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泰昌：秋天里的錢鍾書

秋天里的錢鍾書

文：吳泰昌

筆者第一次與錢鍾書、楊絳夫婦合影

在北京三里河錢宅涼臺上（1980年，黃俊東攝）

一

我見到錢鍾書先生很晚，但記住他的大名并不晚。50年代中期進入北大中文系，常聽到老師在閑談時稱贊他才學驚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我的老師中，有的是他的同學，有的還是他的師輩，都是成就卓著的名教授，平日是難得佩服他人的。老師們的這些話語，對一個剛剛踏入文學門檻的青年，烙下的印記自然是深深的。

對錢鍾書先生有了點具體了解，還是在讀了他的著作之后。60年代初，我留校當研究生期間，閱讀的選擇自由度比本科時大多了。我從校圖書館借閱了錢先生40年代出版的幾乎全部作品：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短篇小說集《人·獸·鬼》、長篇小說《圍城》、理論研究集《談藝錄》。

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宋詩選注》和1962年在第一期《文學評論》發表的《通感》，是朱光潛老師推薦給我的“不可不讀之作”。記得朱先生說過，《通感》比《談藝錄》好讀，只有錢鍾書寫得出。

由于自己的學識閱歷的關系，當時不可能深入把握錢先生著作博大精深的內涵，甚至有時過文字關也頗費力。不過，對錢鍾書先生的崇敬，由此在心底切實地升起。

我初次見到錢先生和他的夫人楊絳先生是在1977年。當時《文藝報》尚未復刊。我在《人民文學》雜志待了一段時間。為了支撐復刊不久的刊物，主編要我們千方百計多約些名家的稿子。

我先去求葉圣陶先生。編輯部就在葉老家對面，上班或下班前后，不時去看望他，慢慢熟悉起來。我磨到了葉老好幾篇大作，葉老還介紹我去向俞平伯先生求援。

有一次葉老從開明書店出版的《談藝錄》談到了錢先生。他問我為什么不去找錢鍾書，還有楊絳，我說一直想去拜訪他們，聽說錢先生正潛心巨制，不愿為報刊趕寫應時之作，去了怕碰釘子。

葉老聽了我的顧慮大笑著說：別怕碰釘子，他們待人很好，錢鍾書有學問，人也健談，拿不到稿子，聽他們聊聊也長見識。經葉老的鼓氣，我決定貿然去看望錢先生夫婦。

二

在一個金色秋天的下午，我來到三里河南沙溝他們的新居。來開門的是楊先生，當自我介紹并說明來意后，她微笑著輕聲叫我稍等，并很快將我引進客廳。只見客廳東頭書桌有人在伏案寫作，清瘦的臉，戴一副黑寬邊眼鏡，我知道這就是錢鍾書先生。

他抬頭見我站立著，連忙起身走過來：歡迎，歡迎！我在客廳西頭靠近楊先生書桌的一張沙發上坐下，楊先生給我一杯清茶，錢先生在我正對面的一張轉椅上坐下了。客廳寬大、明亮，秋陽投照在一排深黃色的書櫥上，色調和諧，給人以溫馨的感覺。

正當我端杯喝茶時，錢先生突然起身擺著手大聲地說：寫文章事今天不談。碰釘子我已有思想準備，但沒想到碰得這么快，這么干脆。

還是楊先生觀察細膩，見我有點局促，茶杯在手中欲放不下，便主動岔開話題，問我最近到過哪些地方，知道我剛從上海回來，便急切地問：見到巴金先生、柯靈先生沒有？他們身體好嗎？我將所見所聞一一告知，氣氛頓時活躍起來，錢先生的談興也上來了。

我靜心地聽他談，楊先生在一旁也聽著，偶爾插話。錢先生關心地問起了阿英先生身后的狀況。他那天所談，主要是中外文學史上一些名著和中國近現代文壇的趣事。跟隨他在書海遨游，他的飽學中西，使我大長見識，他的睿智、幽默、詼諧、風趣的談話，使我獲得少有的輕松和愉悅。

當室內陽光漸漸黯淡時，我才意識到該告辭了。作為一名編輯，在錢先生面前，初次，不，之后多次，我都是個不稱職者，我記不起從他和楊先生那里約到過哪篇大作，但是他們的談話對我素質修養的提高大有教益，對我具體的編輯業務也有許多寶貴的提示。

