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預告（11.20）｜帝制起源：漢家制度與大一統的建構——《孝宣之治：漢家制度與西漢中興》新書分享會

漢代史研究知名學者曹勝高出版了新作《孝宣之治：漢家制度與西漢中興》，他將 “漢家制度”這個影響中國王朝歷史兩千年的重要話題重新提到了讀者面前。那么，“漢家制度”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政治制度，又是如何促進和深化了王朝中國的大一統建構？

11月20日（周四）20點，知名學者曹勝高與青年作家、書法家大生劉蟾將在視頻號@大生劉蟾直播間進行深度對談，以“帝制起源：漢家制度與大一統的建構”為主題探討西漢的統治制度與王朝大一統建構的相關問題。敬請期待！

對談主題

帝制起源：漢家制度與大一統的建構

——《孝宣之治：漢家制度與西漢中興》新書分享會

對談嘉賓

曹勝高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云山杰出學者

大生劉蟾 青年作家、書法家

直播視頻號

大生劉蟾（掃碼海報二維碼可預約）

11月20日（周四） 20：00—22：00

下面摘錄《孝宣之治：漢家制度與西漢中興》第十六章部分內容，以讓讀者對“漢家制度”的實質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和了解。

《孝宣之治：漢家制度與西漢中興》 曹勝高 現代出版社 2025年8月

漢宣帝劉詢提到的漢家制度，是早期中國形成的國家治理策略，也是古代中國行之有效的治理制度。其中，劉詢所言的“霸王道雜之”，點明了古代國家治理的三種路徑：

一是王道。以儒家學說為代表，強調耕讀。

其中，耕是耕地，讀是讀書。西周時期的經濟制度主要是井田制，“井”字外邊加上一個框，構成地理上的九宮格布局。也就是說，西周時期是按照井田制層層擴大，形成國家的地理空間。西周早期人少地多，開墾時通常尋找一大塊平整的土地，其中九百畝是標準的農田，分成九塊，一塊一百畝。耕作的時候，先種公田，種完公田再種私田，同時公田的產出歸周王室和諸侯的公室，剩下的都歸百姓。

戰國時期的變革，實際上就是實物地租的比例在擴大。也就是說，既然大家對在公田里白白種地有意見，那就不分公田、私田了，所有種地的人都要交實物作為地租。因此，從魯國的初稅畝到商鞅變法，再到漢朝的三十稅一，它們都是實物地租的征收政策。勞役地租到實物地租的轉化，正是春秋戰國經濟組織方式的轉型。戰國時期變法的主要內容就是，勞役地租如何轉化為實物地租，地租為國君所有還是為諸侯、公卿所有。

周朝的土地實行分封制。分封制就是周王室擁有天下的土地，按照周王朝的說法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天下的土地都是周王室的，天下的人都需要臣服于周王室。

分封制名義上確定了天下的土地是周王室的，周天子派諸侯過去守著這塊地。周武王、周成王就分封了很多諸侯，派自己的兄弟、兒子去統轄和治理；諸侯再分封大夫層層治理，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分層授權制。

周政是依托大夫、士階層建立起耕讀傳家的傳統。古代中國百姓所說的“耕讀傳家”，就是用耕種和讀書作為家庭風尚。例如，我們熟悉的五經就是孔子及其弟子等編訂出來用于“士”這個階層的教育和學習的。

周朝治理國家靠的是禮制和樂制。周公在周初制定了王朝之禮，在成康時繼續作樂，在宣王時修訂禮制。這些禮是給士人以上的階層用的，《禮記》說當時國家治理的原則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周政對中國歷史影響最大的是基于士階層形成的耕讀文化。對普通的士來講，要么成為讀書人，要么成為耕種者。士如果是王室的候補官吏，是可以擁有一塊土地的。士如果讀了書，朝廷可以用，就可以成為官吏；如果不讀書，就是普通的庶人。在當時，大夫階層和入職的士，已經把吃飯問題解決了，他們要思考的是社會如何運行，人如何做得更得體。

