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爺爺總說,歷史就像草原上吹的風,平時沒啥動靜,可一刮起來,連草皮都能掀起來,1911年那陣風刮到外蒙古,庫倫城里那些穿綢緞的王公們壓根沒料到,十年里頭,他們換了三次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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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垮了那會兒,外蒙古還留著大清的痕跡,王公們年年照舊給朝廷遞文書,寺廟里的活佛也還念著乾隆賞的經書,辛亥革命一來,就像剪斷了根線,北京新立的民國政府拿不出軍餉,駐蒙的兵就撐不住了,王公們眼看著俄國人往邊境運毛瑟槍,心里的主意就慢慢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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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北洋軍闖進庫倫,蒙古騎兵子彈還沒打光就舉手了,街邊鋪子掛的俄國商號招牌,比中華民國的藍底白字還多,本地人心里明白,西伯利亞大鐵路拉來的布,比關內便宜三成,說俄語比說官話好使。
真正讓局勢翻過來的是1921年冬天,蘇俄紅軍帶著喬巴山沖進庫倫王宮,把最后一位親清的王公從龍椅上拽下來,這人后來成了蒙古人民革命黨的頭兒,年輕時在恰克圖給人當俄語翻譯,給俄國商隊帶過路,新政權一立,街上的路牌慢慢換成了西里爾字母,學校開始教列寧的東西,草原上原來的那達慕大會,也多了一件事,掛斯大林的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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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過幾張舊地圖,1945年重慶談判桌上那張《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復印件最顯眼,毛澤東簽字的時候心里清楚,外蒙古獨立這一條是塊硬骨頭,可為了換蘇聯撐腰打內戰,也只能認了,筆一落,草原上最后一所教蒙漢雙語的學校,就改成了俄文班。
這些年總有人講歷史該翻篇了,可草原上的老人記得真切,他們見過穿馬褂的清朝駐藏大臣,聽過北洋政府那銅制電報機的咔嗒聲,摸過蘇聯拖拉機的方向盤,東西換了一撥又一撥,像他們趕的羊群,總得跟著水草走,誰也說不準下個季節會在哪兒落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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