錢先生未必料到，初次聽他談話時，由于他多次憶及鄭振鐸先生，我才不忘次年鄭先生因公遇難二十周年之際為《文藝報》約請冰心先生寫了《追念振鐸》一文。事隔多年，還得補謝錢先生、楊先生二位。

三

初見錢先生之后一年多，與他們沒有聯系。有時很想再去請教，想到他正忙于《管錐編》的寫作，應酬也日益增多，不忍心打擾他們。沒想到體衰多病的錢先生還在惦記我這個晚輩新朋友。

1978年12月，我突然接到錢先生的信，信中說：“去秋承惠過快晤，后來，聽說您身體不好，極念。我年老多病，漸漸體貼到生病的味道，不像年輕時缺乏切身境界，對朋友健康不甚關心。奉勸你注意勞逸結合，雖然是句空話，心情是鄭重的。”

錢先生的這句“空話”，卻沉甸甸地流入我心底。雖然讀到他的信時我已康愈，但這遲到的問候卻給了我持久的溫暖。

錢先生和楊先生，平時極少交游，卻篤于情誼。每次見到他們，總詢問一些老友的安康，連小字輩也不放過，李健吾先生幼女和我在同一單位，她的工作、生活近況，時時是他們問起的話題。今春以來，我身體一直不好，可能錢先生他們又聽說了。

有次與楊先生通話，請她代向錢先生致候，正要放電話時，楊先生卻說：鍾書要和你說話。錢先生在電話中關照我：“注意身體，別丟了筆。”我只說了聲：“謝謝！”還能說些什么呢！

錢先生和楊先生性格各異，楊先生對人的親切初識就能明顯感受到，而錢先生待人的親切初識也不難細心體驗到，他們掛念著許多前輩、同輩、晚輩朋友，他們也為許多前輩、同輩、晚輩朋友掛念著。

十多年來，我同錢先生夫婦有著不間斷的往來。不頻繁，也不稀疏。或書信，或電話，或登門，在春天，在夏天，在秋天，在冬天。最初想去看他們，都是先寫信預約。記得1979年5月，錢先生訪美歸來，我寫信去，沒幾天就收到他的回信，告正集中“總結”，“暫勿枉駕，以免相左”。

之后，每次去看錢先生，都是電話同楊先生約，有時也有突然造訪的。時間一般在他們午休之后，有次我去西城開會，想起錢先生正在病中，午飯后去看望他。上樓時，發現才下午兩點，他們還在休息，便冒雨轉身返回報社了。

四

僅有一次，我是明知錢先生不情愿而硬著頭皮前往的。1985年，當時任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記者的林湄小姐來北京，很想采訪錢先生。林小姐在香港和北京采訪過大陸不少文壇名將，唯獨沒有機會見錢先生。她知道錢先生不愿接受記者采訪，便托我幫忙。

我將她的希望在電話中轉告了錢先生，錢先生警覺地說：這不分明是引蛇出洞嗎？謝謝她的好意，這次免了。

林小姐見難而上，非見不可。逼得我只好建議她采用“突然襲擊”的戰術，我怕錢先生生氣，當場讓客人下不了臺。原以為會先見到楊先生，求她疏通疏通。在我的印象里，楊先生比錢先生更隨和更好通融。偏不巧，開門先見到的是錢先生。

關于這次“突擊”，林小姐以《“甕中捉鱉”記》為題發表了專訪。不妨抄錄一段：

那天下午，我們這兩個不速之客突然出現在錢老家門口。一見面，錢老哈哈地說：“泰昌，你沒有引蛇出洞，又來甕中捉鱉了……”他見我是個陌生人，又是女性，沒有再說下去，便客氣地招呼我們就坐。說來奇怪，一見之下，錢老的這兩句，一下子改變了他在我腦海中設想的形象。他并非那樣冷傲，相反是如此幽默，和藹可親。

我是這場“捉鱉”戲的目睹者。林小姐單刀直入，搶先發起進攻，平時大聲談笑、旁若無人的錢先生用沉默來抵擋，在林小姐不斷的進攻下，他出現了窘態，最后只好無奈而又認真地一一回答。

關于《圍城》，林小姐問：“錢老，你自己是留學生，小說寫的也是留學生，那么小說里一定有你的影子！”

