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村寧次想不通，為何那么多中國大人物要庇護他？保他無罪都是誰

1949年1月26日，南京軍事法庭的燈影斜著落在木欄上，岡村寧次站著，頭低得很深，指尖的關節(jié)發(fā)白，他知道自己在中國留下了什么，南京大屠殺這四個字沉在胸腔里，華北“三光政策”的命令像釘子一樣一顆顆對著他，可宣讀結果的聲音壓過來，“無罪釋放”這四個字落地的那一刻，他沒反應過來，回到羈押處翻開本子，寫了一行，“我何以至此，誰在保我”，筆尖停住了很久。

最先出手的人，何應欽，國民黨陸軍總司令，投降書還沒涼透，岡村本該就地押解進審判程序，何把理由擺在案頭，“維持戰(zhàn)后秩序，穩(wěn)定日軍軍心”，人留在南京，警衛(wèi)加派，學生圍堵要懲處，門口多了一個連的兵，隊形拉開，聲音被壓下去，何在走廊里說一句，“他暫時不能動，有用”，那兩個字繞開情緒，落在權衡上。

這種照看，不止出現在生活，翻到審判的環(huán)節(jié)才是關鍵，岡村背著太多，湯把方案往“移花接木”拆，有的罪行推向已戰(zhàn)死的將領，把責任鏈斷在無人能對證的節(jié)點上，找降將出庭，口徑統(tǒng)一，“主張和平，反對激烈作法”這句話被反復練習，證詞里漏洞不少，卻足以在卷宗里占住位置，為一紙“無罪”墊一層底。

站得更高的那個人，蔣介石，從不公開發(fā)聲，批示寫得克制，1948年法庭上報量刑建議，“暫緩審判”一筆壓下來，何進門請示，屋里安靜很久，蔣只留下幾句，牽著國共和國際兩頭的線，再等等，等待不在程序，在取舍，局勢在退，外援在看，他要的是一個信號，保住岡村，和美國的溝通更順，日本那頭的力量能用來做一道防，心里也有以后要做的棋，“配合，就保平安”，信從密門里繞出去。

還有張群這樣的話事人，上桌說得直，“殺為易，后續(xù)難，關系要處，示寬一層，利于布局”，這種表述不帶情緒，放在當時的高層會談里，不止他一個人在點頭，擔心的是對日的長線，擔心的是外部的評估，擺指數，落可行，態(tài)度就有了方向。

岡村自己也不等人來救，手里有的是情報，把圖紙拿出來，列點列線，把他懂的那一套交給聽得懂的人，敵后根據地分布，部隊部署，寫成冊送到案頭，有一份彈藥庫分布圖直接換回幾處爆炸的回聲，卷宗里多了“協助”的筆記，審判席上就多了一句“從輕”的臺階。

1948年年末，局勢滑得快，湯擔心南京丟了以后人會被重新拉回法庭，走私的船在江面上找位置，貨輪包裝好了路線，目標是把人送回日本，計劃擺好，風向轉急，船沒走成，人還在岸上，到了1949年1月，法庭落錘，“岡村寧次無罪”這一條傳出去，輿論起伏，中共中央的態(tài)度明確寫出來，指出其為侵華主要戰(zhàn)犯，對判決提出嚴正批評，臺面上各方聲音交織，國民黨政府那邊忙著收拾殘局，反應冷淡，程序沒有回頭。

從羈押處出來的人沒有立刻起飛，先躲在上海，地址隱秘，湯安排專人照料，搬運餐食，送藥看診，一直拖到1949年4月，南京變了旗色，轉移的路線開啟，特務押送，飛機起落，落地是日本，臨行前在機場握手，話不多，行李很輕，目光里有一種未完結的念頭。

把人物再拉回到大幕之外，看那幾年做過的選擇，何應欽帶著自己的考量去了臺灣，位置在慢慢往邊上挪，湯恩伯一路背著“作戰(zhàn)失利”的指摘，后來病逝于日本，身邊很安靜，蔣介石留在臺灣籌劃反攻的藍圖，圖紙沒走到現實里，時局收緊，歷史翻頁，結局各自不同。

這段事，能看見的，是權衡，是秩序的成本，是當時局面的復雜度，“無罪釋放”不是一句話的簡化，是一串人名和一串抉擇連在一起的結果，把何應欽、湯恩伯、蔣介石、張群放在同一張表上，能看到投降秩序的安排，能看到對外關系的盤算，也能看到情報與交換的運行，這些線索合起來，解釋了“為何有人庇護”。

把尾聲落在我們該記住的地方，事實要講清，檔案要讀透，侵華罪行要寫在時間里，做見證的人要被記住，對規(guī)則的尊重、對生命的保護、對和平的珍惜，這些詞要落到今天的生活里，國家要靠自己一寸一寸把基本盤夯實，教育要把記憶傳給下一代，面對復雜局面，握住法治的繩，握住制度的握把，把教訓變成方法，把反思變成能力，把“不會再發(fā)生”落到可操作上，翻過冬天，走向新的季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