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對抗大陸，李登輝、陳水扁之流，如何給日本右翼政客"合法"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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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已成為國際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共識。在此背景下，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要想操縱他國政治家來拓展所謂“國際生存空間”進而實現“臺獨”，“金錢開道”便成為重要手段。

換言之，在李登輝和陳水扁看來，只有用“銀彈”才能沖破國際“藩籬”。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的“金錢外交”，是通過“秘密”和“公開”兩個渠道雙管齊下進行的。

1、以普通國會議員為對象的“銀彈外交”

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金錢外交”的本事早就聞名國際。日本是法治國家，1993年還制定了嚴格的《政治資金規正法》。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的“金錢外交”做得干凈利落并有“成效”，主要得力于隱蔽式“金錢外交”的實施，即設立了多個秘密“專案基金”以供揮霍。他們以日美等國政界和軍界有影響力的人物為對象，以金錢、美色等為手段，秘密開展“院外活動”和培植“親臺”勢力。因做法隱蔽，一時難為外人知曉。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這是一種變相的政治捐款。為了規避《政治資金規正法》，不給“臺灣幫”或“臺灣的友人”造成困擾，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的政治捐款均迂回進行。諸如，由“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購買國會議員募款聚餐會的入場券；通過在日臺資企業提供政治獻金；為赴臺政客提供招待費等。

而臺灣方面還很“善解人意”，不向收受者索要收據即不留下證據，這一手也是日方人員覺得“最有魅力之處”。以購買議員的募款聚餐券為例。

日本國會議員一般一年舉行一兩次籌款晚會，哪怕是一般的國會議員，“亞東關系協會”買起人場券來，每次都是一出手就是50萬或100萬日元（這在20年前不是小數目)，以致給日本的政治家們留下“臺灣的錢似乎多得用不完”之印象。

在金錢作用下，本來就是“臺灣幫”的國會議員更加“親臺”，而“腳踩兩只船”的國會議員，甚至原本對華友好的國會議員，也都被來自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的“銀彈”擊中而“轉向”。

很多議員的秘書事后披露了這方面的內幕。

諸如，“我們定期被邀請到銀座吃喝，…出門時還能拿到禮物。這就是亞東關系協會的派頭。自然，大家就同他們親密起來了，怎么也不會對北京有興趣了”；“精力充沛的年輕議員只要去了一次臺灣，就能變成‘臺灣幫’”；一國會議員說：“臺灣太好了，還想再去”；“如果直接從臺灣當局拿錢，就會觸犯《政治資金規正法》。

所以，一般不是直接交易，而是迂回進行的”；“許多自民黨議員都從臺灣當局在東京的派出機構亞東關系協會拿到捐款。我們這里有什么要求的話，亞東關系協會是很當回事的，可以說是相當關照的”；“目前，除了共產黨和社民黨外，幾乎所有政黨都拿到過這類資金”；特別是派系林立的自民黨內的小派系一水田派（中川一郎）、船田派（船田元）等，因為“常為資金發愁，很容易用金錢打動他們”，所以“越是小派系，臺灣的游說活動越容易進行”。

現在日本自民黨青年局每年都組織年輕議員赴臺訪問，以便建立更緊密的關系，這些年輕國會議員所以去一次臺灣就會馬上加入“臺灣幫”，甚至發出“臺灣太好了，還想再去”的慨嘆，就是因為臺灣有“讓日本的政治家心動的特權和樂趣。”

至此我們也就明白了，愿意去臺灣的日本國會議員如此之多，“但是表示想去北京的自民黨議員可以說一個都沒有”的主要原因，原來如此。

換言之，日本國會議員想加入“臺灣幫”者所以源源不絕，有些是基于意識形態立場，但多數還是“私欲”和“私利”驅動所致。恰如原“青嵐會”的一位資深秘書所說：“如果沒有某種回報的話，誰也不會為臺灣出力的。”

至于這些普通國會議員在深化日臺關系方面的作用，臺灣學者李中邦有過一段精當的論述。他說：

“因為臺灣有求于日本者多，遂在臺日投資和貿易上放出大量利權，這就成為日本議員籌措選舉資金的絕佳管道。一遇有經濟利益擺在面前，日本‘臺灣幫'就會列隊垂涎臺灣的錢。至于臺灣當局委托的事，辦得成就辦，辦不成就賴說‘親中派'阻擾或外務省太在乎中國。進可攻、退可守，穩賺不賠。…他們出一張嘴，我們撒一大堆錢，這樣的代價值得嗎？他們是臺日接近真正的大贏家。”

