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毛克疾：看印度IT產業才知道，什么叫“人礦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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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克疾

編輯|余佳軒

審核 |江怡 陳玨可

圖源：《經濟導刊》

2025年以來，印度引以為傲的IT產業發展信心連續遭遇兩次打擊。一是年初，中國開源大模型“深度求索”（DeepSeek）橫空出世，引發印度業界大驚失色，紛紛叩問為什么“深度求索”誕生于中國，而非以IT服務聞名全球的印度。二是印度最大IT服務企業塔塔咨詢（TCS）近期宣布公司史上最大規模裁員，裁撤1.2萬個中高層管理職位，占其員工總數約2%，釋放印IT行業恐面臨整體性衰退的寒意。

當前，印度IT產業和服務出口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局。過去三十多年來，印度一直緊跟最新信息技術潮流，通過擴大服務出口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分享紅利。如今，印度能否把握和應對當前面臨的空前機遇和挑戰？印度長期被視為其優勢特長的IT產業競爭力究竟如何？為什么面對AI沖擊顯得毫無準備？印度的制造業和貨物貿易發展長期滯后，如果作為出口支柱的IT產業也受到重創，印度將遭遇哪些政治經濟風險和挑戰？

一、IT產業和服務出口長期被視為

印度獨特優勢

20世紀80年代以來，印度以“產業跳躍”態勢，繞過農業、制造業、服務業遞次發展的傳統路徑，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以及具有全球競爭力的服務出口部門。從數據上看，1993年以來，印度以美元計價的服務出口以高達14%的年均復合增長率連續增長30年，增速既高于同期印度貨物出口的10.7%，也高于同期全球服務出口6.8%的增速。印度服務出口不斷攀升，占全球服務市場的份額從1993年的0.5%增至2022年的4.3%，擴大到8.6倍，總量排名也已從2001年的24位上升至當前的第7位。

印度號稱“服務出口大國”可能值得商榷，但是稱其為“全球IT服務出口大國”就比較客觀。印度IT產業的國際聲譽可追溯到20世紀末的“千年蟲危機”。為避免系統癱瘓風險所產生的大規模修復需求，迫使跨國企業在全球尋求低成本、高效率的外包伙伴，而印度企業憑借充足的人才儲備、英語優勢和高度服從的工作文化，成功承接了大量訂單，在全球IT服務市場中打響名頭，讓印度迅速贏得“可靠后臺”的口碑。印度政府為抓緊服貿機遇，也制定了一系列出口促進政策，包括創設軟件產業園區和特區、增加出口補貼、豁免計算機硬件關稅、推動先進技術進口等。這些政策助力印度服務出口產業不斷壯大，進一步激發了印度內生的勞動力稟賦優勢，并催生出塔塔咨詢（TCS）、 印孚瑟斯（Infosys）、威普羅（Wipro）、馬恒達科技（Tech Mahindra）等業務遍及全球的IT服務外包巨頭。

到目前，涵蓋通訊、計算機、信息服務的IT行業已經成為印度服務出口的絕對支柱，占據近一半份額。長期以來，印度IT產業與全球技術擴散、產業升級保持同步，即使在疫情期間也依靠遠程辦公等增量服務業務保持穩健增長，最近10年出口年均增速達到9%。到2022年，印度成為全球第二大IT服務出口大國，占據全球IT貿易15%的份額，僅次于愛爾蘭。極大緩解了印度貨物貿易長期巨額逆差造成的外匯收支不平衡問題，還為印度贏得“世界辦公室”的稱號，印度政府一直強調其為不同于“東亞模式”的后發國家經濟起飛路徑。

近三十年來，印度已成為IT服務和技術外包的代名詞，它找到了一個能規避自身弱點，同時最大化發揮自身優勢的發力點。相比制造業，IT服務對基礎設施規模體系要求更低，非體系化的互聯互通和能源傳輸網絡就可以保障其基本運轉。同時，IT服務可以完美規避印度嚴苛的用工制度，最大限度地盤活其獨特的勞動力優勢，包括東亞國家普遍不具備的英語溝通優勢、美國和西歐不具備的用工成本優勢、非洲很多國家不具備的初級技術人才規模優勢。換言之，印度憑借全球其他經濟體不具備的技能、規模、穩定性優勢，和自身具有的特點，較為成功地拓展服務出口業務，進而在IT服務方面占據了獨一份的全球產業生態位。

