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漢晉豫章郡城位于鄡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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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試論鄡陽平原上的漢代豫章郡城》一文的基礎(chǔ)上，采用“豫章山”等史料繼續(xù)論證漢晉時期的豫章郡城在鄡陽平原，著重論述指示郡城的方位的“龍沙”與南昌的“龍沙”完全不同。南朝時期，豫章郡治遷徙到南昌，但從南朝的釣圻邸閣到宋元時期的四望寨，又反映了豫章城一直得到使用的情況。元代以后，豫章郡城才被徹底廢棄。

關(guān)鍵詞：漢晉豫章郡城；鄡陽；再論

筆者曾撰《試論鄡陽平原上的漢代豫章郡城》一文，指出漢晉時期的豫章郡城在鄡陽平原上，現(xiàn)代發(fā)現(xiàn)的鄡陽城遺址（在今江西省都昌縣周溪鎮(zhèn)泗山村）乃是郡縣合一的遺址，亦即豫章郡城與鄡陽縣城共同留下的遺址。南朝之初，因鄡陽平原被淹沒，豫章郡治被迫遷徙到南昌。這一問題因涉及面太廣，論述起來非常困難。最難者莫過于南昌對漢晉豫章郡治的干擾。北魏酈道元作《水經(jīng)注》，將漢晉豫章郡城與南昌混為一談，對后世形成了巨大的誤導(dǎo)。宋代以來，人們基本上都認(rèn)為豫章郡城就在南昌，并將兩晉南朝乃至唐朝有關(guān)豫章郡城的記載統(tǒng)統(tǒng)歸于南昌。事實(shí)上，這種做法多半出自“想當(dāng)然”而不是嚴(yán)格的考證，不同的記載也長期存在；但因附會者太多又幾乎無人提出強(qiáng)烈的質(zhì)疑，導(dǎo)致“漢晉豫章郡城在南昌”的論調(diào)成為“三人成虎”式的“鐵案”，對“漢晉豫章郡城不在南昌”的論證則變得非常困難。另一方面，漢晉豫章郡治被“挪移”到南昌既是歷史的積弊也是一種“系統(tǒng)工程”，單憑某一方面的證據(jù)無法拆解這個“系統(tǒng)”，而系統(tǒng)性的解構(gòu)則極為繁難。有鑒于此，需要對這個問題進(jìn)行連鎖式的論證。本文所論有三：其一，豫章郡城之北的“龍沙”方位原本很清晰，宋代以來卻與南昌的“龍沙”混為一談。其二，豫章郡城在鄡陽平原的證據(jù)尚有新的發(fā)現(xiàn)。其三，描述豫章郡城在水患侵?jǐn)_下的演變過程，有助于探索它的原貌。

一、鄡陽城為漢晉豫章郡治，郡治遷徙之后城池存在很久

筆者在《試論鄡陽平原上的漢代豫章郡城》一文中列舉了大量的證據(jù)，說明漢晉豫章城在鄡陽而不在南昌。現(xiàn)又補(bǔ)充數(shù)則材料，以更好說明這一問題。

梁朝釋慧皎《高僧傳》卷一記載了安世高的事跡，又附帶記載了“安侯道人”的事跡：“晉太康末，有安侯道人來至桑垣。······吳末行至楊州，使人貨一箱物，以買一奴，名福善，云‘是我善知識’。仍將奴適豫章，度宮亭廟神，為立寺竟。福善以刀刺安侯脅，于是而終。”宮亭廟在星子縣（今廬山市）境內(nèi)的湖邊，此處的湖面叫做宮亭湖。“適豫章，度宮亭廟神”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為“適豫章（郡境內(nèi)），度宮亭廟神”；二為“適豫章（郡城），度宮亭廟神。”三國東吳時期，宮亭廟屬于武昌郡柴桑縣，故第一種解釋是不合理的。第二種解釋是正確的，既反映安侯道人是在去豫章郡城的路上度化宮亭廟神的，也反映豫章城與宮亭廟相距不遠(yuǎn)，與安世高度化宮亭廟神之后“倏忽之頃，便達(dá)豫章（城）”的情況吻合。

