擊而仍具凝聚力，表明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吐納吸收自我創新，能容納古今中西各種有價值的精神文化遺產。我們能夠做到的是，把本民族的美好價值發掘出來，找到普世性國際性文化共識框架，重新鑄造經過現代洗禮的中華新思想。我認為：在西方“去中國化”戰略中，應爭鋒相對地提出“再中國化”的“國家文化戰略”；將重塑中國文化軟實力提到國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在以丑為美的當代文化中加強“剔除負能量”和“扶持正能量”；在大力發展文化創新中，找到中國文化的世界共識，終止“全盤西化”惡性進程，沖破艱難險阻開拓中國文化在全球“東化”的偉大進程！

（來源：首都畫廊）

藝術家簡介

王岳川，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導，博士后合作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華美學學會原副會長，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協會原副會長，中國文藝理論協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第六、七屆理事兼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全國教育書畫協會副主席，教育部中國書法指導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中南大學等大學雙聘教授。擔任學術泰斗季羨林先生八年助手。出版學術著作50余部，在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500余篇。

國學研究著作主要有：《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文化戰略》《中國鏡像》《全球化與中國》《

西學研究著作主要有：《西方文藝理論名著教程》（下）《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文藝現象學》《藝術本體論》《后殖民與新歷史主義文論》《現象學與解釋學文論》《二十世紀西方哲性詩學》《后現代后殖民主義在中國》《中國后現代話語》《文化話語與意義蹤跡》《西方藝術精神》《當代西方最新文論教程》《當代西方美學主潮》《20世紀西方文論》等。

學術上主張“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會通中西，中國身份”，提出文化書法應“回歸經典、走進魏晉、守正創新、正大氣象”。堅持“漢字書法是‘漢字文化圈’文化重建的重中之重”，致力于中國文化和美學的世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