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數名開國元勛聯名請求尋找“代號OX”，找到后享18級待遇

1950年春，北京中南海某辦公室，一封特殊的聯名信擺在了中央首長的案頭。

信上落款的是安子文、劉瀾濤、薄一波、楊獻珍等一干開國元勛。

他們聯名寫信，請求尋找“代號OX”，他是誰？為何找到后享受18級待遇？

牢門之內

1931年的北平，草嵐子胡同十九號，北平軍人反省分院，關押著大量被捕的中共秘密黨員和進步人士。

牛寶正原是山東無棣的莊稼漢，因戰亂失業輾轉北平，靠朋友推薦進了這所監獄做獄警，后來因“做事勤快、不惹事”升為看守班長。

草嵐子監獄囚的不止盜賊匪徒，而是一群極其特別的“犯人”：他們不哭不鬧，不喊冤叫屈，反而每日在昏暗的牢房里高聲朗誦、集體學習。

有一次，牛寶正路過審訊室，親眼看到一個犯人被打得渾身是血、臉上都是鞭痕，卻始終一言不發，眼神直視特務，毫無畏懼。

那一刻，他站在門口，久久沒有動，真正讓牛寶正踏出那一步的，是一封來自老家的信。

那天，他在辦公室拆開了一封來自山東的家信，是母親托人帶來的，說自己重病纏身，老屋破敗無醫可治，盼兒歸省。

牛寶正看完信，坐在椅子上整整一個時辰，淚水早已打濕了信紙，他想回家，想寄錢，但自己薪資微薄，寫信也不會，只能干著急。

猶豫再三，他走到牢房門前，輕輕敲了楊獻珍的門：“楊先生，我聽說您識字，能不能幫我寫封回家的信？”

楊獻珍愣了一下，隨即點頭：“當然可以，您說，我寫。”

牛寶正蹲在門口，手里攥著濕漉漉的信紙，低聲訴說母親的病情與自己“寄不上錢”的愧疚。

楊獻珍一邊記錄，一邊不動聲色地觀察眼前這個面容黝黑、眼神真摯的中年人。

他從牛寶正的口述中，看見了一位平凡兒子最質樸的孝心。

信寫完后，楊獻珍沉默了一下，從床下掏出一個小布包，遞上去：“這里有我省下的十塊銀元，你拿去給母親治病吧。”

牛寶正連連擺手，嘴唇顫抖：“不行不行，你們都在受苦，我怎么能。”

楊獻珍卻道：“也算我盡一份心吧，牛班長，我再有個不情之請，要是方便，下次能不能給我們帶幾張舊報紙、幾本小冊子？看書也解解悶。”

牛寶正愣了下，終究點了點頭，從那以后，他就成了那個偷偷為牢中送書的人。

他假借探親之名，在東四十條的舊書攤上搜集《大眾日報》《世界知識》等進步刊物，用飯盒夾帶進牢房。

他還會借著探監日“維持秩序”的名義，讓黨組織外的聯系人與犯人私下接頭。

他甚至主動學習識字，偷偷向楊獻珍請教“馬列主義”四字怎么寫。

一次，國民黨密令將18位“重點犯”突擊審查，他連夜告知楊獻珍等人，使獄中組織得以提前布局，集體絕食反制，迫使敵人放棄行動。

獄中黨員給他取了個代號，“OX”，這個從英文“牛”的發音而來的稱呼，既是暗號，也是對他身份的確認。

秘密傳遞

1932年的草嵐子監獄，戒備愈發森嚴，北平特務機關已將這里作為“反革命改造”的試點，增派特務、升級審訊、限制探視，連每一碗飯都要經過檢查。

正是在這樣的高壓之下，一條隱秘的信息通道卻悄然運作著，牛寶正，就是這條秘密戰線的“第一聯絡人”。

他用最普通的方式做最危險的事。他知道哪位押送兵疏于巡查，哪間牢房角落能藏信紙。

他知道哪一天特務頭子要來突擊審訊，也知道哪個被關押的“重點犯”被轉移到了哪間暗牢。

每一個信息，他都要偽裝成閑談或順口提及，精準送入牢內，而獄中的同志們，則用暗藏于牙刷柄、被褥縫或飯盒夾層的方式接收。

有一次，黨組織計劃讓一位重要聯絡人假扮親屬前來探監，卻被臨時更改日程的敵方偵破。

牛寶正得知后，冒險溜出值班室，在探監廳前攔下那位“親屬”，故意大聲呵斥：“你是不是來錯時間了？昨天你不是才來看過？”