東漢建安四年（199），孫策攻占豫章郡，太守華歆投降。唐代許嵩《建康實(shí)錄》卷一：“（孫策）還定豫章，走華歆，以從兄賁領(lǐng)豫章太守，留賁弟輔將兵住南昌。”孫策讓堂兄孫賁領(lǐng)豫章太守，駐守豫章城；又讓堂兄弟孫輔帶兵駐守南昌，頗能表明東漢末年的豫章郡與南昌不是一個地方。

距離漢晉豫章城數(shù)十里之處，有山名曰“豫章山”，此山既因豫章郡治而得名，又頗能反映豫章城的大致方位。

據(jù)梁朝釋慧皎《高僧傳》卷四，西域高僧康僧淵于東晉成帝之時與康法暢、支敏度等高僧“俱過江”而到南方，“后于豫章山立寺，去邑?cái)?shù)十里，帶江傍嶺，林竹郁茂，名僧勝達(dá)，響附成群。”支敏度亦為豫章山沙門，晉成帝時與康僧淵等入都。

唐代道士張氳假托為古代仙人洪崖先生的后身，自號洪崖子，亦曾隱居豫章山。宋代陳葆光《三洞群仙錄》卷七引《高道傳》：“道士張氳，號洪崖子，隱豫章山。開元中，明皇召問：‘‘朕何如堯舜，先生何如許由？’對曰：‘陛下道高堯舜，臣德謝許由。昔堯召由而由不至，今陛下召臣而臣來。’上嘉之，拜先生太常卿，累遷至司徒，皆不受，乃曰：‘陛下何惜一山一水，令臣追跡巢由。’上許之，居于西山巨崖，乃先生舊隱之處也。”張氳初隱豫章山，后得唐玄宗恩才隱居南昌西山，“豫章山”與南昌西山完全不是一個地方。《雍正江西通志》卷四十一：“拍笑亭，《明一統(tǒng)志》：‘余干縣西北六十里洪厓山，瀕鄱陽湖，唐張氳煉丹其上，有丹井、仙壇觀、拍笑亭遺跡。’按張氳唐天寶間人，見張燕公《洪厓先生傳》，《一統(tǒng)志》作晉人，訛。”唐代張氳隱居的豫章山，即東晉高僧康僧淵建寺廟的豫章山。張氳得皇帝恩賜之后，此山遂易名為洪崖山，在今余干縣金山嘴鄉(xiāng)寺前劉家村附近，山上有洪崖寺、仙壇觀、拍笑亭、丹井等遺跡。《高僧傳》卷四說豫章山“去邑?cái)?shù)十里”，亦即距離豫章郡城數(shù)十里。按現(xiàn)在的距離測算，余干縣的洪崖山距離南昌有160來里，與“去邑?cái)?shù)十里”的描述極不吻合，反映當(dāng)時的豫章郡城并不在南昌。洪崖山距離鄡陽城所在的泗山村直線距離有80多里，且有水道可以直達(dá)，與“去邑?cái)?shù)十里”的描述較為吻合，頗能佐證豫章郡城就在泗山村的觀點(diǎn)。

自南朝宋開始，豫章城的水患日益嚴(yán)重，導(dǎo)致郡治遷徙到南昌，但留下的豫章舊城則一直得到使用，各個朝代設(shè)有不同的衙門機(jī)構(gòu)，直至明代方才徹底被官方拋棄。

據(jù)《水經(jīng)注》引《豫章記》，豫章城東有大湖，城南有南塘，兩湖本來相連，東漢明帝永平年間，豫章太守張躬筑堤壩以通南路，兩湖遂一分為二，東面謂東湖，南面謂南塘。南塘與江水相通，此“江水”指古代贛江的最下游一段，注入彭蠡澤，一般稱為“章江”，今已被鄱陽湖淹沒。到了南朝初年，因江水不斷倒灌，水患日益嚴(yán)重。宋少帝時，蔡廓任豫章太守，其大兒子即因大水而淹死。《幽明錄》曰：“蔡廓作豫章郡，水發(fā)，大兒始迎婦在渚次，兒欲渡婦船，衣掛船頭，遂墮水，即沒。”《水經(jīng)注》將蔡廓誤作“蔡興宗”，蔡興宗實(shí)際上是蔡廓的小兒子，并未擔(dān)任過豫章太守。鑒于喪子之痛，蔡廓于景平元年（423）在南塘之中更筑堤壩，形成“塘中塘”，用以調(diào)節(jié)水位。有此舉措之后，水患稍減。