新冠疫情暴發后，印度服務業增長點正在從傳統的IT服務加速向其他商務服務領域擴張。在疫情期間利用全球對服務貿易需求擴張，印度服務出口反而能保持增長活力。疫情推動全球企業進一步數字化轉型——2020-21財年印度IT服務獲得了前所未有的238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FDI），2021-22財年和2022—23財年合計也達到146億美元。這些投資很多被用于在印投建全球能力中心（GCC）。得益于業務數字化、遠程化不斷推進，很多跨國企業希望將原來在本地部署的運行、會計、法務、咨詢、研發等服務性崗位外包到印度，以此壓縮營商成本，提高盈利水平。

跨國企業在印部署大量GCC，在IT服務之外新增了“其他商業服務”出口。印度這一類別在2021-22、2022—23財年的平均增速高達28%，其規模也從2021-22財年的590億美元，上升到2022—2023財年的804億美元，目前已占印服務出口的四分之一強。在“其他商業服務”項下，四分之三的增長來自五大業務：商業管理咨詢和公共關系服務；工程服務；廣告會展服務；研發服務；其他技術服務。印度滿足了跨國企業技能密集型及數字化服務需求，成為跨國企業降本增效策略的重要支撐，包括JP摩根、亞馬遜、沃爾瑪、微軟都已在印設置GCC，且該部分業務規模目前仍在擴張之中。

二、印度IT產業創新能力乏善可陳

盡管印度是全世界的“IT后臺”，同時幾乎無縫對接硅谷等創新前沿，但其多年來并未誕生叫得上名字的操作系統，沒有自創本土媒體播放器、聊天軟件、瀏覽器，甚至沒有自研的大型游戲和文件瀏覽器。除了Zoho、Finacle等極少數在細分領域具有一定競爭力的產品外，全球市場難覓具有大眾辨識度的印度自研IT產品，遑論在某一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王牌IT產品。

當很多國家在全球分工中經歷從低到高的價值鏈爬升時，印度IT產業卻一直陷入低端詛咒。以中國為例，很多中國制造業企業最初屬于大型原始設備制造商（OEM），但后來中國企業逐漸獲得知識產權、研發能力、設計能力，并制造出國產替代制造業產品，形成擁有自主產品和品牌的企業，從比亞迪到OPPO無不如此——他們起步時都只是跨國企業的外包生產商，但逐漸升級，擁有完全自主的國際品牌。反觀印度IT產業，盡管擁有龐大的程序員群體，卻自始至終以勞動密集型的低成本服務為主要模式，歷經三十年發展仍以規模擴展為主，幾乎沒有實現任何實質性的縱向突破。無怪乎印度學者抱怨，從電腦桌面軟件開發到移動應用開發，印度IT產業在過去三十年錯過了本可搭乘的 “發展快車”。印度官方不斷抱怨推特、臉書等美國社交軟件對印充滿偏見，但拿不出具有競爭力的競品。而中國的字節跳動憑借Tik Tok成功挑戰美國社交媒體壟斷，但當印度因政治原因封禁Tik Tok后，本土涌現的粗制濫造同質性產品，卻無法實現基本功能。

人才流失是印度IT產業缺乏創新能力的重要原因。印度IT人才在各環節都面臨來自歐美的系統性“掐尖”。印度頂尖的IT人才，從一開始就手持簽證前往美歐高校和大公司，其中佼佼者成為微軟、谷歌、Adobe等企業的CEO及中高層技術及管理人員。而那些經過良好教育，具有一定創新能力的中級人才，則會在新德里周邊的諾伊達、古爾岡，被谷歌、英特爾等公司的本土高端產業園區雇傭。較大的薪資差異導致最優秀的人才無法留在印度本地，難以形成本土企業或者團隊開展創新。

在印度本土，印度IT服務業幾乎完全被印度財團承接，形成固定的雇傭關系，嚴重壓制中小微企業生存空間，形成事實上的壟斷。而當塔塔咨詢（TCS）和印孚瑟斯（Infosys）為代表的IT巨頭以壟斷的方式融入西方分工體系，并憑借自身獨特的生態位輕易向客戶收取不菲的費用后，他們已滿足于從事循規蹈矩的重復性工作而失去了往產業上游攀登的動力。2024 年印度研發支出僅占GDP的0.65%（254 億美元），遠低于中國的2.68%（4762 億美元）和美國的3.5%（9623 億美元）。這表明，當美國和中國的企業通過高強度研發投入推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數據庫、編程語言、產品和平臺的時候，大多數印度程序員只是在低端鏈條上簡單運用這些配發給他們的資源。

