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卡脖子”！清華“學霸”，又干出一個世界第一！

吃飽飯了，怎么能不拿第一？

今天，人人都離不開手機拍照，離不開手機拍照，也就是離不開CMOS圖像傳感器。

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在這顆芯片上只能做量、做低端，越往高端越難。

但現在，這種局面也不復存在了。現在，中國企業已稱霸中低端CIS芯片市場，并且加速沖向高端市場。那么，從何時開始，我們不需要看西方臉色，突破了“卡脖子”做到世界第一呢？

趙立新小的時候，還是個每天在課余時間和父親一起組裝自行車的少年。那個時候，他對于“精密制造”的最初理解，來自一雙沾滿油污卻無比穩定的手。

他的父親，一個從孤兒院走出來的野生工匠，即使沒有受過系統教育，也擁有看一眼電動機就能徒手造出來的天賦。

在父子倆配合下，30塊錢組裝出來的自行車，成為了那個貧寒家庭的生計來源，也成為了趙立新性格中矛盾統一體的起點。

父親的教誨：“吃飽了飯，怎么能不考第一？”

這不僅是對成績的要求，更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工匠自尊——不僅要活下去，還得活得最漂亮。父親一輩子為了生計，做生意雖然從不讓家人挨餓，卻也只敢做零風險的事，最終得到的也是零回報。

這成了趙立新心中最大的“反面教材”。他繼承了父親在1985年就能拿下全國青少年創新發明一等獎的那雙靈巧的手，更繼承了那種打磨一套模具都要做到極致的耐心，但在人生算法上，他給自己設定了截然不同的參數：“10倍的風險，意味著100倍的回報。”

所以，哪怕已經被保送到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哪怕后來已經在新加坡特許半導體、美國硅谷ESS這樣的國際平臺上拿著安穩高薪，甚至把刻蝕、電路設計、測試等所有芯片工序都摸得門兒清，他依然覺得“不安全”。

這種不安全感，來源于沒有掌控命運的風險。于是，當2000年夏普那臺只有11萬像素的拍照手機出世，趙立新敏銳地嗅到了暴風雨前的氣息——手機不僅是通訊工具，它即將成為人的“電子眼”。

帶著十多項技術專利和從高中同學、師兄那里湊來的第一桶金，他在2003年一頭扎進了上海張江的一個簡易工棚里。

桌子上爬滿螞蟻，他和團隊每天開工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這些不速之客。那時的他可能沒想到，這家在“蟲堆”里誕生的公司，二十年后會在全球市場上與那些如同大象般的巨頭搏殺。

創業初期，為了在這個極度燒錢的領域撬動杠桿，他用“格科微出設計，中芯國際出錢建產線”的模式借雞生蛋。

最初沖刺高端圖像傳感器，路走不通。轉行做基帶芯片，又撞了南墻。甚至公司最核心的數據庫曾被信任的員工竊取，對方轉頭融了幾百萬美元變成了競爭對手。

那一刻，格科微的賬面上只剩下200元人民幣，在遍地是黃金也遍地是陷阱的深圳，這個數字甚至不夠請投資人吃一頓像樣的晚飯。

那種絕望，是連競爭對手都覺得“沒必要打了”。國際巨頭為了絞殺這個新生的對手，將庫存芯片按“斤”甩賣，直接把市場打成了賣得越多虧得越慘的血海。趙立新對妻子說出的那句“輸了咱就不玩了”，是賭上全部身家后的背水一戰。

但他身上那股修自行車的“手藝勁兒”救了他。既然高端暫時攻不下來，那就蹲下去。當巨頭們都在盯著200萬、500萬像素的高地時，他把目光瞄準了30萬像素的洼地。

為了活命，他帶著團隊在實驗室里沒日沒夜地熬，硬是將一項名為“三晶體管”的關鍵工藝從理論變成了量產現實。

這不是簡單的降級打擊，而是一場良率的血戰。公司研發總監李杰記憶猶新，在沖擊200萬像素產品時，第一片晶圓上的2000顆芯片，合格的只有一顆，良率低到令人發指的0.05%。

這意味著每生產一片都在瘋狂燒錢。

如果是普通的生意人，早就止損離場了。但趙立新是那個會親手打模具的工匠之子。他不像一般CEO那樣只看報表，而是帶頭扎進技術細節，調整電路設計，改良工藝流程，一遍遍地“打磨模具”。