《永樂大典》卷二千六百二十二引《豫章志》曰：

東湖，在郡東南，周廣五里。酈元云：東湖，十里一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回折至南塘，本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平中，太守張躬筑堤以通南路，謂之南塘，以潴水。冬夏不增減，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每夏月以水泛溢塘而過，居民多被水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興宗于大塘上更筑小塘以節(jié)水。為水門，水盛則閉之，多則泄之，自此水患少息矣。唐貞元二年，都督張廷珪奏改曰放生池而立碑焉。五年，江水逾塘一丈，觀察使李巽躬率吏民，以土囊固護(hù)，立碑以志其事。碑既亡，九年，觀察使齊映復(fù)加修筑。元和三年，刺史韋丹復(fù)建南塘斗門以泄暴漲，繞湖筑堤，高五尺，長十二里。明年，江與堤平，無復(fù)水害。元和十三年，道州刺史韓衢作《東州亭記》。宣宗時，塘東有三亭，曰孺子，曰碧波，曰涵虛。乾符中，因亂悉廢。今復(fù)葺。

此條史料非常重要，向來未受特別關(guān)注。一方面，這段記載反映了從南朝至唐末的四五百年中，豫章郡城外的水位不斷增高，而且抬升的速度很快，所以歷任官員不得不反復(fù)加高南塘的堤壩以防江水侵入城池。另一方面，這段記載又反映豫章郡城到唐代尚在使用，它是江西境內(nèi)水上轉(zhuǎn)運(yùn)的重要站點(diǎn)。在南塘之東建造的孺子亭，顯然因徐孺子墓而得名。雷次宗《豫章記》記載徐孺子墓在郡城之南十四里的白社，歷任太守建有墓道、墓碑、墓亭，《徐稚別傳》亦云：“徐稚亡，海內(nèi)群英論其清風(fēng)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于稚墓首，號曰思賢亭。”清代王先謙《后漢書集解》曰：“《通志》載孺子墓在南昌進(jìn)賢門外圣仙寺東，······本元明來傳說在此，亦未知即古白社否。”眾多證據(jù)表明，南昌的徐孺子墓與郡城之南徐孺子墓并非一回事。

南朝宋初，因連續(xù)地震造成的地陷和水患，豫章郡治開始遷往南昌。《宋書·庾登之傳》：“俄而除豫章太守，便道之官。登之初至臨川，吏民咸相輕侮，豫章與臨川接境，郡又華大，儀迓光赫，士人并驚嘆焉。（元嘉）十八年，遷江州刺史。”豫章郡治原本在鄡陽，與臨川郡相隔一個鄱陽郡；因此“豫章與臨川接境”頗能反映元嘉十八年（441）以前豫章郡治已經(jīng)遷徙到南昌。但這種搬遷只是官署衙門的搬遷而已，豫章郡城仍在且一直得到使用。

東晉時期在豫章郡城之外的水濱設(shè)立了“釣圻邸閣”，用以儲存、轉(zhuǎn)運(yùn)糧食。南朝宋初，豫章郡治遷徙到南昌，釣圻邸閣仍在，且得到使用。《宋書·臧質(zhì)傳》：“及至尋陽，刑政慶賞，不復(fù)諮稟朝廷。盆口、鉤圻米，輒散用之，臺符屢加檢詰，質(zhì)漸猜懼。”說明在南朝宋孝武帝時期，釣圻邸閣仍是江西境內(nèi)的大型糧倉。

南朝梁時期，豫章郡治亦在南昌。梁元帝蕭繹《侍中吳平光侯墓志》：“冠承華之楷模，遷豫章內(nèi)史。法井鸞峰，甘露歲下；蕭崖鶴嶺，連理成陰。”用南昌西山的典故形容此人任豫章內(nèi)史的情形，可以反映梁朝的豫章郡治設(shè)在南昌。