錢先生說：“沒有，是虛構的。當然，那要看你對虛構做何理解。我在另一部書里曾引康德的話‘知識必自經驗始，而不盡自經驗出’，說那句話也可以應用在文藝創作想象上。我認為這應該是評論家的常識。”

《圍城》中主人公讀過叔本華的著作，林記者借此又問：“錢老，您對哲學有精深研究，您認為叔本華的悲觀論可取嗎？”

錢先生微笑中又帶幾分嚴肅地回答：“人既然活著，就本能地要活得更好，更有意義。從這點說，悲觀也不完全可取。但是，懂得悲觀的人，至少可以說他是對生活有感受、發生疑問的人。有人混混沌沌，嘻嘻哈哈，也許還意識不到人生有可悲的方面呢。”

錢鍾書與楊絳在家中（20世紀80年代中期，筆者攝）

這臺“捉鱉”戲演了近一小時，此外還有不少精彩的答問。告別時，錢先生關照林小姐，若要發表他的所談，務必先寄給他看看。據知，林小姐寫的這篇專訪，是在錢先生過目認可后才發表的。事后我也沒有聽到過錢先生對這次被“捉”的任何不快的話。這次采訪的順利，給我觸動不少，使我加深了對錢先生為人的了解，更多地看到了他通情達理的一面。

五

其實，錢先生待人和藹可親，處事通情達理，我是早有實際感受的。1980年，我陪香港書評專欄作家黃俊東先生去看望錢先生，記得黃先生也是臨時有空，來不及事先與他們相約。

也許黃先生的木訥寡言，引起了錢先生的同情，我們一出現在錢宅門口，就受到了錢氏夫婦禮遇招待。黃先生寫過有關錢先生的文章，但他那天純粹是對仰慕已久的一位大名人的拜望，沒有問及任何寫作上的問題。彼此心情是松弛的，交談也是輕松的。

臨了黃先生提出，想替錢先生夫婦拍照，錢先生欣然同意，并主動提出與在場的人合影留念。這使我感到有點意外。錢先生平素是很不情愿朋友們尤其是新聞界為他拍照的，常開玩笑說，人長得又不好看，有什么可拍的？

我當時認識他有兩三年了，也才是第一次有機會和他們合影。稍后幾年，也就是在他的客廳里，我聽他在電話中多次拒絕國內外報紙想為他拍照的請求：“人都老了，有什么可照的！”

日常生活中的錢先生，在待人接物時，往往呈現出的正是這樣不甚和諧的狀態：有誠誠懇懇、客客氣氣的推卻，有似乎不近情理的拒絕，有勉強同意的接待，有熱情的、興致勃勃的交談。

不同的人，不同的場合，同一人，在不同的事情上，會受到他不同的接待，自然對錢鍾書也會產生各種不同的印象。

錢鍾書是一位淡漠譽毀的人，古人云：“譽不喜而毀不怒。”錢鍾書也是人，他不可能對譽毀全然無動于衷。他的人生哲學反對的只是自己不應得到的“過譽”“過福”。他常說：“福過災生，譽過謗至——這是辯證法的規律。”適度的稱贊他不僅能接受，往往還會引出他的幾分得意的微笑。

據我對錢先生的粗疏了解，坦率地說，我不認為他能做到“譽不喜而毀不怒”，但至少可以說他做到了“譽不大喜而毀不甚怒”。錢鍾書能有毅力地甚或帶有某種自我抑制地去堅持這樣做，并不比他寫出《圍城》《談藝錄》等巨著容易。

十三年前，我初次見到錢先生和楊先生，是在金色的秋天。此后幾次記憶深刻的交往也多在金色的秋天。我曾請錢先生題詞，他為我書寫了一首題為《秋心》的舊作律詩，內有一聯是：“勞魂役夢頻推枕，懷遠傷高更倚欄。”

筆者喜獲錢鍾書墨寶（1980年）

友人托我請錢先生在畫上題字，他寫了有關秋菊的兩句古語。我發現錢先生對秋天懷有特殊的喜愛。錢先生留給我的高潔而親切的印象與我對秋天的感覺又那么吻合。我難忘在金色秋天里的錢鍾書夫婦。

附記：此文刊于1990年12月2日《新民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