印度的產業創新失敗本質上在于陷入了一種源于“人礦”的資源詛咒。印度程序員完美匹配西方IT服務的幾乎所有需求——熟悉英文、費用低廉、服從命令、技術過關、規模龐大，同時跨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幾乎難以找到替代印度IT人才的供給方。這種近乎完美的資源稟賦雖然可以說是一種能力，但更像是一種運氣，正是因為運氣太好，反而造成印度IT企業普遍因循守舊、厭惡風險的偏好。換句話說，印度IT企業已習慣于利用印度和西方之間巨大的人力資源差價套利，局限于“開采人礦”而非打造創新產品，由此IT企業利潤大部分并未投入研發或產品開發。

有兩個現象最能說明上述問題。一是從商業模式看，印度IT服務企業收費是按程序員向客戶服務工作時長計價。在這種收費模式下，雇傭低技能開發人員不僅能壓縮人力成本，也盡可能以拉長服務時間來提高收費。而高技能開發人員不僅人力成本高，也會提高效率，壓縮服務時長。印度相對歐美本土IT人才的優勢就在于低勞動力成本，他們盡量選擇廉價的低技能人才填滿收費時長。二是從人力資源培養角度看，即使挖掘出具備技術提升潛力的員工，企業也往往會優先將他們派駐海外客戶現場，而留在本土優秀員工則大多轉向客戶管理、人員管理崗位，而非提升至更高級的技術崗位。以上兩點共同作用之下，印度IT企業沒有興趣培育和保留更高水平的技術能力，而是更專注于批量“開采人礦”。

這種產業布局中的短視，使印度IT產業陷入全方位、系統性的產業龜縮：幾乎沒有印度本土IT企業敢于主動進軍全球市場，沒有機會與國際巨頭同臺較量，也自然沒有機會被擊垮、被收購，沒有競爭性企業“雖敗猶榮”的風骨。印度本土既沒有誕生過被臉書收購的“印度版WhatsApp”，也沒有出現過挑戰WhatsApp但失敗的“印度版Telegram”。印度IT企業沉醉于憑借既有比較優勢攫取利潤，但更進一步的業務和技術創新既得不到優先考慮，也不會獲得獎勵。因此，印度難以建立起從涵蓋創投、開發、測試到商業化運用的完整產業科技生態。

印度 IT 產業常被視為印度經濟騰飛的引擎，不僅服務出口馳名全球，還與硅谷、納斯達克等國際科技前沿保持緊密聯系。然而，看似智力密集型的“天才產業”的發展模式卻更多依賴低廉的人力成本，通過大規模“人力外包”獲取利潤，而非在核心技術與高端創新領域建立優勢。其 IT 產業表面上代表著高端與現代化，實質上企業缺乏推動產業升級的內生動力。與此同時，服務出口的繁榮也遮掩了印度制造業發展的結構問題，被當作“后發國家發展先進產業”的創新模式，并被視為值得推廣的先進經驗。

三、印度IT產業面臨的多重沖擊

形成新一輪考驗

事實上，以IT為代表的生產性服務業本身就需要依附于工業制造業，但由于印度自身工業制造業未成體系，無法支撐起本土信息技術底座的形成——無論是數據庫、用于制造業的AI大模型，還是企業資源計劃系統（ERP），印度幾乎都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能力。這在全球信息化初始階段尚有需求，因為印度可依靠低價優勢的IT外包維持增長，但隨著AI在全球加速崛起，這一模式正在迅速失效。2015年前后，全球AI崛起已勢不可擋，但大部分印度IT企業卻對此無動于衷。他們看不到AI帶來的巨大變革，不愿跳出既有套利模式，相信他們依然能夠像從前那樣延續“美國吃肉、印度喝湯”的傳統分工分利模式。