隋唐之時，位于鄡陽的豫章城依然存在，人們還是習(xí)慣把它叫做“豫章城”。隋朝末年，林士弘在鄱陽聚眾起義。《新唐書·林士弘傳》：“林士弘，饒州鄱陽人。隋季與鄉(xiāng)人操師乞起為盜。師乞自號元興王，建元天成，大業(yè)十二年據(jù)豫章，以士弘為大將軍。隋遣治書侍御史劉子翊討賊，射殺師乞，而士弘收其眾，復(fù)戰(zhàn)彭蠡，子翊敗，死之。遂大振，眾十余萬，據(jù)虔州，自號南越王。俄僭號楚，稱皇帝，建元為太平。侍御史鄭大節(jié)以九江郡下之。士弘任其黨王戎為司空。臨川、廬陵、南康、宜春豪杰皆殺隋守令以附，北盡九江，南番禺，悉有之。后蕭銑以舟師破豫章，士弘獨(dú)有南昌、虔、循、潮之地。銑敗，其亡卒稍歸之，復(fù)振。趙郡王孝恭招慰，降循、潮二州。”《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四：“方與帥張善安襲陷廬江郡，因渡江，歸林士弘于豫章；士弘疑之，營于南塘上。善安恨之，襲破士弘，焚其郛郭而去，士弘徙居南康。蕭銑遣其將蘇胡兒襲豫章，克之，士弘退保馀干。”林士弘為鄱陽人，隋末反于鄱陽，與隋軍戰(zhàn)于彭蠡，據(jù)豫章而稱帝，人們往往認(rèn)為他占據(jù)的“豫章”就是南昌（如胡三省注《資治通鑒》），但這顯然是不合理的。此“豫章”乃漢晉豫章舊城，離鄱陽、彭蠡不遠(yuǎn)。林士弘稱帝之后，南昌亦被他占領(lǐng)；后來隋軍攻克豫章，林士弘仍然占據(jù)著南昌，又頗能說明此“豫章”并非南昌。林士弘所占據(jù)的豫章，其附近有南塘，與雷次宗《豫章記》記載的郡城南塘也是同一個地方。

兩宋之時，豫章郡城因荒廢日久、水淹日甚，殘存的建筑越來越少。與此同時，鄱陽湖的水面日益遼闊，豫章郡城控扼交通要道的功能也下降了，淪落為一個戍衛(wèi)之所，主要針對湖區(qū)的治安而設(shè)。一般的船只經(jīng)行到此，常常把它當(dāng)作打尖、歇息的場所。此時距離豫章郡的廢除已有數(shù)百年之久，人們也不再以“豫章”稱之，而是稱為“四望山”。“四望山”意指此處高踞湖心，四面而望，一覽無余也。據(jù)《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二，建炎四年（1130）九月一日，“李成寇江州，（呂）頤浩乃駐軍于饒州四望山。”朱熹知南康軍，有《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寨狀》：“今照都昌為邑百余里，見有棠陰、四望、松門、楮溪、大孤山五寨。······乞行省罷此寨，欲將招到軍兵并歸四望山寨。”南宋詩人楊萬里有詩?明發(fā)四望山，過都昌縣，入彭蠡湖?。《嘉慶重修一統(tǒng)志》卷三百十七：“四望山寨，在都昌縣東南六十里鄱陽湖中，宋元時置巡寨于此，又縣西磯山下舊有大磯山寨，俱久廢。”“泗山村”之名即由“四望山”演變而來，明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明代夏良勝《東洲初稿》卷七：“后奔宜陽，扶柩暨戚屬歸次泗山，舟阽石漏。”“宜陽”即宜春，“泗山”即“四望山”。

九江科技中專的袁銀初先生，多年來頗為關(guān)注鄡陽古城的出土文物，收集到不少銅錢、墓磚，其中有西晉惠帝元康八年的墓磚、唐朝的“開元通寶”、北宋的“崇寧重寶”等，與上述梳理的豫章城歷史是對應(yīng)的。這也就是說，豫章古城的地位雖然越來越低，但城池的荒廢經(jīng)歷了很長時間，一直延續(xù)宋朝，所以也就出土了宋朝的銅錢。

二、豫章北的“龍沙”被挪移到南昌

豫章郡始設(shè)于西漢，下轄18個縣，大致相當(dāng)于現(xiàn)代江西的全境。三國兩晉時期，豫章郡被分割為豫章、鄱陽、臨川、安成、南康等好幾個郡，但縮小之后的豫章郡，其郡治仍在兩漢時期的豫章郡城。

