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一輩子不看電視，去世前一年問兒子：買個電視機貴不貴啊？

1985年4月，北京友誼賓館的學術沙龍格外熱鬧。國內剛剛掀起“彩電熱”，科學界的記者忍不住問座上最年長的嘉賓：“錢老，您家是不是也添了一臺彩電？”話音剛落，會場微微一靜。錢學森推了推眼鏡，笑答：“沒有，我忙得很，也習慣了看書、聽廣播。”幾句平淡，卻讓在場年輕人嘀咕——當年全國彩電保有量已突破兩千萬臺，這位“中國導彈之父”竟然一臺未置。

那股“不看電視”的堅持，并非刻意為之。早在1941年，錢學森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從事噴氣推進研究，實驗室晝夜運轉，回到住處他只想捧本專業期刊，對著臺燈劃線做筆記。久而久之，視覺注意力只愿停留在文字和數據上，熒屏喧鬧成了他刻意遠離的“干擾源”。回國后，航天工業從零起步，資料稀缺，他更不肯讓分秒被連續劇和廣告瓜分。

時間推到1996年。85歲的錢學森在解放軍總醫院接受體檢，診斷結果寫得直白：嚴重骨質疏松，醫生建議長期臥床休養。從那以后，他離開了那間堆滿圖紙的辦公室，回到香山腳下的住宅。書桌換成可移動的小桌板，上面總是摞著《科技日報》《參考消息》和新印出的學術論文。白天翻報紙，夜里打開紅色小收音機收聽新聞聯播，是他維系與外界信息通道的兩條“線”。

進入新世紀后，收音機仍舊陪伴在枕邊。但聽力的減退讓他抓不住主持人高頻的女聲，他不得不將音量一格格擰大，屋里人遠遠就能聽見嘈雜電流聲。“聲太散，聽不真切。”他搖頭自語。這樣熬到2008年，北京刮起入冬的北風，97歲的老人終于作出一個讓家人意外的決定。

2008年11月傍晚，他指著墻角對兒子錢永剛輕聲說：“支個電視行不行？多少錢？貴不貴啊？”短短一句，音量不高，卻像驚雷砸在家人心口。兒子愣了三秒，趕忙答道：“別算錢，肯定行！”隨后跑去中關村挑了一臺帶大尺寸屏幕的液晶電視，又特意配置無線耳機，想著讓父親聽得清一點。

電視安裝好那天，新聞聯播剛開始。鏡頭切換到神七返回艙落地現場，火星濺起的黃塵在屏幕里格外鮮亮。錢學森盯住畫面，眼神跟著旗幟移動，沒說話。旁人都知道，對他而言，畫面比聲音更重要；即便聽不清主持人的播報，遠景、近景與字幕也足夠構成他解讀國家動向的“視覺密碼”。

除了每天七點的新聞，他對體育比賽也來勁。2009年7月，在喀山舉行的世界游泳錦標賽通過衛星信號播到北京，鏡頭捕捉到孫楊沖擊1500米自由泳的最后一刻，站在輪椅旁推他的護工聽見老人低聲評論：“配速不錯，曲線很穩。”電視劇則完全勾不起興趣。某晚翻到一部年代戲，他看了不到兩分鐘，擺手：“劇情經不起推敲。”

偶爾播到豪華汽車廣告，他更坐不住。“外國車？”他提高了音量。兒子解釋：“國產車底子還是合資平臺，核心零件不少進口。”話剛落，只聽老人連聲嘆氣：“泄氣！研發隊伍在哪？條件比過去好太多，為何還做不出自己的發動機？”

對人才培養的憂慮貫穿他的晚年。自2000年至2009年，國家領導人多次到家中探望，他都會把話題拽回教育模式。“光會考試不行，要培養能提出新概念的學生。”他反復強調“交叉學科”“工程系統論”；甚至拿早年在麻省理工的教學經歷舉例，說明課堂如何引導學生先質疑、后求證。客人起身告辭時，他往往目送到門口，再提醒一句：“別忘了創新這仨字。”

2009年8月中旬，中央領導再次到訪。那天老人精神格外好，胸前軍功章在燈下閃光，他笑著說：“我爭取活到一百。”話說得響亮，桌邊人都被感染。然而命運沒有給他三年緩沖。10月30日晚，家人陪他用餐，他忽然短促干嘔。測體溫——38.2攝氏度。軍醫立即送往醫院，透視片子顯示雙肺大片陰影，診斷：急性嚴重肺部感染。

搶救持續了整整一夜，高流量氧氣、抗感染方案輪番上陣，卻依舊換不回理想血氧。10月31日凌晨四時許，監護儀上的曲線成了水平線。病房很靜，連走廊的燈都暗了一盞。老人沒有留下只言片語，像他一貫的行事——把所有喧囂留在實驗室，把沉默留給個人。

11月3日，八寶山革命公墓迎來罕見的人潮。政治局九位常委肅立在靈柩前，舊日同事、學生、自發趕來的市民隊伍排出長街。追悼儀式沒有致悼詞，但新華社隨后刊發六千字《錢學森同志生平》，用“十一項第一”概括他的貢獻：火箭、導彈、返回式衛星、組合技術……這些關鍵詞在黑底白字間排列，像一枚枚火箭助推器，把那位終身與屏幕保持距離的科學家，送進共和國的歷史長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