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穿謊言，曝光潛規則

這一年，我見識了各種“規則”與“潛規則”，也周旋于其中。

“有些事，我們只做不說”，一位地級市商務局領導面對下屬的請教，在電話里如此回答。

能做不能說的事，一般叫“潛規則”，也可以叫“常規操作”。在一些地市，地方商務局為了完成上級要求的外貿出口目標，便聯系當地的外貿從業者開設空殼公司。這些公司具備出口資質，從沿海報關中介手中購買數據。這些數據形成于沒有資質的中小出口商家，他們不關心以誰的名字報關，買數據的也不關心出口的究竟是什么，而商務部門更不關心空殼公司有沒有人員參保、有沒有繳稅，財政局也只是根據名單和數額給企業發放獎勵資金。

這些“無主”的數據像新大陸，被需要的地方占領瓜分，換來掩耳盜鈴的政績。這樣的事情持續了十數年，已成常規操作，但依然無法擺到臺前，不然不會“只做不說”。直到政府“幫手”身陷囹圄，我們才通過采訪知道了行業秘辛，也才得到前述商務局長的通話錄音。

我們引述了企業主及家屬、公檢方、報關中介、商務部門官員和律師的看法以及大量的裁判文書和部委條文。報道發出后，行業內外的一些朋友給出了“扎實”的評價。

以上是我做出口數據造假報道的過程。

一般情況下，“潛規則”的利益相關方沒有理由向公眾媒體袒露運行規則。要做采訪，甚至是各方采訪幾乎是不可能的。而當利益平衡被打破時，共贏無法實現，媒體作為讀者的眼睛才得以看見矛盾激化背后的深層肌理。

這一年來，我們奔赴在全國各地事件現場，目睹和記錄變化的發生，在冷眼和熱血中交替。

偽造學歷邁入頂級醫學殿堂的“4+4”董小姐；挪用少林寺資產、搞不正當男女關系的釋永信；被反復使用，時而中標時而參賽得獎的“最忙五人組”；流傳數百年被收藏家后代捐給博物館卻又出現在拍賣會的仇英《江南春》……

2025年，這些“潛規則”被曬在太陽底下，老成世故的人也許會說“沒有新鮮事”，但更多的人表達了憤怒和對實事求是的渴望。向來如此的事情，如果禁不住公眾的審視和媒體的監督，那便不該如此。畢竟，戳穿謊言，尋求公正，是人最樸素的認知。

唯一不變的是變化本身，唯一常規的是常規被打破。

記者視為常規的操作也不得不順應時代去調整，社交媒體上的只言片語往往是突破關鍵；再“真實”的視頻也需要加以甄別；同事馬紀朝第一次拿起直播設備，漫步之中捕捉下少林新住持的珍貴畫面。

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光轉眼過去，我從幼兒園畢業到而立之年。新聞的主要傳播介質已從報紙電視轉向移動互聯網；下一個25年，執筆創作的甚至大部分已不是真人——AI創作的“記者手記”已經見諸報端。人們曾天真地以為，信息的極大豐富、檢索的極大便利，會讓謊言無處遁形，也會讓常識根植于世人內心。但現實提醒我們不宜過分樂觀：眼見為實的可能只是AI幻象，滿屏刷爆的也不過是一個人的信息繭房，價值觀割裂導致的沖突遠多于以往任何一個世紀。

“逃避可恥但是有用”或許會成為一些人的選擇，我們是否依然有理由相信，打破常規、打破潛規則、追求真相的調查報道依然有其存在的價值？習慣性的懷疑與自我懷疑也確實是這一份工作帶給我最大的改變。

這樣的拔高和追問出現在記者一年回顧的文章中，略顯空泛狡猾。不過，即便是記者，追問的權利在有些時候也已奢侈。

今年12月，一位知名政商人物被帶走調查的消息流傳，當我致電當地主要領導得到模棱兩可的答復后，我思考再三又撥通了政府官方電話，接線人出人意料地怒不可遏，將此事當成不可觸碰的禁忌，并怒斥我想害他丟掉飯碗。我這才認識到，敷衍搪塞并不是最壞的表達；當“等通知”成為常態，選擇追問就已經是怪異的舉動。

如果有一天，不追問成為了新的“潛規則”，甚至“常識”，我希望打破它的時間不會太久。