漢晉豫章城北有山曰“龍沙”，南北朝時期有幾則史料反映了它的特點(diǎn)。其一，《太平御覽》卷三十二引《豫章記》曰：“龍沙在郡北帶江，沙甚潔白，高峻而陂，有龍形，俗為九日登高處。”又曰：“郡北龍沙，九月九日所游宴處，其俗皆然也。”其二，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贛水注》記載豫章郡城之北的“龍沙”曰：“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冢，刻篆題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兇。’今此冢沒于水，所謂筮短龜長也。”

《太平御覽》所引的《豫章記》，即東晉至南朝宋初南昌人雷次宗所撰的《豫章記》，“郡北”即豫章郡城之北。自兩漢至兩晉，豫章郡城并未遷徙，所以此“郡城”即自漢至?xí)x的豫章郡城。根據(jù)?豫章記?的記載，“龍沙”較為高峻，位于豫章郡城的北面；又據(jù)《水經(jīng)注》，龍沙西去七里半，即為贛江。

按理來說，“龍沙”指示了豫章郡城的方位，知道龍沙在哪里，就可以知道漢晉豫章郡城在哪里。然而上述記載提供的信息實(shí)在太少，又受到嚴(yán)重的干擾，故而確定龍沙的位置變成了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豫章郡治在南朝宋時期遷徙到南昌，之后豫章舊城在很長時間內(nèi)依然存在，只是被水淹沒的部分越來越多、殘存的部分越來越少、用處也越來越小而已。隋唐之時，人們還是習(xí)慣把殘存的豫章郡城叫做豫章，且有兩條史料頗能顯示“龍沙”的方位。

唐代權(quán)德輿《暮春陪諸公游龍沙熊氏清風(fēng)亭詩序》：“郭北五里有古龍沙，龍沙北下有州人秀才熊氏清風(fēng)亭。······初入環(huán)堵，中有琴書，披篁躋石，忽至茲地。鄱章二江，分派于趾下；匡廬群峰，極目于枕上。”這個“龍沙”，向來以為在南昌城北，《大清一統(tǒng)志》卷二百三十八：“龍沙亭，在新建縣北龍沙岡，本唐洪州熊氏清風(fēng)亭，權(quán)徳輿有序。明萬歷中移建龍光寺南。”這一說法十分離譜。南昌城北怎會有鄱水、章江（贛江）合流的景象？怎么能看到200多里之外的廬山？

唐代詩歌中有一些寫到“龍沙”，如孟浩然《龍沙作寄劉大眘虛》：“龍沙豫章北，九日掛帆過。”權(quán)德輿《奉陪李大夫九日龍沙宴會》：“龍沙重九會，千騎駐旌旗。”《臘日龍沙會絕句》：“寧知臘日龍沙會，卻勝重陽落帽時。”戴叔倫《奉陪李大夫九日宴龍沙》：“莫怪沙邊倒，偏沾杯酌余。”所寫的“龍沙”皆為豫章郡舊城的“龍沙”，與南昌無關(guān)。如前所述，豫章郡舊城在唐朝是彭蠡湖上的轉(zhuǎn)運(yùn)中心，仍然頗受重視，官府多次修筑堤壩以保護(hù)之，故而唐人屢有歌詠之作。

唐代隴西人李舟，字公受，曾任處州刺史，去官之后，家于鄱陽，梁肅《處州刺史李公墓志銘》曰：“起家除陜州刺史，換處州刺史，累升至朝請大夫，爵隴西縣男。既授代，家于鄱陽，享年四十有八，以某年月日遘疾捐館。”又《祭李處州文》：“解印歸來，《考槃》是卜。龍沙游衍，余干耕鑿。與道為徒，以農(nóng)代祿。”很顯然，文中的“余干”指“余干縣”或“余干水”，在鄱陽附近；“龍沙”也在鄱陽附近，不可能在距離鄱陽一百七八十里的南昌。這也是“龍沙”在鄡陽一帶的佐證。