那名同志心領神會，低頭應道：“哎，是我搞錯了。”

然后悄然離開，避過了一次可能的全線暴露。

還有一次，楊獻珍腹瀉嚴重，被關進了單人禁閉室，身邊無書、無信、無同伴。

牛寶正利用“送藥”為名，在藥瓶底部貼上一頁小紙條：“大家都好，不用擔心。”

短短九字，讓獄中黨組織穩定了內部，也讓楊獻珍強撐著活了下來。

牛寶正最驚險的一次行動，是參與“草嵐子集體脫獄”計劃的外圍布置。

1933年初，中共北方局秘密決議：組織一次有計劃、有組織、有外應的越獄行動，目標是營救草嵐子監獄內的61名被捕黨員。

這61人中，包括了安子文、劉瀾濤、楊獻珍、薄一波，牛寶正成了策應的“鑰匙”。

他用自己在班長室的權限，偷偷改動值班表，把夜間巡查交替時間延遲五分鐘。

他找借口讓監區門口的守衛調崗，把不易控制的老哨換成新人，他悄悄在地磚下埋下一把“備用鑰匙”，位置只告訴了負責帶隊的獄中負責人。

最終，越獄計劃順利實施，但牛寶正卻因此遭到了懷疑。

斷聯十四年

1936年底，敵方已經察覺到某種異常氣息，一批看守人員遭到秘密審查，牛寶正在名單之列。

在隨后的審訊中，他被吊打、灌辣、電刑輪番上陣，但他一口咬定，自己不過是個“老實看守”。

特務百般威逼，始終問不出半句實情，他被關進小黑屋，關了整整三個月，骨瘦如柴，左耳失聰，胸口留下了燒烙的疤痕。

直到北平局勢動蕩，在黨組織的營救下，他才逃出了北平，被護送回到山東老家。

回到老家后，他在一個小村落落腳，種地、養牛、幫人補鍋，日子過得寡淡而寧靜，但也從此與中共黨組織失聯。

他從未向任何人提及北平草嵐子的一段往事，那段被烈火燒灼過的記憶，被他埋進黃土地下。

直到1950年春天，安子文與劉瀾濤、薄一波、楊獻珍幾位曾被牛寶正救過性命的老戰友，聯名向組織遞交了一份請求。

請中央批準調查“代號OX”的真實身份，若尚在人世，務必接回北京安排妥善待遇；若已犧牲，請為其正名立碑，表彰功績。

組織批準調查，機要人員翻遍當年的審訊記錄、監獄崗哨名單、探監登記簿，一張張排查，一頁頁比對，終于在一份1932年草嵐子監獄警務值勤表上，找到了牛寶正的名字。

調查組隨即奔赴山東，當他們抵達牛寶正所在的村莊，遞上聯名信時，他顫顫地問：“楊獻珍先生，還在？”

調查員哽咽：“他在北京，正等您回去。”

那一刻，這個沉默十四年的老人，終于放下干草，重重地嘆了口氣。

英雄終得其名

1950年暮春，北京，國務院第二會議廳，一位身著舊布褂的老人緩緩走入長廊。

走廊盡頭坐著四位等候多時的老人，安子文、薄一波、劉瀾濤、楊獻珍。

他們在沉默中起身，一句輕輕的問候打破寂靜：“老牛，你還記得我們嗎？”

牛寶正沒說話，只是點了點頭，眼眶泛紅，他一手搭上楊獻珍的肩，另一手卻一直攥著那封聯名信，那封寫著“代號OX必須找到”的信。

隨后，組織安排他擔任新成立的北京市看守所教育組“預審顧問”，這是對他“原監獄背景”的徹底澄清，更是一種象征性的肯定。

在這里，他不再是當年的看守，也不是受審的囚犯，而是“改革教育第一課”的講解人。

牛寶正住進了草嵐子監區附設的干部樓，墻上掛著一張舊照片，是他年輕時穿著獄警制服的模樣。

國家為他授予“人民功臣”榮譽稱號，待遇定為18級，按干部標準享受療養和補助。

他的事跡被送往新華社、人民日報，準備做“感動中國”的專題，可他一一謝絕。

直到臨終前，他仍堅持每日在監區轉兩圈，有時還坐下來教新人寫“保外就醫申請”“家屬聯系函”等最基礎的文書。

他用一生完成了從獄警到“信仰接力者”的輪回，也證明了：英雄從不只屬于戰場，忠義不必喧囂，草根亦能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