儒家基于周政建立的耕讀學說對中國歷史的影響非常大。后世的讀書人讀四書五經，學習儒家經典，通過鄉舉里選、察舉、科舉等制度進入朝廷的體系內，維護古代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以耕讀傳家的方式延續農業社會的小農經濟。但讀書人能讀書的前提是和平的環境，因而儒家學說特別適用于天下穩定的太平時期。當天下大亂的時候，儒家學說就缺少應對之道，因為其講究君子小人之道、仁義之道，不足以治亂。也就是說，只有在天下太平時用周制、用經學的理論，才可以實現海晏河清。事實上，中國歷代王朝的“上馬得天下，下馬治天下”，是法家和儒家的特長結合起來的產物。

二是霸道。以法家學說為代表，核心是耕戰。

耕是種地，戰是作戰。當時，國家依靠農業才能夠有所積聚，依靠戰斗才能有所發展。秦國從商鞅變法到統一東方六國，用的正是耕戰之法。

以耕戰立國的秦政是一元化的體制。秦國的先祖最初在甘肅天水一帶給周王室放馬，逐漸從一個家族發展成一個部族。到秦穆公時，借鑒東方六國和犬戎的治國經驗，開始建立秦制，逐漸地與東方諸侯國抗衡。秦孝公時，商鞅變法，建立了秦政。

周朝原本的管理方式是分封建國，是周天子把一塊土地分封給功臣或者子孫使其成為諸侯，諸侯們再把這塊土地分封給自己的孩子，孩子又把土地分封給他們的孩子，形成層層分封的結構。然后，諸侯們將他們土地上的一部分收入以貢賦的方式上交給周天子，這相當于讓他們管理這塊土地，然后把土地上的收入上交。也就是說，周天子直接分封的諸侯才對周王室負責并上交土地收入，而諸侯們分封的卿或士只對分封諸侯負責。

秦國是派官員去管理將新得到的土地，官員管理以后把收的租稅都交給君主，君主給他們發俸祿。這就是郡縣制的來源。換言之，西周的分封制是將土地分封給諸侯去管理，諸侯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只需要給周天子繳納賦稅就可以。秦國的郡縣制是君主派官吏去管理，土地所有權是國君的，與派去管理的官吏無關，管理者只有管理權。

漢朝初年，郡縣制與分封制并存，即實行郡國制；到曹魏時期，實行郡縣制；到西晉時期，又推行分封制；到明朝時期，也推行過分封制。

從國家統治層面來說，郡縣制是派出代理官員，官員只要把稅賦收上來即可，君主可以直接管理土地；分封制下君主不直接管理諸侯的土地，實行的是層層委托制。

其中，分封制的優點是諸侯要在一個地方待一輩子，其子孫也仍舊留在這個地方，對土地的投入精力就會很多，對地方的長治久安會很留意，有利于地方的建設和發展；缺點是地方和中央的關系越來越遠，時間一長血緣關系就淡了，也就容易發生動亂，如西漢的“七國之亂”、西晉的“八王之亂”等。

郡縣制的優點是海內一統，從中央到地方的土地所有權和行政權力都歸于君主一人之手，地方官員只是代替君主到地方行使權力，有利于中央高度集權；缺點是君主委派的官員只對上負責而不對下負責，往往在地方待三至五年就調任到其他地方，政策施行不能得到延續，很多問題不能得到根本上的處理和解決。

古代中國更多采用的是郡縣制，官員只對中央、對君主的任命負責。在古代農業社會，官員雖不容易造成太大的虧空，但有時候也會有例外，如在任期里把未來五年的稅賦先收完，至于五年之后會如何就不管了，因為到時候他已經調到別的地方了。從現實層面上看，郡縣制和分封制是各有利弊的。

因此，在漢朝初期，君臣對秦朝的政治制度進行反思后，決定同時實行分封制和郡縣制，即封國郡國并行。

在漢朝君臣看來，秦國是一元制的國家，上下只有一個聲音，實行一種律法和兵役制度，有利于集中力量辦一件大事。秦國的百姓平時在家種地，閑時在邊境打仗，通過打仗獲得額外的財富，可以被賜予爵位，而爵位既可以抵稅也可以抵罪。這樣，秦國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戰爭機器，不斷向外擴張和吞并土地，并擄掠周邊國家的百姓以獲得更多的人口。但是，秦國滅山東六國統一天下后，百姓沒有仗可打了，只能全部在家種地，不僅額外的財富沒有了，而且君主還用“焚書坑儒”來控制思想，并不斷征發徭役大興土木，以致秦王朝至秦二世而亡。

