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吳石將軍配助手：吳敬中、郭汝瑰不合適，軍統行動處長怎么樣？

吳石將軍既不是共產黨員，也沒有經過真正的特工訓練，這兩點在史料中都是有明確記載的。

吳石將軍是深明大義的愛國者，也是為統一大業犧牲人仁人志士，更是一位“沉默”多年的烈士，這一點他的隨從參謀王強（后加入解放軍，任第十兵團參謀）在《吳石：虎穴忠魂》（《縱橫》2002年第9期）中說得很清楚：“1950年6月10日，吳石將軍，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忠實朋友，甘為中國人民的解放、祖國的統一而赴湯蹈火、視死如歸的勇士在臺北從容就義。1975年冬，周恩來總理曾說過，我黨不能忘記在臺灣的朋友。其中提到兩位朋友，一位是當時還健在的張學良將軍，另一位就是已經犧牲了的吳石將軍。”

吳石將軍是“共產黨的朋友”，這個定義是十分準確的，咱們今天的話題，就是從吳石將軍的犧牲中總結經驗教訓：吳石將軍是優秀的將領，但并非專業情工人員，《沉默的榮耀》中的“聶曦副官”，也并不是總跟在吳石身邊，他暴露時的身份是“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總務處交際科上校科長”，而非“參謀次長副官”。

聶曦烈士不是專業情工人員，在1950年已經不能成為吳石將軍的真正助手，而像吳石將軍那樣高級且極為重要的地下工作者（讀者諸君請注意，是地下工作者而非地下黨員），按常規是一定要配備得力助手的，這位助手要能夠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必要的時候，還可以犧牲自己以掩護吳石，也就是說，這位助手可以成為吳石的最后一道防線，像與朱楓接頭那樣的事情，絕對不可以由吳石將軍親自出面——朱楓同時跟“臺灣工委書記”蔡孝乾和“參謀次長”吳石聯系，這本身就蘊含著極大的風險。

歷史不能改寫，但可以假設，甚至可以根據電視劇來假設，于是我們首先能給出一個結論：要給吳石將軍選助手，歷史原型不知為何人的鄭耀先是不合適的，在歷史上確有其人的吳敬中（吳景中，曾任軍統臨澧訓練班第一大隊第二中隊指導員、中蘇情報所科長、軍統西北區區長、第八戰區長官部調查室主任、軍統東北區區長兼北滿站站長、國防部保密局天津站長、天津警備司令部情報處長）也是不合適的。

鄭耀先沒有歷史原型，而且性格飛揚表現強勢宿敵眾多，他要是給吳石將軍做助手，也會牽連吳石更早暴露——鄭耀先被“影子”韓冰評為“戰略特工”并不完全準確：鄭耀先確實在戰略情報方面有極高的素養，但作為潛伏特工，卻不是最優秀的，因為潛伏者必須“和光同塵”，而鄭耀先表現得有些太搶眼了。

鄭耀先特立獨行，而且還有些“唯我獨尊”，所以他并不是做助手的最佳人選，吳敬中在軍事情報方面也是一位大行家，這跟他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經歷有關，當年吳敬中那批我方派去的留學生，有好幾位被“格別烏（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克格勃的前身之一）”選去進行特訓，還有幾位在軍事院校進修（校名不詳，參訓人員就有沈醉的姐夫余樂醒），所以這些人“叛變”之后，大多成了軍統臨澧特訓班的教官。

沈醉在《軍統內幕·軍統培訓特務的內幕——從軍統臨澧特訓班看特務的滋生》中列出了“叛徒名單”：“1938年1月間，余樂醒回到長沙，馬上把他在長沙南門外天鵝塘旭鳴里四號融園一座大洋樓全部騰出，作為籌備處，日夜緊張地從事籌備工作。戴笠選派到這個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務有：謝力公、王崇五、陸遂初、王班聯、賀元、徐永年、吳景中等。這些重要負責人，都是曾經留學蘇聯的共產黨叛徒。從這點來看，就不難說明這個班的性質了。”

沈醉沒好意思說姐夫余樂醒也是叛徒，但卻沒了擔任過多個特訓班總教官的程一鳴是“叛徒”：“程是早年由中共派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回國后已處革命低潮。當時南昌行營調查課課長鄧文儀派人到上海專門接待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共產黨員，讓他們叛變后為他工作，起碼按中校或上校任用。程就是這樣叛變的。不久，調查課并入了戴笠領導的特務處，原在該課工作的程一鳴和張毅夫（張嚴佛）、王新衡等人都成了特務處的人員。（沈醉回憶錄《人鬼之間·徐遠舉的特務生涯》）”

