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我爺爺總說，歷史就像草原上吹的風，平時沒啥動靜，可一刮起來，連草皮都能掀起來，1911年那陣風刮到外蒙古，庫倫城里那些穿綢緞的王公們壓根沒料到，十年里頭，他們換了三次主子。
清朝垮了那會兒，外蒙古還留著大清的痕跡，王公們年年照舊給朝廷遞文書，寺廟里的活佛也還念著乾隆賞的經書，辛亥革命一來，就像剪斷了根線，北京新立的民國政府拿不出軍餉，駐蒙的兵就撐不住了，王公們眼看著俄國人往邊境運毛瑟槍，心里的主意就慢慢變了。
1919年北洋軍闖進庫倫，蒙古騎兵子彈還沒打光就舉手了，街邊鋪子掛的俄國商號招牌，比中華民國的藍底白字還多，本地人心里明白，西伯利亞大鐵路拉來的布，比關內便宜三成，說俄語比說官話好使。
真正讓局勢翻過來的是1921年冬天，蘇俄紅軍帶著喬巴山沖進庫倫王宮，把最后一位親清的王公從龍椅上拽下來，這人后來成了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頭兒，年輕時在恰克圖給人當俄語翻譯，給俄國商隊帶過路，新政權一立，街上的路牌慢慢換成了西里爾字母，學校開始教列寧的東西，草原上原來的那達慕大會，也多了一件事，掛斯大林的畫像。
我翻過幾張舊地圖，1945年重慶談判桌上那張《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復印件最顯眼，毛澤東簽字的時候心里清楚，外蒙古獨立這一條是塊硬骨頭，可為了換蘇聯撐腰打內戰，也只能認了，筆一落，草原上最后一所教蒙漢雙語的學校，就改成了俄文班。
這些年總有人講歷史該翻篇了，可草原上的老人記得真切，他們見過穿馬褂的清朝駐藏大臣，聽過北洋政府那銅制電報機的咔嗒聲，摸過蘇聯拖拉機的方向盤，東西換了一撥又一撥，像他們趕的羊群，總得跟著水草走，誰也說不準下個季節會在哪兒落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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