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瀾昌
韓日關系又一次被幾件看起來“小事”的疊加推到了風口浪尖,讓人恍惚以為在看一場老戲的新版翻拍。韓國國會議長禹元植在社交平臺上直言,日本最近的一套動作把地區穩定的根基戳得不舒服,他要求日方真誠反省并展現負責任的態度。禹元植點名的不只是高調的修憲話語,而是那份把獨島——在日本話語里叫“竹島”——主權宣傳館擴建的決定。這一連串舉動,讓首爾不得不把外交與安全的耐心拿出來重新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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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本身只有不到兩平方公里,但政治分量遠勝其面積。獨島既是歷史傷痕的投影,也是民族情緒的敏感點。把對這一問題的主張通過展覽館對下一代進行“教育”,在首爾看來是把歷史爭議制度化的一步;在公眾眼里,這不再是兩國官場之間的書信往來,而是直接觸及國民認同與教育的動作,反應激烈是可以理解的。首爾已多次交涉要求關閉擴建部分,外交通報把這件事寫進了“強烈遺憾”的措辭里。
外交摩擦快速地倒進了軍事合作的現實層面。原本計劃在本月重啟的韓日聯合搜救演習被叫停,導火索是一樁看似技術性的請求:日本原先同意為韓國“黑鷹”飛行表演隊在沖繩中轉并加油,隨后卻以這些飛機曾在爭議海域附近訓練為由撤回支持。這一變動讓“黑鷹”團隊無法參加迪拜航展,繼而引發首爾對日方一系列外交與軍事交流的調整。軍樂隊取消訪問、自衛隊音樂節的缺席、搜救演習被推遲,像多米諾一樣倒下。短時間內,信任的膠水被頻繁拉扯,裂縫顯現。
歷史問題、領土問題、軍事互信,這三根線在韓日關系里一直交織。過去幾十年,兩國在經濟合作與安全合作中各有得益,但這些得益并不能免疫于情緒性的政治信號。修憲、主權教育館的擴展、對軍隊行動的態度,這些看似獨立的政策選擇會在對方社會里被解讀成更大的戰略傾向。對首爾來說,每一次顯性的“主權宣示”都會觸發防御式反應;對東京來說,強化國防話語和歷史敘述可能是內政政治的需求。外交的微妙處就在于:內政需要的措辭,可能在鄰國成了刺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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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合作的擱置帶來直接后果。韓日之間的聯合搜救演習自上世紀末曾有過多次合作,2018年出現的摩擦后就中斷了那些慣例,如今回到要恢復的議題,在這樣敏感的歷史時刻被叫停,說明兩國在軍隊層面的互信并未徹底恢復。實操層面的中斷,會把“合作的常態”變為“政治信號”的工具,這對地區安全的合作性構建并沒有幫助。
若把視角再拉寬一點看,這場風波暴露出東亞區域合作的一組深層矛盾:歷史記憶不被和解的事實依然存在,國內政治利益驅動下的民族話語常常會攫取外交議程,安全合作又不得不在現實威脅面前扯皮。短期內,韓日之間的互信修復需要更多可見的、穩健的步驟;這些步驟既要在政治層面給出誠意,也要在政策與教育層面避免刻板化的對抗話語。
對普通讀者而言,這不是一出高懸念的外交劇,而是一連串細小決定的累積效應。一次拒絕加油的決定可以讓一個飛行隊失去展示的舞臺;一次展館的擴建可以激化鄰國的教育議題;一句無節制的修憲論述可以把區域和平的心理預期拉扯出裂紋。外交的高明之處往往不是在大動作上,而在日復一日的細節中積累信任或消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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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一段時間里,觀察兩國能否把被點燃的議題降溫,將比任何一次高調會面都更重要。要把合作從“空中樓閣”拉回到基層的互信建設,需要雙方放下把教育與文化工具當作民族動員器的沖動,更多地尊重歷史事實的多樣解讀,并通過對話管道對敏感議題進行明確的約束。首爾要求的“真誠反省和負責任態度”并不是一句抽象口號,而是對一個現實問題的回應——政治表態要能夠被鄰國理解為穩定性的信號,而不是擴張的序曲。
韓日關系是否能從這輪波動中走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國政治家的勇氣與耐心:勇氣去對敏感歷史問題給出誠懇而具體的回應,耐心在日常的合作中恢復那種不容易被公眾情緒撼動的常態。外交不是舞臺表演,它要求反復的約定與兌現。若繼續讓每一次內政需要成為對外信號的借口,那么每一場合作都可能被拉進政治爭斗的漩渦。
街頭的憤怒或許短暫,但政策的連貫性與互信的恢復需要時間。觀眾們可以為每一次表態鼓掌或喝倒彩,但真正影響日常生活與地區安全的是那些看不見卻持久的合作:港口的互助、海上搜救的協同、空中補給的互信。當這些日常被政治信號打斷,受傷的就是普通人的安全感與對未來的預期。讀者在關注下一則新聞時,不妨多留意這些日常細節——它們才是衡量兩國關系能否回到正軌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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