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英法日侵略所得，基本都吐了出來，沙俄當年所得吐出了多少

1840年，鴉片戰爭的炮火擊穿了清王朝“天朝上國”的迷夢，閉關鎖國的國門在列強的堅船利炮下轟然洞開。英、法、日、俄等東西方列強接踵而至，在中華大地上展開了一場以掠奪市場、攫取資源、侵占領土為核心的利益角逐。

值得深思的是，同為侵略者，不同列強的擴張邏輯卻大相徑庭：英法兩國更醉心于經濟特權的攫取，對領土的占有始終保持克制。

而毗鄰中國的日本與沙俄，卻將領土擴張作為核心戰略，其野心與貪婪給中國帶來了最為沉重的領土創傷。百年滄桑過后，這些被侵占的土地命運分野，演繹出近代中國領土主權抗爭史上的悲歡各異。

英法：經濟優先的“臨時占據”，終隨國力復興歸故土

作為叩開中國國門的先行者，英法兩國的侵華路徑始終圍繞“商業利益”展開。1840年，英國以鴉片貿易受阻為由挑起戰爭，迫使清廷簽訂《南京條約》。

這份近代中國首個不平等條約，雖開創了割地賠款的屈辱先例，但其核心訴求仍是打開中國市場。

此后，英法聯軍雖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犯下火燒圓明園的暴行，逼迫清廷簽下系列不平等條約，卻始終將關稅特權、通商口岸開放、領事裁判權等經濟利益作為首要目標，對領土的侵占極為有限。

以香港為例，其領土歸屬的復雜形態便凸顯了英國的務實考量：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的僅為香港島，1860年《中英北京條約》增割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區域，而占香港面積絕大部分的界限街以北九龍及新界，則是1898年通過《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以99年租期租借所得。

法國的侵略更是“點到即止”，僅在1899年通過《廣州灣租界條約》租借了今湛江地區，未敢要求一寸領土的正式割讓。

歷史的天平終將隨國力消長而傾斜。1997年7月1日，伴隨著《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香港正式回歸祖國懷抱。英國不僅歸還了租借的新界與九龍北部，更將早年正式割讓的香港島及九龍界限街以南區域一并交還，以實際行動否定了百年前不平等條約的合法性。

這片被英國精心經營百年的核心區域，如今仍是香港最繁華的商業腹地。

法國占據的廣州灣，則因二戰中法國戰敗國力衰微，早在戰爭結束后便無力維系殖民統治，順勢將其歸還中國。至此，英法與清廷簽訂的系列不平等條約，皆隨領土回歸而徹底失效。

日本：野心膨脹的“武力掠奪”，戰敗后被迫吐還贓物

作為東亞鄰國，日本的侵華歷程充滿了“后起之秀”的瘋狂擴張欲望。通過明治維新完成工業化轉型后，日本迅速將侵略矛頭對準積貧積弱的清廷。

1895年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條約不僅要求賠付2.3億兩白銀的巨額賠款，更將寶島、澎湖列島正式割讓，創下近代中國單次割地面積之最。

原本《馬關條約》還包含割讓遼東半島的條款，卻因觸動沙俄在東北的利益，引發俄、德、法三國聯合干涉“還遼”。清廷最終追加3000萬兩白銀“贖遼費”，才勉強收回遼東半島。

但這場“干涉”并非出于正義，而是列強利益再分配的陰謀——1897年，沙俄便以“護華”為名出兵占領遼東，次年通過《旅大租地條約》完成租借手續。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日本出兵數量僅次于沙俄，卻因列強間的利益制衡未能再獲領土；直至1905年日俄戰爭，日本擊敗沙俄后奪取旅大控制權，才圓了侵占遼東的野心。

頗具諷刺的是，日本的這場勝利客觀上阻止了沙俄對東北的徹底吞并，使清廷勉強保住了東北主權。

日本的領土掠奪美夢，最終在二戰戰敗后徹底破碎。1945年，隨著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其通過不平等條約侵占的寶島、澎湖列島悉數歸還中國。