奇跡真的發生了——良率最終被拉升到了95%以上。

更可怕的是，通過這種極致的工藝壓榨，格科微做出來的芯片，成本比對手低了35%-50%，性能反而提升了40%。

當這款產品沖入市場，配合著國內山寨機和中低端智能機爆發的浪潮，格科微瞬間化身那個時代的“價格屠夫”，在30萬像素這個細分領域做到了“寸草不生”，硬生生從巨頭的絞殺中殺出了一條血路。

2020年，格科微的CMOS圖像傳感器出貨量已經突破20億顆，站在了世界出貨量第一的位置。

如果只看數量，這已經是中國科技企業的高光時刻。但在趙立新的心里，這個“第一”燙手且刺眼。他非常清楚，這個“出貨量之王”的皇冠，是由無數低端芯片堆砌起來的。

論銷售額，格科微只能排在世界第四。論利潤和話語權，更是與拿走了高端市場半壁江山的索尼有著天壤之別。當年，索尼靠著不到格科微一半的出貨量，拿走了數倍于格科微的營收。

這就是“大”與“強”的區別，是“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跨越中最痛苦的一道坎。在這個行業，量大并不意味著護城河深，反而可能意味著更容易被替代。

那個父親口中“吃飽飯要拿第一”的聲音，再一次在趙立新耳邊回響。只是這一次，“第一”的定義變了——不再是賣得最多，而是要在那塊只有指甲蓋大小的硅片上，刻出最高的價值。

2021年，格科微登陸科創板，募集的35.93億元資金沒有用來做營銷，而是幾乎全部砸向了一個極為大膽的戰略轉型：從單純只做設計的Fabless模式，轉向自建產線與代工相結合的Fab-Lite模式。

在外界看來，這又是一次“違背祖訓”的冒險。全球半導體分工明確，設計公司搞重資產的制造，往往是費力不討好的苦差事。

但趙立新看得很透：要想做高端，光靠設計圖紙是不夠的，必須把手伸進微觀的制造工藝里。如果沒有自己的產線，很多創新的像素結構設計在代工廠那里根本無法落地，或者迭代周期會被無限拉長。

臨港工廠的建設，就是為了給格科微那顆研發了十年的GalaxyCell0.7μm工藝心臟找一副強壯的軀體。這不僅僅是為了提升像素，更是為了從底層打破國外在制造工藝上的壟斷。

今年9月，非洲手機之王傳音的新機InfinixNote50上市，隨后是vivoY500，還有華為Nova13系列、OPPOReno12海外版……

這些名字不僅代表著巨大的出貨量，更傳遞出一個關鍵信號：國產中高端機型的主攝位置，不再被索尼和三星壟斷，格科微那顆5000萬像素的傳感器終于擠進了這一核心俱樂部。

當2025年前三季度的財報發布時，營收同比上漲25.66%只是表象，真正讓行業震動的是內部結構的劇變：1300萬像素以上的高階產品收入達到10億元，尤其是從第二季度開始，高像素產品的貢獻率穩定超過了四成。

這意味著，格科微終于甩掉了“低端代名詞”的帽子，開始用技術溢價賺錢。

這個時間節點選得極為微妙且精準。從全球視角看，這并非是一個普漲的時代。根據TrendForce和Omdia的數據，全球手機攝像頭需求總量其實在萎縮，單機搭載數量也在下降。

在一個縮量市場里，唯有像格科微這樣，能提供更高分辨率、更低功耗、更具性價比解決方案的廠商，才能在存量博弈中搶到食。

而且，趙立新的野心已經不止于手機。當特斯拉和蔚小理滿街跑的時候，汽車成為了帶著輪子的“超級手機”。格科微已經打通了車規級產品的封裝工藝，開始將觸角伸向那個對安全性、暗態表現要求更苛刻的車載傳感器領域。

無論是美國格羅方德通過授權40納米制程給中國代工來適應“本地化”交付，還是豪威推出針對汽車的800萬像素新品，都印證了這個賽道的火熱。而這一次，手握臨港工廠制造能力的格科微，不再是被動的追隨者，而是成了具備在地化交付優勢的重量級玩家。

22年前，那個盯著桌上螞蟻的年輕人，大概也沒想到公司能活這么久。當初他想著“兩三年就上市或者死掉”，結果卻是在九死一生中，把一家公司熬成了行業的常青樹。

從當初的清華EE85同學，到現在的公司高管，那一批最初的創業伙伴依然聚在一起。

趙立新說，30億美元的營收目標就在不遠處。但這或許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當那些刻著“Designed&ManufacturedinChina”的高端芯片，像當年的自行車一樣，不僅組裝起了中國手機的視覺神經，更開始在那輛通往全球科技頂峰的列車上，搶到了屬于自己的頭等艙席位——這才是那個曾經在自行車攤邊做夢的少年，對父親教誨最完美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