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葉利欽搞垮了蘇聯，也有人說他是中國的“大功臣”，這是為何

1994年5月，克里姆林宮大禮堂的燈光剛亮起，葉利欽在臺階口回頭對身邊助手咕噥一句：“往前走，別停。”這天他與西方貸款代表短暫會面后，旋即宣布又一輪私有化計劃。當時的俄羅斯經濟正處險灘，而葉利欽的每一步都像在薄冰上起舞。這一年或許比1991年、1999年更能看出他的復雜：既是主導者，也是被推著走的人。

追溯履歷，1961年葉利欽加入蘇共，先在烏拉爾地區搞建筑工程，1970年代憑借敢說敢沖的作風進入莫斯科視野。1985年被調任莫斯科市委書記，他公開批評繁瑣的特權體系，引來保守派不滿，卻意外獲得城市平民的喝彩。“老頭子說話沖，可頂事。”街頭老太太的話反映了當時的民意。敢闖、敢懟，讓他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浪潮中站到了浪尖。

局勢的拐點在1991年8月。保守派發動“八一九事件”，坦克涌向莫斯科白宮，葉利欽爬上裝甲車高喊“人民不會屈服”，畫面被全球媒體反復播放。三天后“政變”失敗，蘇聯的權力天平瞬間傾斜。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遞交辭呈，紅旗在克里姆林宮悄然落下。此時距離70%民眾希望保留聯盟，僅過去不到兩年，裂變之速，外界目不暇接。

葉利欽責不責任？得看角度。蘇聯末期矛盾疊加：油價暴跌導致外匯銳減，阿富汗戰爭拖出深坑，民族獨立訴求此起彼伏，體制冗余又令消費品短缺。用后來學者的話說，“如果沒有葉利欽，或許還有下一個葉利欽”。他把加速器踩到了底，對西方模式近乎盲信，1992—1994年連續三輪“休克療法”，國營資產被財閥低價囊括，盧布匯率斷崖式下挫。數據顯示，1991年俄羅斯GDP約5100億美元，1998年縮水到兩百多億美元，普通人手里的錢像被風吹散。

經濟下滑與車臣動蕩交織，葉利欽在本國民眾心里注定難逃“罪人”評判。然而，視線向東，評價截然不同。中蘇長期對峙時期，蘇軍曾在黑龍江、外蒙古集結百萬兵力，新中國為此構筑防御工事、調集軍費。1991年聯盟解體，龐大軍事壓力瞬間瓦解，北疆安保負擔大為減輕，中國得以把更多資源放進經濟建設和沿海開放區，這是一份看得見的“紅利”。

更直接的變化發生在軍貿。葉利欽在1992、1994、1996年三次訪華，雙方簽署從戰機到反艦導彈的一攬子協議。此前殲-6、殲-7已顯老態，國內研發受限于發動機材料和氣動數據。蘇-27、蘇-30的引進不僅帶來整機，還附帶維修、改進的藍圖，讓中國航空工業跨過了漫長摸索期。國防科工委一位負責人當時感慨：“翼根、鴨翼、三維矢量，這些以前只能在資料里翻，現在就在車間里擺著。”

海軍同樣受益。1990年代北方造船廠的導彈驅逐艦設計屢次停頓，俄羅斯提供的現代級及配套技術，讓國產新艦設計方案迅速完善。優秀工程師組團赴圣彼得堡、下諾夫哥羅德實地拆解樣艦，吸收消化后再回國內重構體系。有意思的是，這批工程師后來參與了052C、052D系列的研制。

除了硬件，邊界問題也在冷戰陰影下迎來突破。1994年、1997年、1999年，中俄三輪談判劃定了東段、西段大部分界線，23.7平方公里土地歸還中國。談判間隙，葉利欽曾笑著對中方代表說：“地圖攤開，難點就那么幾處，咱們把它們解決掉。”一句看似隨意的話，背后是俄羅斯對外政策重心從對抗轉為合作的信號。

因此，同一件事在不同坐標系下呈現兩幅相反圖景——在俄羅斯國內輿論場，葉利欽被貼上“拆房子的人”標簽；在中國軍事和外交議題中，他卻常被稱作“送鑰匙的人”。究其原因，一是地緣格局變化帶來的安全紅利，二是市場換技術的合作為中國工業升級加速，三是邊界談判減少歷史遺留負擔。這三條交織，讓“罪人”與“功臣”兩個評價并存且都能找到事實支撐。

歷史往往無意成就單純的黑或白。葉利欽提前結束了蘇聯的壽命，卻也在另一條路徑上間接推動了亞洲東部局勢的松動。從莫斯科白宮走出來的那個身影，留下的既有經濟創傷，也有戰略縫隙與合作契機——結果如何，不同國家有不同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