《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十一有《宋氏》一篇小說，也提到了“龍沙”：

江西軍吏宋氏嘗市木至星子，見水濱人物喧集，乃漁人得一大黿。黿見宋屢顧，宋即以錢一千贖之，放于江中。后數(shù)年，泊船龍沙，忽有一仆夫至，云元長史奉召。宋恍然，不知何長史也。既往，欻至一府，官出迎。與坐曰：“君尚相識耶！”宋思之，實(shí)未嘗識。又曰：“君亦記星子江中放黿耶？”曰：“然。”“身即黿也。頃嘗有罪，帝命謫為水族，見囚于漁人，微君之惠，已骨朽矣。今已得為九江長，相召者，有以奉報。君兒某者命當(dāng)溺死，名籍在是。后數(shù)日，鳴山神將朝廬山使者，行必以疾風(fēng)雨，君兒當(dāng)以此時死。今有一人名姓正同，亦當(dāng)溺死，但先期歲月間耳。吾取以代之，君兒宜速登岸避匿，不然不免。”宋陳謝而出，不覺已在舟次矣。數(shù)日，果有風(fēng)濤之害，死甚眾，宋氏之子竟免。（出《稽神錄》）

江西軍吏宋氏在星子將一只大黿放生，后來又在龍沙見到了它。事情雖然荒誕不經(jīng)，但這種描述足以反映“龍沙”距離星子不遠(yuǎn)，不可能遠(yuǎn)在南昌。

南昌城北也有“龍沙”，宋代以來多有記載。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零五已經(jīng)記載南昌縣有“龍沙”。曾鞏《送王希序》也記載了南昌的“龍沙”：“與之上滕王閣，泛東湖，酌馬跑泉。最數(shù)游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閣，閣之下百步為龍沙，沙之涯為章水，水之西涯橫出為西山，皆江西之勝處也。”《續(xù)資治通鑒·元紀(jì)三十四》：“戊辰，（朱元璋）筑臺于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集臺下。”清代王夫之《南窗漫記》：“南昌城北龍沙，四圍素沙環(huán)擁，如銀城雪島。中平敞，為禪室，有湯義仍手書門聯(lián)云：‘池開沙月白，門對杏榆清。’數(shù)十年矣，楮墨未損，悠然想見其揮毫之頃。”清代陳宏緒《江城名跡》卷二：“列岫亭，在府城北龍沙，前對西山，取謝朓’窗中列遠(yuǎn)岫‘之句。朱晦翁：‘過吾郡，每徘徊于此。’謂列岫望西山最正，殆無毫發(fā)遺憾。”

南昌城北的龍沙，今名下沙窩，在滕王閣東北面的六七里處。綜合各種資料，南昌的龍沙因許遜的傳說而得名。南宋白玉蟾《續(xù)真君傳》：“真君垂跡，遍于江左、湖南北之境，因而為觀府為壇靖者，不可勝計(jì)。或散在山林湖灤，絕有異處。如龍沙側(cè)之磨劍池，池上沙壁立，略不湮塞。”元代王義山《龍沙道院碑》：“按《豫章職方乘》，龍沙在章江西岸石頭之上，與郡城相對，潘清逸有望龍沙詩。又按《神仙傳》，旌陽君云：‘吾仙去后一千二百四十年，豫章之境五陵之內(nèi)當(dāng)出地仙八百人，郡江心忽生沙洲，掩過沙井口者，是其時也。’”許遜是兩晉之交的方術(shù)之士，與吳猛為師友，當(dāng)時名聲不如吳猛，相關(guān)記載也較少。到了唐代，出現(xiàn)了《十二真君傳》之類的著作，許遜名聲大著，其傳說流行甚廣。宋元時期，以許遜、吳猛為祖師的凈明忠孝道逐漸形成，關(guān)于他們的傳說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南昌的龍沙，即因許遜而得名，其產(chǎn)生時間應(yīng)該不會早于唐朝，或晉朝，不可能上溯到漢朝。