而遼東半島因二戰后被蘇聯駐軍，直至1955年才正式回歸祖國版圖。至此，日本近代侵華所獲的全部領土，均被徹底收回。

沙俄、蘇聯：最貪婪的“領土吞噬者”，百年創傷至今未愈

在所有侵華列強中，沙俄（及后續蘇俄、蘇聯）的領土野心最為赤裸且貪婪。與英法的經濟優先、日本的階段性掠奪不同，沙俄自19世紀中葉起便將吞并中國北方領土作為既定國策，通過武力脅迫與條約欺詐雙管齊下，逐步吞噬中國廣袤疆域。

1858年《璦琿條約》、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1864年《勘分西北界約記》、1881年《中俄伊犁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如同一張張吸血的網，先后攫取中國外東北100萬平方公里、外西北51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累計達151萬平方公里，相當于當時中國領土總面積的七分之一。

沙俄的擴張從未停歇。1897年，其以“干涉還遼”有功為由出兵占領遼東，1898年通過《旅大租地條約》完成租借；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更是出動17萬大軍席卷東北，企圖武力吞并，只因國際輿論壓力與1905年日俄戰爭戰敗才被迫退出。

即便在清朝覆滅前夕的1911年12月，沙俄仍逼迫清廷簽訂《滿洲里界約》，將額爾古納河沿岸280個洲渚中的160個劃歸己有，使中國再失1400多平方公里土地——這也是清朝歷史上最后一份不平等條約。

1917年沙俄覆滅后，新生的蘇俄政權為爭取國際支持，曾承諾廢除中俄間所有不平等條約、歸還侵占領土。然而，當政權穩固后，蘇俄及后續蘇聯便撕毀承諾，不僅拒不歸還已占領土，更變本加厲地滲透中國邊疆。

1944年，原屬中國的唐努烏梁海地區未經任何合法程序便被并入蘇聯；1945年，在蘇聯主導下，外蒙古通過所謂“公民投票”脫離中國獨立。至此，沙俄與蘇聯累計導致中國喪失領土達330萬平方公里，相當于33個江蘇省的面積，且絕大多數至今未能收回。

沙俄條約的不平等屬性，為何成難解之題

一個無法回避的歷史疑問始終縈繞：沙俄與清廷簽訂的系列領土條約，究竟是否具備合法性？從史實來看，這些條約的簽訂過程充滿暴力脅迫。

以《璦琿條約》為例，沙俄以武力攻陷璦琿城后，逼迫清廷代表奕山簽字，將原本約定的外興安嶺邊界強行推進至黑龍江沿岸，完全違背平等協商原則。若承認此類條約的“合法性”，則英法日等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便無從定性，畢竟其核心都是以強凌弱、攫取利益。

而沙俄之所以能將掠奪的領土“合法化”，關鍵在于其獨特的殖民手段：不同于英法對香港的商業經營、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沙俄對中國北方領土采取了“種族置換”策略——通過驅逐、屠殺當地中國原住民，遷入俄羅斯族居民，從人口結構上徹底改變領土屬性。

這種做法在歷史上并非個例：加里寧格勒驅逐德國原住民、克里米亞流放韃靼人，皆為同一邏輯。

外東北的命運尤為沉痛，當地原住民的消亡使中國失去了收復領土的人口基礎，這與香港、臺灣始終保留大量中國居民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也成為后世領土追索的巨大障礙。

回望近代中國的領土抗爭史，英法的“臨時占據”因國力復興而終獲歸還，日本的“武力掠奪”因戰敗而被迫吐還，唯有沙俄的“領土吞噬”因殖民手段的殘酷性而成為百年未愈的創傷。

這段歷史警示我們：領土主權的捍衛，終究依賴國家實力的支撐；而那些山河破碎的記憶，更應成為民族復興的永恒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