2、以實力派官僚政客為對象的“銀彈外交”

日本政壇一直流行著這樣一種說法和看法，“臺北認為，只要是有實力的人，誰都可以。臺北是絕不以沒有實力的人為對象的。”

據2002年三四月間曝光的臺灣“國安局”幾個機密文件顯示，為拉攏這些“有實力的人”為其服務，從1994年起李登輝和陳水扁當局不惜血本設立多個秘密“專案基金”，大搞對日“金錢外交”。在“701專案基金”、“331專案基金”等諸多“專案基金”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利用“奉天專案基金”35億元新臺幣的龐大利息設立的“明德專案基金”。該“專案基金”主要用于在日美兩國的政界、軍界、情治部門培植“親臺”勢力，以建立臺日美三方秘密合作機制。

該小組由臺日美三方人員組成，每年定期舉行兩三次會議。具體負責與日本聯絡的“特使”，是與日本商界有廣泛聯系的臺灣運輸機械公司董事長彭榮次（化名“彭誠”）。在彭榮次和臺灣駐日人員的大肆活動下，很多日本政要受賄于“明德專案基金”，有的甚至在卸任后干脆加入“明德小組”。日方人員以自民黨右派人物為主，其中包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和森喜朗、前防衛廳事務次官秋山昌廣、前日本北部方面指揮官志方俊之、前內閣情報調查室室長大森義夫等政界、軍界、情治部門“有實力的人”。

他們在接受賄賂后，均為當年的臺灣當局作出了“重要貢獻”。

2004年2月27日，香港《星島日報》又曝光一份臺灣“國安局”絕密文件，將臺灣當局動用重金收買日美兩國高官黑幕公諸于光天化日之下，引發轟動一時的“國安密賬案”。

這次曝光使很多日本政客原形畢露，也使人們恍然大悟為什么這些人在推動李登輝訪日等一系列“親臺挺獨”行動中沖鋒陷陣、不遺余力了。

這些人包括：首相輔佐官岡本行夫、外務省審議官加藤良三、前運輸大臣龜井善之、眾議員小池百合子、參議員椎名素夫、防衛廳顧問佐久間一、海上幕僚長夏川和也、預備役中將小西岑生、內閣情報調查室室長杉田和博、前駐南斯拉夫臨時大使中村義博、政論家日高義樹、東京大學教授若林正丈等。臺灣當局投在他們身上的金錢可謂不惜血本。

例如，接待岡本行夫6次花費的71.4萬元新臺幣和14萬美元、接待椎名素夫4次花費的55.5萬元新臺幣、接待日高義樹5次花費的34.7萬元新臺幣等，均由“明德專案基金”支付（包括在臺期間的游覽、宴請等各項費用）。

而專門報銷送禮費用的“906專案基金”，僅1997年至2000年間就向日本政要送禮6次，支付費用多達103.9396萬元新臺幣。此外，還分別向椎名素夫、若林正丈等人提供一次性所謂“委托研究”補助費550萬元新臺幣和100萬元新臺幣。個別人還借赴大陸訪問，充當起臺灣當局的間諜。岡本行夫1998年一年中5次赴臺，向李登輝當局通報了兩次訪問大陸和參加舊金山“日美安保會議”獲得的相關情報，其中一次訪問大陸的費用即由臺灣“國安局”核銷。

下面，就主要以橋本龍太郎、秋山昌廣、小池百合子三人為例，管窺臺灣當局“金錢外交”的效力。

1996年所謂“臺海危機”期間，彭榮次遵李登輝之命，請求時任日本首相的橋本龍太郎敦促美國政府派軍艦“保衛臺灣”。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事后透露，橋本首相曾派密使游說克林頓總統，危言聳聽稱臺灣“岌岌可危”，催其趕快派兵“保臺”。

為了讓美方感到事態“嚴重緊迫”，刺激美方立即采取行動，橋本竟要挾克林頓說：“如果美國不保臺，日本不是向中國投降，就是立即核武化。”

3、“臺海危機”日本如何推波助瀾？

不愿看到日本采取其中任何一種行動的克林頓總統，這才命令“尼米茲號”和“獨立號”兩艘航母開赴臺海附近。美方將這一消息告知橋本，橋本又指示參加“明德小組”的日方人員志方俊之轉告臺灣當局。橋本首相的敦促使“臺海危機”陡然升級，也使李登輝為首的“臺獨”勢力從中看到了“希望”。