當AI大潮真正襲來的時候，印度決策者沾沾自喜的夢想被打碎了，印度IT產業并沒有抓到可以錨定的強大核心業務。畢竟，印度長期以來最擅長的不是創新技術、開拓市場，繼而賺取超額利潤，而是“以低于舊金山星巴克服務員的薪酬雇傭印度程序員”。換句話說，在Claude, ChatGPT和Gemini等AI工具大范圍運用以前，印度絕大部分程序員本質上是在從事現有AI工具最擅長的任務——印度程序員使用英語、嚴格遵循指示，在極低薪資下從事程序化且重復的工作，本質上不過是為硅谷技術精英配備的“人力AI”。一旦更低成本、更高效的AI工具獲得廣泛運用，就會大幅度壓縮美印之間的人力成本差，摧毀印度IT企業長期依賴的套利基礎。近期，塔塔咨詢宣布規模達12000人的“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裁員”，雖然并未言明AI的影響，但這一點其實早已昭然若揭。在可預見的未來，印度IT巨頭的業務很大部分將被AI取代。雖然IT工作不會消失，但這一業態已經發生巨大改變——人力仍然至關重要，特別是負責復雜、創新、富有挑戰業務的核心人力，但對重復性的機械勞動需求將大幅下降。如果不跳出既有模式，印度在AI時代恐面臨前所未有的“人才錯配”難題。

與此同時，中國開源基礎模型“深度求索”性能大放異彩，更是打破了印度對自身IT產業領先地位的幻覺，促使印度政策制定者正視其在AI領域的落后風險，并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印度IT落后于美國幾十年來已成常態，但如果大幅落后于中國，對印度來說則難以接受。印度政府和IT業界受到刺激如此之大，以至于有印度行業專家直言：“深度求索可能是發生在印度身上最好的事。它給了我們一記‘鞭策’，讓我們停止空談，開始行動。”

在DeepSeek-R1發布10天后，印度電子和信息技術部（MeitY）就啟動征集可適應多種任務的本土大型人工智能基礎模型提案。MeitY公開招標邀請私營云服務和數據中心公司為政府主導的人工智能研究預留GPU算力。信實工業（Jio）、Yotta、塔塔集團（Tata）紛紛響應。在這一安排下，MeitY以補貼價格部署近1.9萬個 GPU，這些GPU從私營部門的基礎設施中搜集分配給基礎人工智能項目，由此引發了企業提交提案的熱潮，他們都期待借助政府資助的算力來開發自己的模型。圍繞AI展開的各項事宜正以創紀錄的速度推進，這背后反映出的是發展的雄心和焦慮疊加共振激發的強大政治意志。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印度IT同時也遭遇了來自特朗普政府前所未有的政策擠壓。雖然最近一輪的美印關稅戰并不涉及服務貿易，但美參議院近期推出的《阻止就業崗位國際轉移法案》（HIRE Act）已提議對所有外包工作加收25%的關稅，旨在推動企業部門為美國國內就業市場創造更多崗位，而不是把工作外包到國外去。印度是美國最大的服務進口來源國之一，而美國市場占印度IT巨頭營收的半壁江山，印度IT產業極有可能成為這一政策的最大犧牲者。值得注意的是，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不同，上下游鏈條更短，因此印度很難通過跨國多元化部署轉嫁懲罰性關稅，也很難通過尋找替代市場進行避險。

對于印度來說，最為不利的場景可能是AI沖擊和地緣經濟沖擊疊加共振，而這種可能性已隱隱浮現。無論是制造業崗位還是服務業崗位，特朗普政府都希望盡可能留在美國本土?？紤]到AI對于服務業的滲透和沖擊在現階段要遠強于制造業，比起特朗普心心念念的“制造業回歸”，美國目前更有可能利用既有的AI優勢推動“服務業回歸”，特別是在服務關稅催化下，加快收回原本外包到印度等國的服務業崗位，其中既包括傳統的中低端IT服務，也包括內容更加多元的商務服務。

四、結語

印度IT產業曾憑借獨特的比較優勢在全球分工中取得顯赫地位，長期被視作印度經濟的核心競爭力與國家軟實力的象征。然而，在AI浪潮沖擊、全球產業鏈重塑以及地緣政治摩擦交織的背景下，這一“人礦驅動”的發展模式正顯露疲態。印度IT外包等傳統優勢產業反而面臨生存危機，不僅會在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的競賽中被進一步邊緣化，更可能因出口支柱受損而面臨宏觀經濟層面的系統性風險。印度政府需破除傳統思維，進行新的戰略布局，否則完全有可能成為全球AI發展浪潮中受傷最重的國家。

作者簡介：毛克疾，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際中心助理研究員。

本文轉載自《經濟導刊》2025年11月13日文章，原標題為《 AI大潮之下，印度IT產業能否經得起拍打沖擊 》

編輯：余佳軒

審核：江怡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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