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的第二年，安祿山就死了，為何安史之亂會持續八年之久？

公元 755 年冬，幽州鐵騎驟然南下，撕裂了大唐盛世的表象。

這場由安祿山發動的軍事叛亂，最終演變為歷時八載的全國性戰亂，成為唐王朝由鼎盛走向衰落的轉折點。

值得深思的是，叛亂首倡者安祿山在起兵僅十四個月后便死于非命，按照常理，首領一死，群龍無首的叛軍本該樹倒猢猻散，可這場戰爭卻依舊延續了六年有余。

為何會如此呢？且聽我細細道來。

天寶時期的大唐，正處在開元盛世的余暉之中。長安城的朱雀大街上車水馬龍，東西方的商旅在此匯聚，帝國的版圖空前遼闊。

只是表面的繁榮之下，深層次的危機早已悄然滋生。

唐玄宗執政后期，逐漸從勵精圖治轉向沉湎享樂，楊貴妃的溫柔鄉消磨了這位曾經英明君主的銳氣，朝政則先后落入李林甫、楊國忠等權臣之手。

他們排斥異己，貪污腐化，使得唐王朝的官僚體系日益腐朽，社會矛盾不斷積累。

為應對邊疆威脅，唐朝設立了節度使制度，這些邊疆大吏最初僅掌兵權，后逐漸兼領行政與財權，成為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的地方實力派。

到天寶年間，十大節度使已然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其中安祿山一人竟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擁兵近二十萬，控制著帝國東北的半壁江山，為日后的叛亂埋下了嚴重隱患。

安祿山這位出身營州的粟特胡人，憑借其過人的精明與鉆營能力，一步步攀登到權力的高峰。

在獲得唐玄宗的極度信任后，安祿山利用三鎮節度使的身份，大力擴充軍隊，選拔親信，囤積糧草，打造兵器，將范陽等地經營成獨立王國。

與此同時，他敏銳地察覺到唐朝內部的腐朽與虛弱，內地軍備廢弛，中央軍戰斗力低下，這讓他看到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性。

755 年十一月，安祿山以 "討伐楊國忠，清除君側" 為名，在范陽起兵反叛。十五萬大軍如同決堤的洪水，迅速向南推進。

由于唐朝內地長期無戰事，武備松弛，叛軍幾乎未遇有效抵抗，僅用三十四天便攻陷東都洛陽。次年正月，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國號 "大燕"。

唐玄宗晚年的昏庸決策應對堪稱災難級別，他聽信讒言，錯殺名將封常清、高仙芝，又強令老將哥舒翰出關決戰。

哥舒翰無奈之下只能領兵出戰，結果中了叛軍的埋伏，全軍覆沒，潼關失守，直接錯失了早期平叛的最佳時機。

潼關失守長安門戶洞開，唐玄宗被迫倉皇西逃。行至馬嵬驛，憤怒的禁軍將士發動兵變，誅殺楊國忠，迫使唐玄宗縊殺楊貴妃，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 "馬嵬驛之變"。

在此之際，唐玄宗繼續西逃四川，太子李亨則在靈武即位，是為唐肅宗，遙尊玄宗為太上皇，形成兩個權力中心，嚴重影響了平叛指揮的統一性。

李亨為了建功，急功近利收復二京，對將領的猜忌，導致軍事指揮上的混亂，錯失了多次平叛良機。

叛軍氣勢如虹之際，其內部卻發生分裂。安祿山因長期酗酒縱欲，身體早已垮掉，起兵后不久便患上眼疾，最終雙目失明。

病痛的折磨使他性情變得異常暴虐，動輒鞭撻殺戮近臣，導致人心惶惶。

其子安慶緒與大臣嚴莊、宦官李豬兒等人不堪忍受，于正月初五夜將安祿山刺殺于洛陽宮中。

這位曾經不可一世的梟雄，最終死于自己最信任的兒子和近侍之手，尸體被草草掩埋于床下，結局凄慘。

安祿山之死本應成為唐朝平叛的轉機，可是“安史叛軍”卻并沒有因此走向覆滅，反而一直在折騰。

畢竟安祿山在范陽經營多年，培植了大量親信勢力，叛軍的主力都是長期跟隨他的胡人騎兵和漢人邊軍精銳，還有著豐富的作戰經驗，戰斗力遠超唐朝的中央禁軍和地方軍隊，且對叛軍集團有較強的歸屬感，這也是叛軍能長期對抗唐朝的重要基礎。

后來即便安慶緒繼位威望不足，無法有效掌控叛軍各部。尤其是手握重兵的史思明，根本不服從安慶緒的號令，甚至一度降唐，半年后又再次反叛。

史思明殺了安慶緒自立為帝；可史思明最終也沒能善終，又被自己的兒子史朝義所殺，史朝義接過叛亂大旗繼續對抗唐朝。

叛軍首領換了一茬又一茬，但每一次權力交替都相對順暢，核心力量并未遭到毀滅性打擊，使得唐軍在收復長安、洛陽后，無法迅速平定叛亂，雙方陷入了漫長的拉鋸戰。

為何河北地區能夠源源不斷地為叛亂提供兵源和支持？那是因為安史之亂表面上是安祿山的個人叛亂，實則是河朔地方勢力對大唐的集體性反叛。

自西魏北周以來，關隴軍事貴族集團壟斷了朝廷要職。唐朝建立后，這一格局并未改變，河北地區的士人無論多優秀，都難以進入權力核心。

大量河北寒門士子只能通過邊塞軍功尋求出路。唐代眾多邊塞詩人的出現并非偶然，高適、岑參等人早年都曾游歷邊塞，正是科舉無門后的無奈選擇。

這些河北士人對關隴集團壟斷朝政早已不滿，他們不斷鼓動安祿山起兵，視其為改變命運的機會。安祿山的叛軍中，有大量這樣的河北文人擔任謀士和官員。

經濟上的壓迫同樣深重，唐朝建立一直奉行的是“關中本位政策”，河北地區胡漢雜居，與關中文化存在隔閡。

河北本是唐朝賦稅重地，但土地兼并嚴重，大量農民失去土地。而朝廷對河北的剝削從未減輕，部分底層百姓對朝廷早已心生不滿，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叛軍提供了生存土壤。

當安祿山起兵時，他打的旗號之一正是“清君側，誅楊國忠”，這面旗幟巧妙地將河北地方利益與朝廷內部矛盾結合起來。

因此，安史之亂平定之后，當地人民還把安祿山，史思明供為二圣，建立祠堂祭祀。 這種民間記憶的延續，昭示著河北與朝廷之間那道難以彌合的裂痕。

事實也確實如此，為平定叛亂，唐朝不得不對各地節度使做出巨大妥協，形成了 "河朔三鎮" 等割據勢力，直到唐朝滅亡的時候，也沒能實際控制河北。

公元763年正月，窮途末路的史朝義在溫泉柵林中自縊。當他的首級被快馬送往長安時，持續八年的安史之亂終于畫上句號。

二京城內，曾經繁華的街市已是斷壁殘垣；黃河南北，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曾經“小邑猶藏萬家室”的開元盛世，一去不復返。

這場叛亂最深刻的教訓或許是：當一個政權與其疆域內某一重要區域的人民利益嚴重背離時，即便鎮壓了第一個叛亂者，燎原之火仍會從灰燼中不斷復燃。

安祿山的死亡沒有終結安史之亂，因為真正的叛變者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被長期忽視的群體，一片被長期剝奪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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