其實，在秦孝公時期，商鞅見秦孝公時就給出了三種治國學說。一是帝道，即按照堯舜禹湯的天時、地利原則來做事，因循自然地統治天下。二是王道，即以儒家所強調的“仁、義、禮、智、信”等統治天下。三是霸道，即以武力、刑法、權勢等統治天下。之后，秦孝公重用商鞅開始變革，史稱“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的核心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耕戰強國；二是弱民強國；三是帝道。

耕戰強國，采用的是國家一統的方式。在商鞅的政令之下，秦國上下將精力都放到種地和作戰上，百姓平時種地，農閑時就打仗；如果打勝了，秦國就有土地、有人民，百姓也能立功。

秦國實行“壹賞、壹刑、壹教”。“壹賞”是全國只有君主一個人說了算，制度是統一的。秦國的車馬、道路、度量衡、法令、文字是統一的，它把全國的一切都統一起來，政府的命令也能很快下達。商鞅變法之后的秦國只聽君主的命令，民間的“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以及評置權都歸國家。

弱民強國，是既不讓百姓過于松散，也不讓百姓過于積聚。商鞅所采用的什伍制度，是按照五家為伍，十家為什的單位編制，相互監督并組織起來。商鞅確定連坐法，人人自危，戶戶自保，以致百姓彼此監督，人人執法。

在秦滅東方六國建立起統一的秦帝國后，百姓不需要去對外打仗了，便被拉去修筑長城、建造宮室，然而，修筑長城和建造宮室與對外打仗不一樣，國家不但無法獲得土地、人口和財產，而且還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當然百姓獲取額外財富的手段也就沒有了，因而使得曾經的戰爭動員機制也就失效了。也就是說，秦國在對外作戰時，耕戰機制是非常有效的；但滅六國統一天下后沒仗可打時，秦國卻沒有及時從“馬上得天下”轉變為“馬下治天下”，所建立的戰時機制自然在面對新的國家治理環境下就轟然倒塌了。

在漢高祖劉邦建立漢帝國后，漢朝完全繼承了秦朝的政治制度，但吸取了秦帝國二世而亡的教訓。也就是說，漢朝的制度體系是秦政，思想體系卻是周政，也就是漢宣帝說的“霸王道雜之”，就是把王道和霸道結合起來使用。

三是帝道，是期望帝王帶領百姓實現無為而治、因循舊制。

其實質就是讓百姓自由生長，自己種地，不要求耕戰，不要求耕讀，不去干擾百姓的生活方式，“無為而治，與民休息”。漢朝初年的黃老之治，就是帝道的實行。

在戰國后期，要么秦國統一天下，要么楚國統一天下。秦國是一元化的國家，全國只有一個聲音，只有一個路徑。楚國則鼓勵有各種說法，不同的聲音都存在，可以批評和指責。

漢朝初年，來自楚地的漢高祖劉邦和他的功臣實行的“無為而治”，就是帝道的延續。也就是說，漢朝的制度中，除了霸道、王道，還有帝道一脈。因此，漢宣帝劉詢時期形成的漢家制度，實際是融合霸道、王道和帝道的帝王之道。

漢宣帝劉詢是漢武帝劉徹的曾孫，他曾對太子劉奭所講的“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是說漢朝是把霸道和王道結合起來用的，不是完全用周政，也不是完全用秦政，而是霸道和王道結合起來的帝王之道——漢家制度。

霸道主張國富民弱，是把國家有限的資源集中起來實現國富，百姓都是國家的臣民，完全服從于國家的需要。王道主張民富國強，是讓百姓富足起來，先民富后國強。一個國家到底如何實現民富，如何實現國富？霸道和王道有了分野，目標不同，路徑也不同。但是，國家要長治久安，就需要在國富和民富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采取恰當的治理策略，這才是“霸王道雜之”的含義所在。

劉詢在位二十五年，采用“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系統糾正了漢武帝時期的弊政，實現了西漢中興。班固在《漢書》中總結了劉詢的歷史功績：

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后嗣，可謂中興。

制作：凌小凡

初審：謝惠

復審：羅明鋼

終審：李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