南昌的“龍沙”出名之后，與漢晉豫章郡城的“龍沙”便逐漸混淆在一起。明代王士性《廣志繹》卷四：“龍沙在豫章城北，江水之濱，白沙涌起，堆阜高峻，其形如龍，俗為重九登高處。舊有讖云：‘龍沙高過城，江南出圣人。’今沙過城十余年矣。”“高峻”“其形如龍”“重九登高處”等對“龍沙”的描述，出自雷次宗的《豫章記》，其他則出自許遜的傳說。然而將兩者糅合在一起明顯是不合理的。豫章城始建于西漢初，到許遜活動的兩晉時期，已經(jīng)存在了四五百年。“龍沙”作為豫章郡城北的登高之處，由來已久，并非從西晉開始才叫“龍沙”的。說許遜出現(xiàn)之后才將這座山名為“龍沙”，顯然是荒謬不經(jīng)之論。南昌城北的“龍沙”起源于許遜的傳說，恰好說明它與兩漢時期早已存在的豫章城北的“龍沙”絕非一回事，后人把兩者混為一談是錯誤的。此外，雷次宗所說的“龍沙”是一座沙質(zhì)山，也有一定的高度，并非是因漲水而涌出來的沙堆。南昌城北的“龍沙”是一個流水沖積而成的沙丘，僅僅高過城墻，既不能算是一座山，更不能稱為高峻。

筆者在《試論鄡陽平原上的漢代豫章郡城》中指出，漢晉時期的豫章郡城距離廬山、星子的宮亭廟等處都很近。例如東晉時范寧任豫章太守，大建學(xué)校，派人到廬山上伐木；盧循在面對劉裕的攻擊時，在都昌的左里建造水上柵欄以圖固守豫章城等；又如豫章城邊的釣圻邸閣因陶侃的釣磯山而得名，而釣磯山在都昌等。既然如此，只有距離廬山、宮亭廟等處不遠(yuǎn)的“龍沙”才是豫章郡城之北的龍沙。唐朝權(quán)德輿等人描述的“龍沙”，“鄱章二江，分派于趾下”“匡廬群峰，極目于枕上”，非常符合這一條件。南昌的“龍沙”不符合這一條件，方位完全不同。豫章郡城的“龍沙”在兩漢時期就已經(jīng)得名，并形成了重九在這里登高的習(xí)俗，而習(xí)俗的形成需要經(jīng)歷很長的時間。南昌的“龍沙”起源于許遜的傳說，遠(yuǎn)比豫章郡城之北的“龍沙”出現(xiàn)晚。綜合起來，只有排除南昌“龍沙”的干擾，才能根據(jù)豫章郡城之北“龍沙”的方位判斷豫章郡城的方位。

筆者在《試論鄡陽平原上的漢代豫章郡城》一文中又指出，如果豫章郡城在古鄡陽一帶，在這里尋找“龍沙”就是相當(dāng)合理的。古鄡陽遺址北面的兩三公里處有一些山峰，海拔在40米左右，比古鄡陽遺址高出30多米，適合登高，與《豫章記》所描述的“龍沙”非常接近。從這些山峰往西三四公里，就到了鄱陽湖，贛江故道就在這一帶，這與龍沙古墓“西去江七里半”的距離也非常吻合。按《水經(jīng)注》卷三十九：“鄱水又西流，注于贛。”鄱江在泗山村及對面的棠蔭島之間注入贛江是合理的，符合唐人“鄱章二江”合流于“龍沙腳下”的描述（鄱江、贛江的合流處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鄱陽湖淹沒）。

到了現(xiàn)代，古鄡陽遺址一帶在漲水季節(jié)均會被湖水淹沒。1991年，泗山村建造了一道長達(dá)3.58公里、高達(dá)23.5米的鄡陽圩，使6000多畝農(nóng)田、5個村莊免于水患。筆者認(rèn)為的豫章郡城遺址及鄡陽縣城遺址，就在這些農(nóng)田之中。2016年夏天，泗山村一帶連降大雨，鄡陽圩外的湖水水位高出壩內(nèi)近10米。由此可以想見古代豫章郡城及鄡陽縣城遭受水患的情況，而“龍沙古墓”被淹沒就是古代水患的一個例證。通過一系列的考察，位于豫章郡城之北的“龍沙”就在古鄡陽城一帶。

作者：吳國富

來源：《九江學(xué)院學(xué)報》2023年第3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汪鴻琴

校對：汪依婷

審訂：王玉鳳

責(zé)編：楊 琪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nèi)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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