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出版行業正經歷一場靜默的轉型,其核心驅動力并非知識的傳播效率,而是出版集團穩固的利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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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期刊通過向大學圖書館收取巨額訂閱費獲利,這些費用連年上漲,已令全球科研機構不堪重負。作為回應,“開放獲取”模式被提倡,即作者或其所屬機構支付文章處理費,使論文一經發表即可供所有人免費閱讀。然而,這一旨在打破知識壁壘的變革,并未撼動大型出版商的地位,反而為其開辟了更穩定、且由科研經費直接支付的收入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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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出版集團旗下的《自然-通訊》為例,這是一本涵蓋多學科的開放獲取期刊,其向每篇接受發表的論文收取的費用高達5,290美元。
根據最新統計數據,僅2023年上半年,中國研究人員在該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已位居全球第一。據估算,為發表這些論文,中國大學與研究機構需支付的發表費用總額累計超過1.3億元人民幣。這筆巨額資金,絕大部分流入了國際出版集團的賬戶,構成了其“雙重收費”模式的一部分:在向讀者端收取訂閱費的同時,又從作者端收取發表費。
出版商的利潤建立在學術界根深蒂固的“不發表即滅亡”文化之上。研究人員的職業晉升、項目資助乃至機構排名,幾乎完全依賴于在高影響力期刊上發表論文。而期刊的“影響力”由其影響因子量化,這是一個基于論文被引用次數的指標,其計算與控制權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出版商手中,形成了一個自循環的游戲。
出版商通過旗下期刊網絡控制著科研成果的認證與傳播渠道,而科研人員為了職業生存,不得不將政府資助或機構劃撥的寶貴研究經費,源源不斷地用于支付高昂的發表費。
整個過程,從同行評議到最終的出版,其核心勞動——研究與審稿——均由學術界志愿者無償承擔,出版商則主要承擔協調與平臺維護職能。這種模式使得少數幾家國際出版集團能夠常年維持高達30%至40%的利潤率,這一利潤率水平甚至超過了許多頂尖科技公司,其代價則是全球公共科研資金的持續外流。
這場“詐騙”的隱蔽性在于其所有交易都穿著“促進科學開放”的正當外衣。開放獲取的初衷是美好的,但現行的“文章處理費”模式并未降低科學傳播的總成本,只是將負擔從圖書館的訂閱預算轉移到了研究團隊的課題預算。
對于中國、印度等新興科研大國而言,其快速增長的論文產出,正轉化為對國際出版商業績的顯著貢獻。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科研機構仍需要為訪問那些未采用開放獲取模式的頂級期刊支付天價訂閱費。
學術出版市場缺乏真正的競爭與價格彈性,因為作者選擇期刊的依據是聲譽而非成本,而期刊聲譽經過數十年積累已形成近乎壟斷的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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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公共資金資助產生的科研成果,其所有權被轉讓給出版商,而學術界為了使用自己的成果,不得不再次付費。這一循環確保了無論科研經費如何波動,作為知識守門人的出版商都能確保其穩定且豐厚的收益,而知識本身公共產品的屬性則在商業邏輯中被持續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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