沈醉給程一鳴加上的“叛徒”二字一定是要加引號的，因為程一鳴是不是假叛變真潛伏，史料中還有不同說法。

先放下程一鳴不提，咱們還是先看被沈醉稱為“老同事”、“很要好的朋友”的吳敬中：此人不但是叛徒，而且還曾做過“出賣同學”向戴笠邀寵的事情——很多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來的“叛徒”都跟組織失聯，所以基本都沒有出賣組織和同志的罪行，但吳敬中除外，在重慶遇到在延安工作的留學同學，馬上向戴笠報告并預謀進行策反，結果當然是碰了一鼻子灰。

當時正是國共合作聯合抗日時期，延安方面的部分人員可以在重慶公開活動，但由于吳敬中的出賣，那位同學的處境變得很危險——那位同學就是后來歷任北京市副市長、統戰部副部長、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徐冰，徐冰遇到特赦后的沈醉，還講起了那件事：“從他拒絕戴笠的邀請的第二天起，就發覺跟蹤他的特務增多了，很可能是準備綁架或毆打他，所以他好久都不一個人出去。（沈醉《我這三十年·自由天地，冤家路寬》）”

吳敬中絕不是假叛變真潛伏，但他沒有“成功出賣”過任何一個原先的戰友，所以還不算罪大惡極，即使不逃離天津，也不會被判處死刑，頂多也就跟沈醉文強等人在戰犯改造所見聞學習十年或二十十五六年，期滿后當個政協文史專員還是可以的，但讓他給吳石當助手，那顯然是不可能的了。

基本虛構的鄭耀先不合適，歷史上確有其人的吳敬中不可能，那么最成功的潛伏者之一、曾任“國防部第三廳”中將廳長的郭汝瑰怎么樣呢？

我們必須承認，郭汝瑰絕對是優秀的潛伏者，他以第二十二兵團（空殼）司令兼七十二軍軍長身份起義的時候，老蔣也只以為他是“叛變”而沒想到他是地下黨員。

杜聿明不止一次舉報郭汝瑰是地下黨，這就是郭汝瑰不可能給吳石將軍當“潛伏助手”的原因之一，郭汝瑰在回憶錄中承認，他已經引起了老蔣的懷疑，這才主動到軍隊中當了軍長，而且當實缺軍長，也也是一波三折。

如果郭汝瑰沒暴露，老蔣也沒起疑，那樂子可就大了：郭汝瑰到了島上，至少能當“參謀次長”，作為兩任參謀總長陳誠、顧祝同最欣賞的中將廳長，郭汝瑰當參謀總長也不是沒有可能，那時候吳石就會成為郭汝瑰的助手了。

郭汝瑰因為軍銜太高，而且比吳石還受信任，所以不可能給吳石將軍當助手，筆者認為比較適合吳石當助手的，就是咱們前面說過的程一鳴——程一鳴身份神秘，他頂著“叛徒”的惡名在軍統“工作”三十多年，先后當過軍統局西北區區長、軍統局行動處處長、“交通部交通警察總局”粵漢鐵路管理局警務處處長、隴海鐵路管理局警務處處長、廣州保安司令部視導室少將主任兼廣州衛成總司令部保防處少將處長、“中二組”澳門特派組組長、情報局澳門組組長，跟吳石將軍還真有一些交集。

程一鳴是不是優秀的潛伏者，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自有公論，直到今天，還有人為程一鳴是“潛伏歸來”還是“起義歸來”而爭論，這就是程一鳴的高明之處：直到最后，他的真實身份還是一個謎。

《廣東留學史·求學蘇俄的廣東留學生》這樣猜測：“從程一鳴一貫保持低調而且至死不改，以及他的喪禮由廣東省安全廳與廣東省政協合辦——安全廳不會給一個‘起義’將領舉辦葬禮的——這兩件事，就大約明白他的真實是身份什么了。也就是說，喪禮的主辦方，必然是死者的戰友——程一鳴其實是中共潛伏在國民黨高層的成功臥底。”

低調，嚴謹，深潛，程一鳴是筆者掌握史料中最優秀的紅色特工之一，讀者諸君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程一鳴當了吳石的助手，谷正文那個自己承認“沒受過情工訓練”的二把刀，能斗得過這位原行動處長嗎？如果郭汝瑰也像吳石一樣去了臺灣，只要不暴露，是不是也能當參謀次長，甚至晉升參謀總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