所謂“臺海危機”化解后，橋本內閣又積極推動并迅速與克林頓政府簽署了《日美安保宣言》(1996年)、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1997年)等，將臺灣納入日美安保體制確定的“周邊范圍”。

橋本龍太郎在1998年7月卸去首相職務后，臺灣當局基于他“是日本重量級政治人物，…在日本政壇仍有不可忽視之影響力，若能參加本機制，可大幅度提升本機制之政治作用”之考慮，在美國前駐日大使阿馬科斯（代號“A”)和日本參議員椎名素夫（代號“S”)的幫助下，將橋本龍太郎正式拉入“明德小組”。

作為回報，橋本于1999年歲末收到了彭榮次等人專程送來的1萬美元禮券和其他“年終厚禮”。

2002年3月25日，香港《星島日報》將所獲臺灣“國安局”1999年12月15日擬制的一份“極機密”文件公諸于世。該文件顯示，秋山昌廣在擔任橋本內閣防衛廳防衛局長、防衛廳事務次官期間，曾積極推動了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簽署和通過，“是美日安保方針順利通過之關鍵人物”。

1997年年底，秋山因防衛廳內部發生貪瀆案件而引咎辭職。李登輝為了向這位為美日安保和臺日關系作出“卓越貢獻”的“真正友人”表達“念舊情誼”，特別指示“明德小組”出資10萬美元供其赴美國哈佛大學研修兩年。

為掩人耳目，這筆錢先分兩筆捐給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S)，然后由該“中心”轉交給最終收受人。這既是對秋山昌廣的“前功”表示感謝，也是為日后“再度合作”做鋪墊。

小池百合子是“臺灣幫”中的新生代政治家、眾議員、“阿拉伯通”，官至環境大臣，還一度參加過首相競選。

小池百合子曾多次赴臺，每次都要與李登輝單獨會晤，還應邀參加了李登輝的金婚招待會，與李登輝和臺灣當局的關系由此可見一斑。后來曝光的“國安密賬”中，“明德專案”文件里就屢現其名。據“國安密賬”絕密文件顯示，為了拉攏這位在日本政壇嶄露頭角、頗富魅力的“端莊的日本女人”，李登輝不僅先后5次指示“國安局”由“明德15號”專案基金為她報銷在臺一切支出，而且每逢小池連任和升遷，都會獻上數額不等的祝賀禮金。

1998年，李登輝向赴臺訪問的小池提供金錢4000美元和11.8萬元新臺幣。1999年，李登輝除向兩次赴臺訪問的小池提供金錢6000美元和23.5萬元新臺幣外，10月派人攜帶1.75萬美元和18萬元新臺幣赴日祝賀小池出任經濟企劃廳政務次官，12月又派人向小池獻上一塊價值2萬美元的高級女表作為“年終厚禮”。

李登輝向小池百合子頻頻獻金送禮，終于在2001年有了回報。在李登輝以“治病”為由向日本政府提出入境申請遭到強烈反對的關鍵時刻，“知恩圖報”的小池立即聯絡60多名國會議員向森喜朗內閣施壓，終于使李登輝訪日陰謀得逞。李登輝為了向小池表達感激之情，不僅于抵達大阪當晚迫不及待地會見了她，而且再次向這位日本女政治家表達了自己“22歲前是日本人”的“肺腑之言”。

以上不難看出，與把金錢撒在普通議員身上效果微乎其微不同，李登輝向日本政要“慷慨解囊”，的確換來了日本“有實力的人”的回報。1996年“成功”敦促美國政府出動航母、1997年“成功”將臺灣納入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2001年“成功”使李登輝“夢圓日本”等，收受臺灣當局賄賂的橋本龍太郎、秋山昌廣、小池百合子等人就分別發揮了關鍵作用。

所以民進黨上臺后，繼續用這筆龐大的秘密“專案基金”開展對日“金錢外交”。“國安密賬”曝光后，李登輝和陳水扁對媒體表示，動用這筆巨款是為了“國家”。李登輝說的更直接：“1996年如果不動用這些秘密資金”，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怎么會將臺灣納入保衛范圍，“怎么會協助我們度過臺海危機呢？”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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