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課等于清閑？高校教師“課時荒”背后真相，讓老師和家長都擔憂

時至初冬，學期過半，但中原某高校李老師的課表上，每周仍只有孤零零的四個課時。這并非個案，在她所在的學院里，一小半教師正面臨相似的“課時荒”。沒課，在圈外人看來或許是清閑，但在高校“非升即走”的考核壓力下，無異于一場無聲的煎熬，比老師熬夜備課更狠。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培養方案在一輪輪修訂中，專業課如同被潮水侵蝕的沙灘，不斷縮小。一門核心課從兩個學期壓到一個學期，四個學分變成兩個學分。與此同時，通識課的目錄越來越長，但開課門檻卻水漲船高——過去15個學生就能開課，現在不到60人，課程就可能“難產”。

課堂的另一端，是日益膨脹的學生規模。一位老師形容她執教的最大課堂：“兩百出頭的人數，偌大的階梯教室，兩塊顯示屏，以及197名同時上課的學生。”在這種場景下，師生互動成為奢望。有老師坦言，一學期都不敢布置作業，“批改量太驚人”。而AI批改，還遠未普及到能化解這般困境的程度。

評論區里，來自天南地北的同行們紛紛印證了這一現實。一位用戶寫道：“思政課門數和學分逐年增加，思政老師忙得團團轉；可專業課一減再減，我們這些專業教師反而沒課上，完不成基本工作量。”這種現象被概括為“旱澇不均”。為了湊足學校要求的教學分，專業課老師們不得不“跨界”去執教與自己專業毫不相干的“勞動教育”或“就業指導”，其中的無奈與荒誕，外人難以體會。

家長們也很擔憂。一位大學生家長在評論區反映，她的孩子曾抱怨一門專業核心課根本聽不清。“孩子說，坐在后幾排，老師的聲音混成一團，看幻燈片也費勁。這樣下去，孩子能不掛科嗎？將來拿不到畢業證怎么找工作？”

這種結構性矛盾背后，是多重力量的拉扯。一面是剛性的政策要求，公共課和思政課的學時是“規定動作”，動不得；另一面，是高校在資源約束下的精明計算——合并班級、提高開課人數門檻，都是降低成本最直接的方式。一位網友道破了其中的尷尬：“教務處要節約成本，必然希望合班上課。”三個及以上的教學班才能合并為一個課頭的規定，再次將一大批教師擋在了課堂之外。

然而，更深層次的沖突在于教育理念的碰撞。一種觀點認為，尤其對理工科而言，縮減“滿堂灌”的理論課時是大勢所趨，應讓學生更多進入實驗室和項目實戰，“這比背書、背公式效果好得多”。另一種聲音則充滿警惕與憂思：“沒有過去的滿堂灌，哪有今天的科技強盛？”在這場關于“課堂時間去哪了”的爭論中，還夾雜著對教育改革方向的深刻質疑，擔憂長遠會損害本科教育質量。

這場“課時荒”所揭示的，遠不止高校教師的個人際遇。它是反映當下高等教育在規模擴張、質量把控、成本約束與未來走向之間的深層失衡。當教育管理者執著于用數字計算效率時，無形中正在犧牲那些無法被量化的東西——深入的師生交流、因材施教的可能，以及一個大學課堂本應擁有的思想激蕩。

自救的嘗試一直在進行。有的學院試圖將一門課拆成小班，卻被教務處合班規定抵消。問題的根本出路或許在于一場系統性的重構：打破“課時”作為唯一評價標準的牢籠，將指導學生科研、競賽納入“教學等效工作量”；為小班教學提供財政補貼，讓質量不再向成本低頭；允許教師選擇不同的發展路徑，讓潛心教學者也能獲得尊嚴與發展。

當專業課老師在勞動課上湊著課時，上百雙眼睛在寬闊的大教室里注視著遙遠的幻燈片，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一個個飽滿的課時，更是教育的溫度與深度。這不僅是高校教師的困境，更是我們整個社會對人才培育的焦慮。時代的潮水正在重新塑造知識的航道，我們的大學管理，是選擇做一塊僵化的礁石，還是成為一艘靈敏的航船？答案，就掌握在每位高校校長手里。

（圖源網絡，侵聯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