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經非上市公司機關決議的對外擔保合同并不當然無效

『對于非上市公司簽訂的未經公司機關決議的擔保合同，可以從案涉交易背景、公司股東和董事對擔保合同的起草簽訂履行過程的知曉及參與程度、擔保合同內容是否損害公司及其全體股東利益等方面進行綜合考察，認定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義簽訂對外擔保合同是否系公司真實意思表示，進而判斷該公司對外擔保合同的效力』

基本案情

2015年，某管理公司和某有限合伙企業分別與資產管理人簽訂了《資產管理合同》，某管理公司出資4億元認購資產管理計劃A級份額，某有限合伙企業出資2億元認購B級份額，資產管理人以募集資金投資受讓某目標公司股權。某管理公司作為A級份額委托人享有優先級收益權，某有限合伙企業作為B級份額委托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的日期定期向A級份額委托人支付年度收益。

后某管理公司與某基金公司簽訂《差額補足協議》，約定當某有限合伙企業未按《資產管理合同》約定及時足額向某管理公司支付年度收益時，某基金公司作為差額補足義務人應在約定的合理時間內向某管理公司足額支付相應的年度收益。

2018年9月，該資管計劃提前終止，某有限合伙企業未向某管理公司按期足額支付2018年的年度收益，某基金公司亦未履行相應差額補足義務。某管理公司遂起訴要求某基金公司向其支付年度收益、遲延履行違約金、律師費及其他合理維權費用。

裁判結果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102民初24404號民事判決：駁回某管理公司的全部訴訟請求。

宣判后，某管理公司不服，提起上訴。

北京金融法院作出（2022）京74民終100號民事判決：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某基金公司向某管理公司支付年度收益差額補足款及部分合理維權費用。

法院認為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

案涉《差額補足協議》的性質為保證合同。某基金公司簽訂《差額補足協議》對外為某有限合伙企業提供擔保未經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某基金公司時任法定代表人存在越權擔保行為。

某管理公司明知公司對外擔保的相關法律規定，而未盡審查義務，未提供證據證明案涉擔保經過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應認定某管理公司應當知道存在越權擔保行為。

現某基金公司對越權擔保行為不予追認，故認定《差額補足協議》無效。

北京金融法院結合當事人提交的新證據審理后認為：

案涉《差額補足協議》相關條款具備保證合同從屬性、單務性、無償性、補充性的特征，符合相關司法解釋關于連帶責任保證的定義，屬于連帶責任保證合同。

案涉《差額補足協議》的簽訂雖然缺乏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且不存在無須決議的擔保情形，但該協議系在某基金公司實際控制人和控股股東某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的直接參與下起草、修訂、簽署和履行，公司董事會亦知曉并默許該協議的履行，且協議的簽訂不損害某基金公司及其股東利益。

綜合本案證據，可以認定某基金公司簽訂《差額補足協議》符合該公司及其控股股東的真實意思表示，不存在越權擔保行為，具有保證合同性質的《差額補足協議》有效。

案例評析

本案爭議焦點在于具有保證合同性質的《差額補足協議》是否因未經公司機關決議而當然無效，某基金公司是否應承擔責任。

1. 公司對外擔保時對法定代表人權限的限制

公司作為擬制的法人，其行為的意思表示，需要經過法定或章程的約定程序，由法定代表人以法人的名義作出，公司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

公司法（2018修正）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者為他人提供擔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公司章程對投資或者擔保的總額及單項投資或者擔保的數額有限額規定的，不得超過規定的限額。”

該條的立法目的是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防止法定代表人、公司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超越權限擅自為他人提供擔保。該條規定的決議前置程序旨在確保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系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確保公司股東對公司對外擔保情況知悉，從而維護公司和股東的利益。

2. 無須決議的擔保例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有關擔保制度的解釋》第八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公司以其未依照公司法關于公司對外擔保的規定作出決議為由主張不承擔擔保責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金融機構開立保函或者擔保公司提供擔保；（二）公司為其全資子公司開展經營活動提供擔保；（三）擔保合同系由單獨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對擔保事項有表決權的股東簽字同意。上市公司對外提供擔保，不適用前款第二項、第三項的規定。”

該條之所以規定了無須決議的擔保例外情形，是考慮到：

擔保為業的公司不屬于現行公司法第十六條的調整范圍；公司為全資子公司經營活動提供擔保是為自身利益提供擔保，不存在向子公司其他股東不當輸送利益的情形，可以認定公司具有對外擔保的真實意思表示；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對擔保事項有表決權的股東簽字的擔保合同，說明同意對外擔保的股東達到了法定的比例，應視為公司已同意該對外擔保事項。

在上述三種情形下，即使公司對外擔保未經公司決議，也不違背現行公司法第十六條規定的立法目的，不能因此認定該擔保不對公司發生效力。

3. 無公司機關決議的對外擔保合同并不當然無效

公司機關決議的存在是證明對外擔保行為系公司及其股東真實意思表示的最直接書面證據，但非上市公司在無公司機關決議的情況下簽訂的對外擔保合同，并不會導致對外擔保行為當然無效。

即使不存在無須決議的擔保情形，法院亦應當進一步對公司作出擔保行為時的真實性意思表示進行實質性審查，具體可從案涉交易背景、公司股東和董事對擔保合同的起草簽訂履行過程的知曉及參與程度、擔保合同內容是否損害公司及其股東利益等方面進行綜合考察，認定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義簽訂對外擔保合同是否系公司真實意思表示，從而判斷該公司對外擔保合同的效力。

本案中，案涉《差額補足協議》系某基金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其應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首先，保證人某基金公司簽訂《差額補足協議》時，某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系某基金公司的控股股東和實際控制人。

其次，某基金公司的控股股東和董事會全體成員均對案涉《差額補足協議》的內容和履行情況明確知悉，且全程直接參與了協議的起草、修訂、簽署和履行過程。

在起草、修訂和簽署案涉協議的過程中，某基金公司的控股股東某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員全程參與并代替保證人與擔保權人某管理公司進行溝通和協商，主導了整個協議的簽署進程和修訂內容。

在履行案涉協議的過程中，相關郵件往來記錄顯示某基金公司在履行往期年度收益差額補足義務時，系由其控股股東某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員向某管理公司發送通知，且同步通知了某基金公司的董事會全體成員。

此外，某基金公司在履行往期年度收益差額補足義務后，與其控股股東共同委托某律師事務所向B級份額委托人提起訴訟和仲裁進行追償，相應仲裁裁決書已生效。

最后，案涉《差額補足協議》的簽訂不損害某基金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某基金公司的控股股東在案涉協議簽訂時雖然在名義持有股份上看為小股東，但其實質上是某基金公司的實際控制人（亦為實際上的唯一股東），其不僅對案涉協議簽署、履行等情況知悉，而且從宏觀交易流程的角度來看，其通過案涉交易參股并控制了上市公司，并享有獲益。

故本案不存在現行公司法第十六條立法目的所保護的避免公司法定代表人對外越權擔保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情形，案涉《差額補足協議》系某基金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其應承擔連帶保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